奇书网

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第2页）

这也就是说，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那场颇具历史意义的非基督教运动，并非当时的中国新文化知识分子漠视了来华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自晚清以来积极探索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26]，也并非如上述有的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造成当时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是那个时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然，它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深入发展，并同时彰显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基督教之间不可分割的特殊而重要的历史关系。

（二）新文化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时期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基督教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近代中国的知识界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历史意义。这是自清末废除科举制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这个舞台和自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标志。而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诸领域的各种主张、各个派别，都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纷纷亮相，相互激**，一较高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有了真正的民族觉醒，他们怀揣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共同梦想，将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

到1919年，改革的力量已汇集成巨大的势头，那些生活在城市的“两个世界气氛”中的人已能改变中国的公众形象。开展民族主义运动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等现代政党的建立已成为可能。公立学校里的年青一代，在1919年5月4日以游行示威的方式，发动了他们第一次重大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的父辈，那些常被指责为丧失民族性的教育家、专家和商人，都支持他们孩子们的行动。通过这次力量的显示和民族主义的呼吁，五四迅速成为一个传统，在整个20年代中就常常爆发民族主义运动。政治领导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发表看法并从中获得好处。民族主义已成为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因为它博得新老两代人的忠诚。[27]

台湾著名学者吕实强先生曾将民初中国知识界反对基督教问题归结为用西方的思想学说来反对来自西方的基督宗教。由此他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基督教问题划分为四种类型：一是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基督教，二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基督教，三是科学主义者反对基督教，四是自由主义者反对基督教。这看似说明民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从民族主义观念来评判基督教，但实际上民族主义仍然是当时各种主义者最深厚的一种思想意识。正如吕实强先生所说：“一般知识分子急于拯救与建设中国而兴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科学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一道，实际构成了当时知识分子“反教”最主要的三种理论基础。[28]

而著名学者叶嘉炽也说，“民国初年的思想界充溢着史无前例的民族主义的浪潮”。“民国初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项主要发展，便是反教情绪的成长。由于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早就有更改主义论者与存疑论者的存在，民初知识分子的仇视宗教并不能算是新奇，所新奇的乃是他们用以攻击宗教的武器及所持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儒家学者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拒绝宗教，现代知识分子之摈斥宗教，乃系由于他们认为反教是个救国问题。”[29]

实际上，如上文所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民国初期的民族主义固然有来自西方的渊源，但也有中国的特色。民国初期的民族主义主要是继承和发扬章太炎和孙中山等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来的。

近代著名民族资产阶级思想家章太炎是最早提出并阐释中国民族主义的人之一。[30]1907年他在《〈社会通诠〉商兑》中，针对严复译英人甄克思之《社会通诠》时比附中国宗法社会之义，批评一些人将当时中国爱国知识界排斥基督教的行为归结为落后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思想之影响的结果，提出并阐明其关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之观念，直斥基督教入华带有民族主义的国权侵入的特点。他说：

海外诸教，释氏先入于汉世矣，天方继入于唐世矣，基督晚入于明世矣。是时，人民望此以为导师，欢喜踊跃，如大旱之见长蝀。特一二士人以其背弃儒法，而被以异端之名，非社会之总意然也。若曰距今五十年中，常有排教之事，则不知基督教之来也，常挟国权以俱来，而所至有陵轹细民之事。入其教者又借此以武断闾里之间，是所以促其反动，而非由宗法社会使然……人民之排教也，以其借权而侮民，皆于宗法社会无所关系云耳。

章太炎的这一阐释在当时不仅对于古今不同的民族观念进行了明确的区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与中国的国家主权之维护与侵夺有直接的关系[31]，基督教之所以在中国受到排斥，不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和社会服务没有可取之处，而主要是因为它“常挟国权”而来，侵犯了中国的民族主权。

1915年编辑出版《青年杂志》的陈独秀是民初知识分子当中最早从民族主义立场对基督教进行批判的人物之一。他在该刊的创刊号的首篇《敬告青年》一文中，明确指出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近代民族的强大，就在于人权与科学两个东西：“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32]他将“科学”作为拯救中国民族灾难的两大法宝之一，并以此批评西洋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播的基督教“迷信神权”，只能取得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儒家纲常名教束缚中国进步一样的作用：“宗教之功，胜残劝善，未尝无益于人群；然其迷信神权，蔽塞人智，是所短也。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33]又说：

耶稣之教，以为人造于神，复归于神，善者予以死后之生命，恶者夺之，以人生为神之事业。其说虽诞，然谓天国永生，而不指斥人世生存为妄幻，故信奉其教之民，受祸尚不若印度之烈。加之近世科学大兴，人治与教宗并立，群知古说迷信，不足解决人生问题矣。[34]

