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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树倒猢狲散（第1页）

第一节树倒猢狲散

好不容易熬得布政使的实缺，踌躇满志地赶赴湖南上任的郑孝胥，抵达任所长沙才刚刚三天，就接到湖广总督瑞澂的密电，因为内阁要重新厘定外省官制，请各省派员到京，以备咨询，瑞澂希望郑孝胥代表其前往应对。郑孝胥复电表示宜抱定前奏“中央集权，各省分权，边省全权”的政策，专委李宣龚一行即可。在瑞澂的坚持之下，郑孝胥只得勉强答应北上。他于闰六月廿五日（8月19日）启程，廿七日抵达汉口时，四川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渐起，“渡江谒莘帅，示川路诸电。王人文附和川人，抗拒国有之举，赵尔丰为之代奏。川人益横，欲逐李稷勋。莘帅与午帅会奏：请饬川督懔遵前旨。而廷旨甚怯，实不担责任也。莘帅奏饬李稷勋勿停路工，而令宜昌禁开会、止暴动，乃渐定。”[4]

让郑孝胥始料不及的是，这些波澜只不过是川路风潮惊涛骇浪的前奏。作为铁路督办大臣奉命带队入川的端方拟请郑孝胥为川汉、粤汉铁路总参赞，郑孝胥则希望端方用其献策，而不必加以参赞之名。到京后，郑孝胥继续与载泽、盛宣怀等人谈统一国库及理财行政分科之法，商议对付四川抗路的办法，积极出谋献策。盛宣怀对郑孝胥表示：“北京少公不得，湖南想可不往。”（1340）而奉旨督川的端方也力邀郑一同入蜀。郑孝胥虽然推辞，却献计“蜀事似宜严拿罢市罢课之主动者，俟平静后，从宽办结”。（1342）

郑孝胥不愿入蜀，当然是不想趟此浑水，而托词一方面是认为外官制关系全局，愿竭其所见，终始其事，另一方面，觉得蜀本无乱，不必劳师动众。可是此时蜀乱已成，郑孝胥听来访的赵熙言邓孝可、蒲殿俊等人被拘，求其缓解，遂致电端方，告以川路诸人各有隐情，似宜保全，以为转圜之地。而端方却内心方寸大乱，畏缩不前。郑孝胥心知不妙，致函盛宣怀：“窃见午帅内怀疑怯，智勇并竭，如强遣之，必至误事。请公切言于中枢，日内须速另筹办法，万勿大意。乱本易了，措置失宜，或酿巨祸。王、赵已误于前，政府复误于后，则蜀事败矣。”（1344）这一次郑孝胥倒是不幸而言中。当日清廷加派岑春煊赴川，郑孝胥又和盛宣怀商议办法，电告岑“宜乘商轮直赴宜昌，换轮入重庆。派兵直修电线，通至成都，一面用告白解散乱党。不过一月，乱可定矣。”（1344-1345）

后来局势的变化发展再次出乎郑孝胥的意料。八月廿日（10月11日），湖北兵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次日，郑孝胥为载泽筹划应对之策，“请言四事：第一，以兵舰速攻武昌；第二，保护京汉铁路；第三，前敌权宜归一；第四，河南速饬戒严；更请暂缓秋操。”（1349）这时北京已是风声鹤唳，次日传言长沙失守，南京焚督署，芜湖乱作，虽系谣言，却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京师内外城实行戒严，大清银行提取现银者数万人，市中不用大清钞票，金价每两五十余换，米价每石二十元，银圆每元值银八两余。此外讹言廿八有变，居民纷纷出京，以致车船不能容。郑孝胥还想力挽狂澜于既倒，为各方出谋划策，如让湖北方面“设法购线，招回汉阳四十一标附匪之营，悬赏十万元，保全兵工厂、铁厂”；拟稿请发上谕，“赦从匪之学生、兵士及许匪首以悔罪自投，侍其抗拒乃击之”。盛宣怀断言：郑孝胥“必不归湖南”。（1350）

