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一节 树倒猢狲散（第2页）

其实，武昌事变以来，资政院的处境也是进退两难，其举动颇致舆论不满，尤其是汉口虐杀事件发生，加之沪苏杭等地相继失陷，南中民情激愤，无论如何调停，恐终无效。日本人士相川告以日本立宪是王政复古，中国则是民政复古，“论甚新警”。只是“强邻环伺，岂有幸哉”，（1044）汪荣宝心中仍然认为中国的情势唯有维持清朝，改行君主立宪，才能维系国家统一，防止瓜分与分裂。资政院有议员鉴于各省摇动，倡议采用美国联邦制度，嗣后各省行政长官由省议会公举，征询汪荣宝意见，欲由资政院具奏。汪荣宝以现在各省正在纷扰之中，无论何等朝命，均不能行，此举亦恐无效，因而劝令姑待。（1045）

其时汪荣宝又被派为法令全书总纂，可是往官报局视事，却无人应答。获悉吴禄贞为旗兵所杀，担心满汉相仇，必将演成极大惨剧，决定明日避往天津。又风闻天津、保定已变，只好改往华东饭店安顿家属。稍后又知京津电话仍通，再次变计，决定仍然赴津。（1946）九月十八日（11月8日），汪荣宝携带家眷，勉强挤上火车，情状狼狈不堪。到津后预订客栈已经人满，不知何往。后眷属在分栈落脚，汪荣宝则携卧具到陆宗舆家借宿。（1048）因形势不明，客栈不能久居，遂设法在天津寻觅租屋。

眼看局势日危一日，京官纷纷出京避难。与汪荣宝关系密切的陆宗舆、金邦平、杨度等均到天津，转达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的意见，谓京师现在无事，大局颇有转机，议员应早日会集，定于廿三日开会。汪荣宝遂与杨度（皙子）、汪精卫（季新）、李景和（孟鲁）、范源濂（静生）、江翊云、黄远庸等人商议发起国民议会，决定先行组织国事共济会，由会中提出陈请书于资政院，请召集国民议会，解决近日武力纷争之问题。廿二日晚饭后，李景和与林志钧（宰平）前来报告国事共济会发起事宜。为加速商定妥当办法，决定连夜接续进行，先是一同前往陆宗舆（闰生）处，接着又同往杨度处会商，直到凌晨三时而散。（1051）

次日早起，风闻武昌、南京、安庆等地清军获胜的不实消息，转告各友，颇觉疑讶。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汪荣宝应昨晚电话通知回京，到资政院参加谈话会，讨论与袁世凯交流资政院关于各项大事的态度立场，被推为四代表之一。当晚谒袁，袁首述主张君主立宪之宗旨及理由，对于信条上种种疑问，次言对内对外各种困难，末言辞职大意。汪荣宝等一一为之解释，并劝其当以天下为己任，不可固辞。袁允再商。（1053-1054）后袁世凯就任总理大臣，而汪荣宝对于新内阁的用人颇感失望。

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汪荣宝专程到统计局与杨度就国事共济会问题再次商议。两天后，又到李景和家与杨度、范源濂、汪精卫等人商榷国事共济会办法。恰在此时，袁世凯内阁成员连同副大臣名单一并发表，杨度被授为学部副大臣，为了便于国事共济会立场持中，取信各方，杨度特意辞去官职。

资政院寄望于袁世凯政府有所作为，拟定应予协商之事。九月三十日（11月20日）早10时，汪荣宝造访杨度，关于国事共济会问题商议许久。其间范源濂、汪精卫先后来谈。是日资政院开会讨论剪发、改用阳历各案，议决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改为宣统四年元旦。接着讨论国事共济会陈请事件，提议不以武力决定帝制与共和，而将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交付国民会议表决，以免生灵涂炭，国家分裂。范源濂首先表示赞成之意，经三四位议员发言讨论后，有议员喻志韶起而反对，宗室某君和之，拍案大呼，声震议场，秩序大乱。议长遂宣告散会。（1059）次日，徐佛苏来访，主张南北分立，力言统一主义不可行于今日，且谓国事共济会徒滋纷扰。“所言亦颇有理由。”是日剪发、改历案具奏，未有谕旨。据说尚须经内阁会议方可决定。（1060）这时资政院自身已成众矢之的，而多数议员会议时尚主张对革命党痛剿，“真可谓至死不悟矣”。（1063）

