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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宗教与进化论思潮（第1页）

一、近代中国宗教与进化论思潮

（一）近代中国进化论思潮的特点

进化论最早出现于19世纪中叶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Darwin）于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该书刚出版时引起很大的争论，由于它直接威胁着基督教的神创论，因此来自基督宗教的批评非常强烈。但是，由于进化论的传播与近代的启蒙思潮和科学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因而很快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承认具有恒定不变的绝对真理，相信一切都是由环境决定的。当然，宗教、文化和各种思想等因素，都是变化的、历史的。进化论也因此成为19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西方思潮，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接受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并由此产生了社会进化论、伦理进化论等各种社会思潮。

对于进化论，19世纪也有不同的主张，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HenryHuxley，1825—1895）就认为生物界中物竞天择的原则在人类社会中显得过于残酷，主张用人力来救治缺憾，写成了《进化与伦理》（Evolutiohics）一书。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则坚持达尔文生物学上的“物竞天择”原则，认为慈善或救济都是不应该做的。最早介绍进化论来中国的晚清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既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不是斯宾塞的著作，而是赫胥黎的《进化与伦理》，从这里可见严复所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人文关怀。自严复将进化论介绍到中国之后，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就开始发生巨大的改变，进化论成为清末改良主义思想家和辛亥革命思想家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普遍接受的一种思想利器，正如一位学者所说，“进化论这个朴素的观念，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1]有人甚至将中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称作是“进化时代”，因为进化论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社会各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这一时期受进化论影响最大而且在中国最为突出的是直接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激进主义，因此这一时期也可称作中国的“激进时代”。[2]这也就是说，近代中国的进化论思潮与政治改良和社会革命思潮紧密相连，并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主流的重要基础。

有关中国近代进化论社会思潮，晚清时期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进化论思想，已经有过许多研究成果了，在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谈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社会的进化论思潮，以及宗教界对进化论的反响。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无疑是进化论思潮最有力的推动者，他在亲手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期上就曾说过：“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3]这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离不开近代人权说、进化论和社会主义，而这三种思潮实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陈独秀很明确地肯定进化论思想的重要价值，将它看作欧洲传统主流意识形态——基督教神创论的摧毁者和法兰西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他说：

欧人笃信创造世界万物之耶和华，不容有所短长，一若中国之隆重纲常名教也。自英之达尔文，持生物进化之说，谓人类非由神造，其后递相推演，“生存竞争”、“优胜劣败”之格言，昭垂于人类。人类争吁智灵，以人胜天，以学理构成原则，自造其祸福，自导其知行，神圣不易之宗风，任命听天之惰性，吐弃无遗。而欧罗巴之物力人功，于焉大进，世多称生物学为19世纪文明之特征，然追本溯源，达尔文生物进化之说，实本诸法兰西人拉马尔克（Lamarck），拉氏之《动物哲学》出版于千八百有九年，以科学论究物种之进化与人类之由来，实空前大著也。其说谓生物最古之祖先，为最下级之单纯有机体。此单纯有机体，乃由无机物自然发生，以顺应与遗传，为生物进化之二大作用。其后五十年，倾动世界之达尔文进化论，盖继拉氏而起者也。法兰西人之有大功于人类也又若此。[4]

陈独秀充分肯定进化论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倡导从进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从而鼓动人们不要拘泥于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制度及其文化形态。在他看来，在一个变革的进化的时代里，旧的不合时代需要的东西都将被淘汰，新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文化与制度都有可能产生。因此，对于广大青年人来说，应当自觉地适应社会进化发展的需要，除旧布新，自觉接受生存竞争的挑战，树立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成为“进步而非保守的”的新青年。他说：

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之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骚骚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5]

在这里，陈独秀很明确地告诫广大青年，优胜劣败的法则不仅适用于生物界，也适用于社会人群，大家应当适应时代进化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进步，才不会被社会和历史所淘汰。而他所阐扬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导精神，就是创造与进化。这也是他积极主张中国广大知识青年应当努力救亡图存的思想基础。正如他所说：