他还说：

像那耶稣教说：人类本是上帝用土造成的，死后仍旧变为泥土；那生在世上信从上帝的，灵魂升天；不信上帝的，便魂归地狱，永无超生的希望……耶教所说，更是凭空捏造，不能证实的了。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有无，既不能证实；那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了。[35]

说耶稣之教不足以解决现代人生问题，当然就是说它更不能解决中国的民族救亡图存问题。为什么基督教的人生观无益于解决民族救亡问题呢？1916年他发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在明确表达他的民族主义爱国观之时，仍然以科学批评宗教，强调只有科学才可以救国，基督教等宗教不可能救国，之所以有人信奉基督教，不过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而已。如其所说：“吾人无宗教信仰心，有之则做官耳，殆若欧美人之信耶稣，日本人之尊天皇，为同一之迷信。大小官吏，相次依附，存亡荣辱，以此为衡。婢膝奴颜，以为至乐。”[36]

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其理由颇繁，姑略言之。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为法者，部分的，一时的，当然的也，宗教、道德、法律皆属之。无食则饥，衰老则死，此全部生物永久必然之事，决非一部分一时期当然遵循者。若夫礼拜耶和华，臣殉君，妻殉夫，早婚有罚，此等人为之法，皆只行之一国土一时期，决非普遍永久必然者。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然后宇宙人生，真正契合。此非吾人最大最终之目的乎？或谓宇宙人生之秘密，非科学所可解，决疑释忧，厥惟宗教。余则以为科学之进步，前途尚远。吾人未可以今日之科学自画，谓为终难决疑。反之，宗教之能使人解脱者，余则以为必先自欺，始克自解，非真解也。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虽缓终达。若迷信宗教以求解脱，直“欲速不达”而已！[37]

陈独秀从科学救国的目的出发，最终将科学与宗教完全对立起来，从而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这使他与五四前后吴稚晖、胡适等人要求以科学代替宗教的唯科学主义者走到了一起。[38]次年，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偶像破坏论，基督教所崇尚的耶和华上帝当然也在他的偶像破坏之列。他说：“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倘不能确实证明，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39]陈独秀当然没有想到，他打倒了所有的传统信仰的偶像，可是他已经树立起来了一个新的偶像——科学。

就在陈独秀猛烈批判基督教的上帝和耶稣不久，另一位著名的知识分子朱执信也对耶稣发起了攻击。他在1919年12月25日出版的《民国日报》“耶稣号”上发表了《耶稣是什么东西？》一文，借用东西方一些无神论学者的观点，从历史上的耶稣、圣经中的耶稣、新教徒的耶稣、新理想主义哲学者的耶稣和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耶稣等五个方面，分别对耶稣的虚伪性、自私性和无抵抗主义等进行了批判。但同时，朱执信也不得不承认：

一些学者将朱执信看作近代反对宗教神学，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先锋，可是忽视了朱执信有对基督教平等、博爱等精神的公开肯定。虽然朱执信特意说明圣经中耶稣讲平等、博爱的精神并非完全出自耶稣，也是自古相传的训戒，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通过圣经和耶稣信仰，人类的平等和博爱精神才得以在历史上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地宣扬开来，并不断落实到人类活动当中。这不能说完全与基督教无关。因此，从事实来看，朱执信并不是完全否定基督教的。他所反对的，主要是那些他认为违背了基督教平等、博爱精神的基督教会。朱执信的这一观念发表不久就有了陈独秀几乎完全相同的表述。

1920年，陈独秀在反思他多年所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时，明确主张：“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并特别强调地指出：

宗教在旧文化中占有很大的一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因为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代替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罗素也不反对宗教，他预言将来须有一新宗教。我以为，新宗教没有坚固的起信基础，除去旧宗教底传说的附会的非科学的迷信，就算是新宗教……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完全不曾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41]

这意味着陈独秀并非要完全消灭宗教，甚至是要有新的宗教，认为这更符合社会和人性的需要。他所反对的并非一切的宗教和某种宗教的一切内容，而只是反对与科学相冲突的宗教或宗教内容。