十月六日（11月26日），汪荣宝等人在天津看报风闻官军占领大别山和汉阳城，群相骇诧，“若此，则武昌殆矣”。晚饭后，汪荣宝与来访的友人同往日本理发店剪除发辫。（1065）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汪荣宝往谒袁世凯，“告以大势之所趋及国民意向之所在，不宜过事拂抑”。袁世凯则称“外交危急，历引三韩故事为鉴，现在总以赶速平和了解为要，亦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1068）次日徐世昌来访，“谓革党近在奉天、大连等处有所举动，颇有日本人在内为之主谋，并接济军械。俟革党发动，日本政府即以兵据奉天。盖运动中国内乱，因而乘机以平乱为口实，遂其野心也。又闻英人进兵广州，法人进兵云南，若再不解决，必召瓜分之祸。属设法将此意宣布国民，先将奉天暴动暂行按住，徐商平和解决之策。余允到津与闰生一商”。（1069）第二天，汪荣宝果然找了陆宗舆、杨度、汪精卫（季新）、顾鳌（巨六）、李景和（孟鲁）等人商议办法。（1070）

十月十六日（12月6日），曹汝霖来函，告以法国借款已成画饼，英美德法俄日六国连约决定不借华债，“真是致命伤。京师仅余十日之粮，过此必将生变云。旋与闰生议，以北京政府既不可支，若非有继起之新政府，何以立国。因联名致书电帅，劝其速行组织内阁，以免瓜分。”劳乃宣还在“运动提出宪法信条追加条文，凡有违反纲常礼教之议决事件，皇帝有不裁可之权。已得三十人以上之赞成。”（1075）

两天后，汪荣宝回京，到陆宗舆处，顾鳌、李景和、金邦平（伯平）等以两军在汉口开平和会议，欲另行组织团体，相机补助。汪不欲预闻其事。（1077）二十一日（12月11日），有河南人曾广为来见，据称奉武昌军政府命，进京游说袁世凯，告以革党宗旨欲以共和之名义暂行开明专制之精神，项城如果有意，决无人愿与争总统之一席。此行拟由蔡廷干介绍见袁世凯，一探其意见。（1080）后经蔡廷干接洽，袁世凯拒不相见。（1083）

隆裕太后与侍从太监合影

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汪荣宝旅居无事，私拟媾和条款数事：第一，改大清帝国为中华民国；第二，民国之统治权由国民依宪法组织各机关行之；第三，大清皇帝及其继统之子孙永远享有皇帝之高称及荣誉；第四，皇帝驻跸热河；第五，皇帝于皇室自治事宜有制定法规之权；第六，皇族之有爵者依旧世袭；第七，皇族除特免兵役义务外，与国民有同一之权利义务；第八，皇室经费年三百万圆；第九，本约与民国宪法有同一之效力。“似此调停君民之间，彼此均可相安无事，实为上策。未审会议诸君见及此否？”（1081）次日，汪荣宝将所拟媾和条款示来访的张心榖，张大赞成之，遂访陆宗舆，初意约其一同入京将条款游说徐世昌转达袁世凯，陆宗舆颇不同意，争论良久，即回。（1082）后来汪荣宝又找曹汝霖共同游说徐世昌，曹辞以感冒。（1088）十一月初三（12月22日），因上海举行的南北和谈南方民党坚持共和，停战展期，山陕告急，外债又无从借贷，曹汝霖嘱将前拟条款转达徐世昌，忠告袁世凯。汪荣宝遂作书致徐世昌。（1091）这时北方和谈代表也赞成民党主张，唐绍仪致电袁世凯，劝其赞成共和。并致电庆邸奕劻，将国体问题付诸国会公决。奕劻亦无所可否，惟太息而已。（1095）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懿旨允将君位共和问题付诸国会公决，尽早罢兵，以弭大难，“朝廷公天下之心，昭然可睹矣”。（1098）数日后见《民意报》载孙文致袁世凯电，有文暂承乏，虚位以待等语，“盖孙固以国家为前提，非必有自居成功之意也”。（1100）本来南北均有妥协意向，不料次日北军将领和北方各省通电反对和议及共和，要求亲贵毁家助饷，重开战端，“呜呼！生民何辜，重遭荼毒，吾侪不知死所矣”。（1101）十一月十七日（1月5日），李景和自上海回津，备述南中情形，“此次革命，成于万众一心，各以死自誓，虽妇孺走卒，亦无不踊跃赞成。计各省军队人数殆近百万”。（1105）由于大局安危，将见分晓，“慨念前途，忧惶无措矣”。（1112）见《大阪朝日新闻》译载南京政府布告，“光明俊伟，可与美洲宣布独立文并传矣”。（1115）因为对于时局感到愤懑，十一月二十八日（1月16日）汪荣宝决意提出辞呈。此时他但求乱事能够和平解决，以免瓜分和战乱之苦。