新文化运动要注重创造的精神。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6]

进化论所昭示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人类的生存犹如动物的生存，没有竞争力，就没有抵抗力，也就很难获得生存的机会，最终将被社会历史所淘汰。在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强力压迫和剥削中华民族的时代，广大中国人，尤其是广大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必须充分认识到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之所以遭受历史上空前的文明劫难，就是因为敌人太强，而我们太弱，无法与敌人竞争，反而受到强敌的奴役。因此，陈独秀和广大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强国强民和强兵。而进化论几乎成为陈独秀们激发思想自觉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因此，直到“五四”后期，陈独秀仍然高度评价进化论的重要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他说：

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通一切有生、无生物。一息思存，即一息不得无抵抗力，此不独人类为然也。行星而无抵抗力，已为太阳所吸收；植物而无抵抗力，则将先秋而零落；禽兽而无抵抗力，将何以堪此无宫室、衣裳之生活?人类之生事愈繁，所需于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无日无时无之，治于医药者只十之二三，治于自身抵抗力者恒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对外而无抵抗力，必为异族所兼并；对内而无抵抗力，恒为强暴所劫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虽尧、舜之君，将化而为桀、纣；抵抗力强毅之民族，虽路易、拿翁之枭杰，不得不勉为华盛顿，否则身戮为天下笑耳。自社会言之，群众意识，每喜从同；恶德污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恶，视为其群道德之精华。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贪残成性，即有好善、利群之知识，而无抵抗、实行之毅力，亦将随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诸天性，强言不欲，非伪即痴。然纵之失当，每为青年堕落之源。使抗欲无力，一切操行，一切习惯，悉难趣诸向上之途，而群己之乐利，胥因以破坏。[7]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重要思想家鲁迅也是一位进化论的极力推崇者。一个“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来了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觉得书中“写得很好的文字”，“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8]因此，进化论一直是鲁迅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从1903年起，鲁迅还相继发表了《中国地质论略》《中国矿产志》《人之历史》等论著，宣传生物进化论的“劣者必先，优者必后”思想。但是，鲁迅面对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强权政治及其所制造的灾难，开始反省进化论的优胜劣汰思想。他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痛斥帝国主义打着进化论的招牌侵略弱小国家、奴役异族人民的罪恶行径，并把帝国主义者称作“兽**国之士”。他说：“盖兽**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强盛，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臣仆不慊也。”

因此，在五四前后，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进化的生存竞争所带来的负面性。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崇尚强权的欧洲近代文明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批评，人们开始接受20世纪初克鲁泡特金提出的互助论，认为进化论的生存竞争理论应当结合互助论，人类的生存不能仅仅是优胜劣汰，还应当有互助共生。

鲁迅的胞弟周建人也是五四时期活跃的人物。他在反思进化论的影响时说到，是世界大战让人们省思进化论生存竞争理论的弊端，一些人将战争的发生归咎于达尔文的进化学说：

“生存竞争”即旧译所谓“争存”，输入还在戊戌政变以前。其时的读书人不但心以为然，而且还用作催促革新的方便，所以争存说非常风行。到后来，革新与复旧两俱失败，国人略略自己觉到劣点了，于是对于争存生出恐怖。只有恐怖而不肯努力，于是又变了怨恨，甚且至于怨恨到达尔文，说他提倡争存，便是这回大战的引子。[9]

正是在这场文化反思的过程中，本来早在世纪之初就出版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突然在欧战后流行起来，一再翻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这一流风也很快传到中国，正如周建人所说：“那时候鼓吹的意思，已经与著者的本意不同了。然而中国几个沦客，却又以为此说驳倒下达尔文，从此可以从生存竞争里救出，是一种有益社会的学说，扶助人类的福音。”[10]但是无论怎么说，还得承认人们对进化论的强力说不再像往日那么崇尚，而希望有一种新的能够克服进化论生存竞争说弊端的理论。