就在同一年的元旦，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自杀论——思想变动与青年自杀》，针对1919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学生林德扬在三贝子花园投水自杀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这是近代思潮所造成的：“近代思潮中有这种黑暗杀人的部分吗？有的，有的，有的。”陈独秀所归纳的“近代思潮”是什么呢？“唯实主义，本能的，自然的，地上的，物的，全恶的，全丑的，现世的，人性与兽性同恶，科学万能，唯我，等等。”他说：“这种新思潮，从他扫**古代思潮底虚伪、空洞、迷妄的功用上看起来，自然不可轻视了他，但是，要晓得他的缺点，会造成青年对于世界人生发动无价值无兴趣的感想。这种感想自然会造成空虚、黑暗、怀疑、悲观、厌世、极危险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能够杀人呵！”[42]很显然，他将近代的科学万能论看作杀人的思想利器之一。这种能杀人的利器，当然不能代替一切，也不能代替宗教。这就意味着他此前所提出的“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已经被他自己所修正。科学不能完全代替宗教，就意味着宗教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那在陈独秀的眼里，作为西方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有什么合理性吗？

也是在这一年，他还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在该文中，他开宗明义指出基督教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史上的一种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而且许多其他问题也与之相关，我们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它、排斥它。他说：

基督教在中国已经行了四五百年，奉教的人虽然不全是因为信仰，因为信仰奉教的人自必不少，所以在近代史上产生了许多重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向来不把他当做社会上一个重大的问题，只看做一种邪教，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不去研究解决方法。所以只是消极的酿成政治上、社会上许多纷扰问题，没有积极的十分得到宗教的利益……所以我以为基督教底问题，是中国社会上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44]

正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对待基督教，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就与那些完全否定基督教有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将基督教仅仅看作邪教的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认为，“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就是“耶稣教我们的人格，教我们的情感”，“除了耶稣底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义。这种根本教义，科学家不曾破坏，将来也不会破坏”。而这些正可以补充我们中国文化之不足的，实际上也正可以补充中华民族复兴精神的一些缺陷。他进而指出，破坏基督教的，并不是那些反对基督教的科学家，而是教会当中那些把传教当饭碗的愚人，亦即吃教的人。他甚至针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的基督教之所以被社会所批判，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吃教”的人太多，甚至一些政客利用基督教，宣扬什么“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完全违背了耶稣“爱你的邻人”的教导。[45]

这一年正是陈独秀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二个年头。再过一年，即1921年，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成立，开创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历史的新篇章。

在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爆发前夕，陈独秀在《先驱》杂志上发表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明确指出：“我们批评基督教，应该分基督教（即基督教教义）与基督教教会两面观察。”直指基督教“教义中最简单最容易说明的缺点，就是上帝全能与上帝全善说矛盾不能两立”，并批判了圣经上的各种神迹说法，认为这些是没有历史和科学依据的。但同时他又指出：“博爱、牺牲，自然是基督教教义中至可宝贵的成分，但是，在现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侵略之下，我们应该为什么人牺牲、应该爱什么人，都要有点限制才对，盲目的博爱、牺牲反而要造罪孽。”这显然是延续了他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中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和辩证认识方法。

大战杀人无数，各国的基督教教会都祈祷上帝保佑他们本国的胜利。各基督教的民族都同样的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德国宣教师在胶州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我给你圣经，你给我利权”这句话，真形容得他们惟妙惟肖。无数的宣教师都是不生产的游民，反要劝说生产劳动者服从资本家。无一国的教会不是日日向资本家摇尾乞怜，没有财产的新教教会更甚。我们眼见青年会在中国恭维权贵**财主猎人敛钱种种卑劣举动，如果真是基督教的信徒，便当对他们痛哭。无论新旧教会，都以势力金钱号召，所以中国的教徒最大多数是“吃教”的人。教会在中国所设学校无不重他们本国语言文字而轻科学，广东某教会学校还有以介绍女生来劝诱学生信教的，更有以婚姻的关系（而且是重婚）**某教育家入教的。势力金钱之外，还要用美人计来弘教，是何等下流！[46]

很显然，陈独秀坚决反对全盘否定基督教教义中博爱、牺牲等积极的精神。他反对基督教，重点不在用现代科学批判或根本否定基督教的教义，而是着眼于他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救亡图存观念。这一点，在随后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过程中都表现出来。不过，有趣的是，陈独秀此文与随后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激烈反对基督教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和《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章程》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通电》发表在同一期的《先驱》杂志上。

正如有学者所说：“1919年夏到1922年春，新文化运动中对宗教问题的争论，成为非基督教运动的序曲。担当这一社会角色的是少年中国学会。讨论的发端是信仰宗教者能否入会的争论。”[47]

经过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洗礼，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和出国学习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时代自觉。由李大钊、王光祈、李璜等人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而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于1919年7月成立起来的，并很快影响到国内外的广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中，成为当时各界爱国知识分子的总汇。到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已发展到68个会员，在成都、上海、南京、巴黎、东京等地都有分会。据该会的主要发起人王光祈后来回忆：