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汪荣宝一早就到内阁，当日国务大臣入内请旨发表退位诏书，“同人皆来此静候，惴惴恐有中变。比及午，闻各大臣到阁，一切照办矣。大清入主中国，自顺治元年甲申至今宣统三年辛亥，凡历十帝二百六十八年，遂以统治权还付国民，合满汉蒙回藏五大民族为一大中华民国，开千古未有之局，固由全国志士辛苦奔走之功，而我隆裕皇太后尊重人道，以天下让之盛心，亦当令我国民感念于无极矣。于戏隆裕皇太后，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143）此后数日，虽然有袁世凯是否南迁之争的困扰，大局已定，南京参议院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一致选定袁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二月三十日（2月17日），汪荣宝出行，一路见五色旗飘扬空际，气象一新，（1148）心情为之舒畅。

度支部侍郎绍英是八月廿二日（10月13日）记录武昌失守之事，陆军大臣率兵前往镇压，度支部发放了50万两行饷。[12]两天后，又放给银行接济市面银50万两。因为担心市面扰乱，绍英将自己在汇丰银行存款规银七千两全部提出，以备急需。九月初二（10月23日），度支部还放过一次款，此后便为借款之事而连续加班。十一日（11月1日），听说鄂省宣布停战，将有和解之意，“曷胜翘盼”。后因乱事未靖，也有过将眷属迁往天津租界暂避之意。廿六日（11月6日），暂署度支大臣，每天除到署办事，还要进内值日。（234-239）到十月十一日（12月1日），部库实存现银987171两，辅币74万，清政府实际上已经陷于破产境地，筹款应急之事迫在眉睫。

为了解决财政的燃眉之急，清政府采取两项对策，一是筹借外债，一是发行内债。关于筹借外债，资政院已于十月初九日（11月29日）表决通过借外债事，次日内阁会议，袁世凯云即可签字，相关各部官员连夜到度支部办理借款合同签字事宜，续借六千万佛郎，约合银二千万两，六厘息，九六扣（因有扣回佣钱等款，实合九二扣），由中国普通进款担保。外务大臣胡惟德告以因英国反对此项借款，恐不能成。（241-251）眼看无米下锅，十二日（12月2日），心力交瘁的绍英致函徐世昌，请其转达袁世凯，因病请假，“时局变迁，不图至此。署度支大臣将及半月，竭蹶从事，艰窘异常。倘借款无成，实无善策。闻内帑尚有存储，第讨领不易，不知将来能办到否。臣力竭矣。如此次假期届满，只得再请开缺，以免贻误大局也”。折上，谕旨准假三日，毋庸派罢。（249-250）

关于发行内债，即爱国公债。本来各地绅商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提倡发行爱国公债，并在民间大力推动。清政府方面，担心权力旁落，一直不肯接招。此时外国虽然表示同意借款，一时间难以应急。十月廿七日（12月17日），为内务借款十万两事，到世续处，“世相云月内可交库也”。（262）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8日），内阁奏请召集近支王公会议大计。是日先召见王公，次召见内阁国务大臣。皇太后垂泪谕袁世凯：“汝看着应如何办，即如何办，无论大局如何，我断不怨汝。即皇上长大，有我在亦不能怨汝。袁对云：臣等国务大臣担任行政事宜，至于皇室安危大计，应请上垂询皇族近支王公。论政体本应君主立宪，今既不能办到，革党不肯承认，即应决战。但战须有饷，现在库中只有廿余万两，不敷应用，外国又不肯借款，是以战亦无把握。今唐绍仪请召集国会公决，如议定君主立宪政体，固属甚美，倘议定共和政体，必应优待皇室。如开战，战败后恐不能保全皇室。此事关系皇室安危，仍请召见近支王公再为商议。候旨遂行。”近支王公见过退下，遂定召集国会之议。“窃思国事危迫已极，为人臣者，无法补救，忧痛何如。惟愿天心垂佑，如有转机，或定君主政体，或可以一战而胜，诚为天下幸福，否则共和政体恐不能办成，已召糜烂瓜分之祸，大可惧也。伏惟上天有好生之德，当不致战祸不息，仍享和平之福，不禁馨香祝之。”（264-268）