周建人并不完全同意互助论就能够化解进化论的危机而取代进化论在社会中的影响地位。因为，在他看来，互助更多地表现为有限的团体或群体，最终仍不能避免团体或群体之间的生存竞争。他说：

互助利于生存，仍不能免去生物的生存竞争。对于团体以内是互助，对于团体以外还是有竞争。所以中国论者之所谓互助说打破了自私自利的进化论这一类话，实在陷于谬误，生物界现象极纷歧，关系也很错杂，合群的生物因为习性相同，成为大群，抵抗力因而增强。虽然是利，但习性相同，食物嗜好也就相同。据达尔文的意思，此中却又埋伏着生存竞争了，候鸟迁徙的时候虽然合成大群，但胸部狭小、翅羽不强的，就容易遇到危险，中途坠死。也就是互助之中，仍行着生存竞争了。所以，互助说并不能打破进化论。而克鲁泡特金的本意，也不在打破进化论。[11]

不过，周建人对于进化论的认识并不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影响而走向偏激，他也不排斥互助论，只是，他觉得进化论并非同类相残，互助论也并非完全使各方受惠，现实的合理情形应当是两者并存，相互补充。他说：

生存竞争与互助两说，在今日不害其并存，谅将来也便如此。至于各有上述的不足，则因达尔文对于研究生物进化，是一个开始者；克鲁泡特金对于观察生物现象，是偏用了人间社会的眼光。至于中国论者的恐怖与怀疑，是在将生存竞争误解为同类相残，互助又误解为受惠![12]

周建人的上述观点，其实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观念，即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进化论及其生存竞争学说，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寻找一种新的理论能够克服进化论的残酷性，即互助共存。而这种观念正是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流行的重要思想土壤。

（二）近代中国基督教对进化论的调适

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与基督教的神创论是根本冲突的，因为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创人之说。近代中国基督教徒在清末民初进化论社会思潮非常流行的时候，或许是碍于神创论与进化论的根本冲突，而极少去回应来自进化论的挑战。清末来华传教士林乐知等人译介《人学》等书时，力图以基督教信仰代替进化论社会观，以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观，来反对由严复等人传入中国的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强调拯救中国之衰弱，不在遵循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而在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论。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由梁启超、严复等人积极介绍和颂扬的社会进化论形成鲜明的对照。[13]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中少数先进从中国的救亡图存现实出发，积极地吸收和融合具有革命思想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不仅自觉地回应了近代以来的进化论思潮，也努力阐释中国基督教的进化论观念。后五四时期不懂西学和外语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吴雷川就是一位典型的例子。他不仅自觉地吸收进化论的观点，而且还认为进化的根本就是上帝的真理。

在谈到民国初期的基督教与进化论之关系时，人们或许会想到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西方基督教神学中的“进化神学”（Evy）或“基督教进化论”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新教神学家艾波特（LymanAbbott，1835—1922）和法国天主教神学家德日进等。从“进化神学”或“基督教进化论”的字眼中就不难看出，它是回应当时进化论全球思潮的一种产物，也就是说，它是结合基督教观念与进化论的一种神学思潮。这一神学流派主张现代神学应以内在论和进化论来重新考虑上帝与人世的关系，认为世界的演变、发展和进步反映上帝的意志和主宰，进化论同有神论并不矛盾。基督教进化论者认为，自然进化是一种理智的结构，上帝正是以其内在生命力来塑造自然。德日进甚至提出进化一元论，认为人是宇宙进化过程的顶峰，人的全球性统一和汇合将预示万物在上帝中的完全合一，它即构成整个进化过程之终点的“欧米伽”（Omega，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意指“终结”）。[14]那么吴雷川是否受过当时西方基督教进化论之影响呢？至少我们从吴雷川的著作中未能看到任何迹象。而且，吴雷川的基督教进化论是有其独特性的。

1。“人群进化是上帝的真理”

吴雷川认为，宇宙变迁、人群进化，是世界公例，而世界进化是以人类的思想为动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