这也就是说，少年中国学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承担起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以复兴中华民族。

1920年9月，在留学巴黎的会员建议下，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执行委会决定禁止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为会员。这一决定，立即引起了部分会员的反对，田汉的反对最为激烈。他在给学会执委会曾慕韩的信中毫不含糊地说：

信教自由，载在约法。宗教信仰的生活，亦与人的物质生活、头脑生活，鼎立而相辅相调和。宗教在希伯来人信God，艺术的希腊人信Gods。泛神、一神其为宗教信仰等也。托尔斯泰信ity，额德信Pantheism，他们俩的人格中间不见有何颉颃。James主张人宜存（Religiousess）宗教意识，伯尔逊的哲学穿着神秘的衣。说者谓伯氏的哲学之有生命处、伟大处，真是他能把赤热的哲学白热之，把犹太的神秘思想变科学艺术一炉而冶也。罗素的宗教论也说得持平，承认人类物质、头脑、信仰，三种生活要平均发达，不可偏重。杜威他说人于理性之背后，有非理性的信仰，所以成其大。我自己也觉得，我虽然没有入甚么教，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弟兄一般的朋友，叫做张涤非的，我和他约束要他永久和我一块儿建筑《少年中国》的新剧场，蒙他承认了。我便介绍他入会。他读了法兰西号，忽然不肯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虽然不信基督便真是上帝的儿子，我却信基督说的许多的好话，好教训，并且爱圣经上许多好文学。我现在并且已经是个，你也知道的，我最初以为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很艺术的、很自由的，富有研究的态度的学会，谁知却是这么一个专制国，不独信教自由没有，并信仰自由都没有。我固然不愿意入会，恐怕你也不能不自请出会呀。”我看第四期才知道，巴黎同人议了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许入会，已入会者要自请出会。而评议部诸君竟不谘也率尔通过了。[49]

田汉在文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世间上的大艺术家、大思想家，没有不同时是宗教家的。武者小路等所理想的天堂是新村，我们所理想的天堂是少年中国。照我不可不都做少年中国的宗教家，少年中国主义的使徒。信耶稣的人，他能体会基督的精神，实行少年中国主义而宣传之的时候，宗教信仰到底于少年中国有何害处，杨怀中先生宗教论中谓‘信仰与游戏，乃人性中固有最真挚、最迫切之要求，非可法令论说破坏之者’。”他甚至激愤地指出：“我以为少年中国诸少年所差者，正是一点宗教的信仰。”因为他有着对基督信仰的亲身感受：

基督教信仰在田汉和他的朋友张涤非看来，并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们心灵上的，而是他们自觉自愿接受的，是他安心立命的需要，也是欧洲近代史上许多文学艺术大家安心立命之所在，并不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相冲突的。

学会执委左舜生将田汉给曾慕韩的信转了一份给武汉会员恽代英。恽是当时著名的武汉地区学运领袖，向来批判宗教，认为现在是个宗教末日的时代，谈信仰不谈宗教。[51]1918年5月6日，恽代英过江汉至汉口圣保罗教堂，听基督教青年会艾迪先生演讲，“对其‘教育之为能力，可使国强，可使国亡’深为同感”。并于“与林育南、沈仲清聚会，报告以前以后对于国耻之感想及行事”。还整理艾迪的演讲笔记，记下艾迪先生所说“欧洲战地之兵士，常闻站拢之声，盖一人向前易于丧命，一人退后又失却一分战斗力也。故今日救国亦宜站拢，站拢，站拢，人们啊，一个人不能救中国”。从这几件事可以反映出恽代英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救国思想。但当他的朋友Jordan（乔丹）和汪伯平“力劝其入宗教，未答应”。[52]这里所谓的“宗教”，就是基督教。他为什么不能入基督教呢？5月9日，他“对于连日听余章先生及艾迪先生演说，生如下感想”：“对于信教，吾之不赞成有三种理由：吾等不能信上帝，不能信耶稣为神子，则虽信教不过自欺，修养、助人两无裨益。如谓可不知而姑信之，则吾有良心说，职分说。”[53]也就是说，他压根儿就不曾相信过上帝和耶稣的真实性，就不可能违背良心入教而自欺欺人。应该说，恽代英早期对于基督教青年会及基督教本身并无恶感，反而从青年会的艾迪先生演讲中获得爱国和救国的思想启迪。他不信基督教，不是因为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而是因为上帝和耶稣不可信。也就是说，他这个时候的民族救亡图存思想还没有将反对帝国主义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