皇室既然不肯接受共和，只能诉诸武力。为了解决财政困窘，在外债借不到、军队急需饷的情况下，度支部倡行爱国公债，并获得资政院通过，12月中旬，由内阁奏行。所谓爱国，实际上只是为了维系朝廷和帝制，考验亲贵百官对大清的忠诚。爱国公债定额3000万元，据说最后总共筹得2000余万元。其中皇室三次发内帑折合1000余万元，亲贵百官共捐输1000余万元。连奕劻也先后出了15万两，作为购买债票之用。

十月廿三日（12月13日）是绍英的50岁生辰，他用四十生辰韵写了两首五十生辰志感：

虚度光阴五十年，进修疏懈叹依然。本知天命原无息，夙夜兢兢善自全。颜子心高岂偶然，本来无妄莫生颠。知几信是先天学，一善拳拳自保全。

全受全归在畏天，莫教情绪苦牵缠。守身常念先贤训，离欲应思出世缘。毋欺垂训莫思迁，总志承先重荷肩。移孝作忠犹二事，天恩祖泽幸长延。（273-274）

肇庆知府赖清健（字仙竹，福建上杭人，其先世经商于陕西，生于西安）的仕途相当坎坷，他生于道光乙巳（1845），光绪癸未科（1883）进士，在工部滞留了20余年，直到1905年才以广州遗缺知府递补肇庆知府。为官七年，政声不恶。辛亥九月十九日（11月9日），他拟了一副堂联：“堂皇坐上青天在，疾痛眼前赤子多。此联未刊，而国难作。”是日广东宣布独立，“晚间革军抵肇，城厢士庶欢迎，纸爆连天，有逾度岁之贺新。一望白旌遍地，城市不惊，亦不入署滋扰，民情怗然。处此境地，真令智勇俱穷矣。噫！民之所愿，天必从之，其信然乎？”次日肇庆城自治会召开大会，举赖清健为民政部长，婉辞。第二天城自治会再开会议，仍举其长民政，并推举军政、财政的正副部长。“予以绅民婉劝，辞曰：‘抚我百姓，免遭涂炭，只得俯顺舆情，勉为维持而已。’”不过只维持到当月底，还是以因病须回省就医为名，致函自治会请辞。[14]随即返回故里，隐居不出。

辛亥闰六月十九日至九月三十日，吉林西南路兵备道孟宪彝的日记不存。待到十月一日（11月21日）续写，已是由官绅合组的保安会保境安民。形势骤变，当地有士绅串通一气，以保安会名义集款，倡议独立，主张破坏，反噬官员。“该劣绅等如是骄横，地方官万不可为矣。”[15]而从前曾经闹事在逃之人，再度率乡民捣毁清赋局分局，扬言夹荒永不加赋，不认新加的审判经费钱220文。

孟宪彝显然反对独立，因而以倡言之人为劣绅，所倡之事为刁风。他将学堂师生遣散，秘密防范其勾结劣绅，派人南下勾革党。听说奉天保安会政党终归主张君主立宪，庆幸“自是好消息”。（348-349）他相信汉口北军战事得力的讯息，遵守上司长春万不得倡言独立的指令。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东三省总督再次电令，倡言独立与义和拳无异，地方官有立即解散者，有听其妄为者。以后如有倡言独立革命者，解劝不悟，立即剿拿，免滋贻误。接电后即复电称：长春学生劣绅初有独立革命之议，当即劝导解散。乃闻尚有南下勾革党之说，已经严密防范。定当遵谕办理。（354-355）并建言各地保安分会章程，只要简单，不取铺张，倘人人予以参预保安行政之权，则恐转而多事。（358-359）

接下来形势愈加危急，辽阳学界倡言革命，已挂白旗，州官逃往省城。而省内各官眷均已迁徙一空。听上海来人谈南方之事，以程德全反背朝廷，“令人发指”。（366）而就在不久前，友人从苏州来，“言程雪帅万不得已，倡主独立，以保全一省生灵”。（341-342）孟宪彝闻言，还对昔日上司的表现感到慰藉。

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孟宪彝到车站迎接回国的驻法公使，同车有几位从欧洲归来的直隶人，问以“在外洋外人对于革命一事有何评议，则称亦多赞成革命者。盖外人殊不知中国国民未必有此革命程度，不识战祸何时已也”。（369）两天后，有留学日本、现任吉林民政司委员的李大钧来访，“畅论东三省与内地不同，不能独立革命理由，与彝见解相同”。（371）长春《国民新报》积极鼓吹革命，孟宪彝以其大违报律及诬人名誉，令巡警局长将报馆负责人传来，当面责以今后将严加取缔。（373）赵尔巽等电告奉天匪徒倡言独立，居然与督帅反对，饬令严防各匪徒，免来吉、江肆扰。即遵饬与军队妥商严防。（373-374）

严防革命，并不等于完全认同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吉长铁路原总办办事严谨，为日人所畏服，多方运动，必欲去之而后快，终于被邮传部撤换。“日人可任所欲为矣。而路政之失败，以后真无法挽回矣。此可痛哭流涕者也。我之铁路，与东关横隔大河，且又隔绝一日本小铁轨，城内商民，非到头道沟日站处不能上车。此不能不痛恨当初勘路卖路贼之傅良佐也。”（362-363）十一月中旬，风闻和议破坏，时局动**，对外交涉更加棘手。驻兵东北的日、俄等国频频以强权对待，而华人不受教育，事事吃亏，“国势衰弱之秋，民人野蛮之气，以致交涉处处为难，可为浩叹”。（439-440）日本领事奉调回国前夕来晤，声称欲将未了各案从速了结。但磋商4小时，总想多占利权，对中方要求则百般推诿，不稍退让。“国势衰弱，又当变乱之秋，而我之军警人民程度太低，事事不能见重于外人，且多无理行为。外交安得不失败哉。”（451-452）

高压之下，东三省表面平静，实则暗潮汹涌，乡民聚众滋事，土匪作乱，兵勇巡警胡作非为，革命党密谋起事，日本等外国势力运动中国守军暴动，以便乘机取利，各种矛盾相互交织。为了安靖地方，防止革命，避免外患，孟宪彝采取了一些改善社会民生的对策，在其监视下成立府自治会，希望沟通官民；处理西夹荒案等民变，为保全大局，从权办理，同意乡民提出的赈济和免交审判庭经费的条件；电告总督：奉吉两省发起国事共济会，无事而呻，徒滋扰乱，宜及早解散，用保治安。（375-379）

次日，吉林省垣学界独立风潮暂告平息，而王揖堂参议突然向巡抚提议独立，且暗中与军队联络。官府竭力遏止，不知能否有济。孟宪彝深感“吉林风潮尚未息也”。（395）恰好吉林巡抚等各官员请收回摄政王退位成命的要求被传旨申饬，疆臣热忱与朝廷微意各有所取，令人无所适从。不过孟宪彝还是勉为其难，一面破获日人鼓动暴动攻占道署之事，一面循序办理整顿保安会、巡警及清乡预警事宜。而倡言吉林独立的人士因势单力孤，事不见行，由巡抚发给路费，礼送出境，转赴上海。（410-411）

十一月初七日（12月26日），赵子静持民政司韩司使介绍信来见，畅论时局，意见甚合。赵由吉林师范学堂毕业，到奉天办报，与革党中人相识，颇明时局。或以南北在上海谈判媾和，而上海民气最盛，和议恐不易成。孟宪彝以为无虑，“现在两方面财政困难皆达极点，无力再战。况英日各国均不承认中国共和之局，不成必皆出而干涉，革军万难抗议。和局一成，黎元洪、程德全易与耳。若孙文、黄兴辈，必当功成不居，遨游海外；或以未达种族革命目的，唯有蹈东海以死耳。”（429-430）

孟宪彝书法

上述预判，或许过于乐观。十天后，即1912年1月5日，南方各省已经跨入民国元年，吉林省垣派谘议局议员来，言巡抚司道统制公用印文，赴沪与革党直接谘访共和预备各事，以凭照办。孟宪彝认为“是直民军，与独立无异也。北京政府尚存，何妨稍候和议归宿，再听政府命令，以定从违。”（458-459）长春众绅公举巡警局长，绕过地方长官、商会会长及民政司直接向巡抚要求，“绅士之程度如是，犹欲骤跻共和，安见其不导乱耶？”（467）他相信《盛京时报》所载南方民军行事无人道的报道，对于袁世凯被炸而幸得保全称庆不置。“传闻孙文已被人刺毙，此信若确，于大局当有裨益。彼之负盛名，亦招忌之端也。”（502-503）不过，对于侦探密报属下官绅通匪谋反等事，孟宪彝一般还是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除非掌握确凿证据，否则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局势瞬息万变，令心系大清的孟宪彝难于应对。十二月七日（1月25日），孟宪彝到省办事期间，长春知府电告当地有人倡言共和，催其速回处理。（522）初九日，获悉段祺瑞、王占元、陈光远、李纯等联名通电北方军队联合赞成共和，“北方军队本为联合主张君主立宪，乃前敌将帅竟出此举，必系袁内阁暗中主使者。大局之破裂，甚为可虑。天下之惨祸将无已时，为之发指，痛心不已”。（526-527）二十日（2月7日），赵尔巽通令以君主立宪主意经持东三省，一旦北京宣布共和，即当宣告独立。此举让孟宪彝颇感欣慰，“我督宪忠肝实金石，曷胜钦仰。但愿袁内阁与孙文平和解决，总要存君主名义，俾东三省得庆安全，则大局无量幸福也。”（542）民政司韩司使所派张仁委员来见，“其人则革命一流人物，议论大局，颇为中的，彝亦空中楼阁，与之对待。好在语语不着痕迹也。”（542-543）

局势一旦明朗，即日新月异。廿八日（2月15日），吉林公署急电：今日政府袁电，现在共和宣布，改为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黄蓝白黑，由上而下，南北各军迅即悬挂此旗，以免冲突。当日又接北京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袁阁令两电，其一，现在共和国体业已宣布，组织临时政府，所有旧日政务，目下仍当继续进行，在新官制未定以前，凡现有内外大小文武各项官署人员，均应照旧供职，毋旷厥官。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官款公务，均应照常办理，切实保管，不容稍懈。其二，本政府组织伊始，地方治安，关系至重，全赖军警协同维护，免使居民惊扰。所有旧定之军纪警章，仍当继续施行，借以统一政权，保持秩序。倘有不逞之徒借端生事，扰乱治安者，定当按法惩治，以维大局。凡各级长官，务当共申此旨，认真约束，勿得稍有松懈，致干咎戾。（558-562）

次日，再接吉林公署转发北京电：现在改定国体，采用共和，业经大清皇帝明白宣布。凡我国民，须知此次改革，为我国从来未有之创局，非舍故君而代以新君，盖由帝政而变为民政。自兹以往，我中国之统治权非复一姓所独擅，而为四百兆人所公有。我中华国民，不论满汉蒙回藏何种民族，均由专制朝廷之臣仆，一跃而为共和平等之人民。实我中华无量光荣，亦世界罕闻之盛举。惟当新陈代谢之交，正福祸攸分之日，始基不慎，贻害何穷。吾人同属国民，各有天职，艰难缔造，义不容辞。凯以非才，谬膺组织临时政府之任，力小荷重，其何能堪。所赖我贤士大夫，各竭知能，共谋匡济。诸公久膺疆寄，外观世局，内察民情，必有以慰同胞望治之心，方不负大清皇帝改政之意。其或愚民无识，胥动浮言，亦宜剀切详明，广为劝导，务令各安生业，不酿事端，是为至要。至地方有司，在新官制未定以前，一切暂仍旧贯，所有各官署应行之公务，应司之职掌，以及公款公物，均应赓续进行，切实保管，不可稍懈。总之，共和国家高论，即为法律之母，国是一定，万难再事动摇。无论何人，均有服从国法之义务。凯虽不敏，愿与诸公行之，敬布腹心，即希亮察。（564-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