八月廿八日（10月19日），郑孝胥还自嘲“以实缺布政使作舍饭寺住持”，次日，获悉湖南有异动的清廷便下旨令郑孝胥迅速回任。可是郑未及动身，长沙已经真的失守。盛宣怀闻讯，“意绪颇仓皇”。九月初五（10月26日），郑孝胥从天津乘轮船南下。面对种种关于湖南变生不测的传闻纷至沓来，眼看无力回天的郑孝胥于次日船上在日记中写下一段关于家国命运痛心疾首的感言：

冥想万端，有极乐者，有至苦者，行将揭幕以验之矣。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痡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此时以袁世凯督湖广，兵饷皆恣与之，袁果有才，破革党，定乱事，入为总理，则可立开国会，定皇室限制，内阁责任，立宪之制度成矣。使革党得志，推倒满洲，亦未必能强中国；何则？扰乱易而整理难，且政党未成，民心无主故也。然则渔人之利其在日本乎，特恐国力不足以举此九鼎耳。必将瓜剖豆分以隶于各国，彼将以华人攻华人，而举国糜烂，我则为清国遗老以没世矣。时不我与，戢弥天于一棺，惜哉！未死之先，犹能肆力于读书赋诗以横绝雄视于百世，岂能徜徉徙倚于海藏楼乎！楼且易主，而激**悠扬之啸歌音响乃出于何处矮屋之中，未可知也……官，吾毒也；不受官，安得中毒！不得已而受官，如食漏脯、饮鸩酒，饥渴未止，而毒已作。京师士大夫如燕巢幕上，火已及之。乱离瘼矣，奚其适归。[5]

虽然表明甘做遗老的决心，却视为受官中毒、饮鸩止渴的不得已，颇有些后悔登上清王朝的末班船，以致无法弃船逃生。郑孝胥自觉抱负甚大，唯疆吏是求，也是清季内外大员们举荐最多的能员干吏之一，却长期不得实官，直到辛亥清王朝风雨飘摇之际，才授湖南布政使，到任不久即赴京参与外官改制会议。虽然终于受到清廷的重用，却没有得到施展才华的机会，革命的爆发使其满腔抱负化为泡影，未得其利，先受其害，对于清廷和造反者两面的怨恨情绪油然而生。

舟抵沪上，湖南独立的确信已至，郑孝胥只得滞留上海。开始他还心有不甘，重九日“登台凭眺，真欲发狂。与其坐以断肠，无宁与匪决死”。（1354）而湖南军政府方面，也试图争取其启程回湘，为汉族效力。革军还将其家眷护送到沪。在沪观望期间，各地纷纷独立，上海也于11月4日光复。面对南北双方立宪与共和的角逐争斗，郑孝胥主张立宪，而保留皇室，但是对于清廷的态度动向相当暧昧。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与之私交甚好的柯鸿年、孟昭常等人欲往苏州投靠已经宣布独立出任光复政权都督的程德全，郑孝胥告以“世界者，有情之质；人类者，有义之物。吾于君国，不能公然为无情无义之举也。共和者，佳名美事，公等好为之；吾为人臣，唯有以遗老终耳”。（1356）

一再声明要做遗老的郑孝胥，对于清室是否真的忠心耿耿，不无可疑。他对于湖南、福建等省军政府的积极争取不置可否，对于各地清朝官员的降叛行为，有所理解，谨守死节者反而视为愚忠，面对北京朝事危急，君臣以泪洗面，各地乱者四起的局面，以遗老自期的郑孝胥“独袖手于海藏楼上，似有天意不令入竞争之局者。在湖南则驱之北京，在北京则驱之上海。冥冥之中，孰主张是？”他自认为“使余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盖所种者实为用世之因，而所收者转得投闲之果”，百般不解之下，觉得“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亦无所忤，岂天留我将以为调停之人耶？”（1358）这样依违两造的态度算计，在真正的遗老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后来寄居沪上者大都附和共和革命，只有郑孝胥没有动静，坊间猜测其或许真的会严守中立。

郑孝胥欲在清廷与民党你死我活之际居间做调人的想法很快落空，一方面，革命党有人斥其为维护满清皇权帝制、破坏革命的汉奸，以“民国团”、“革命团”等名义屡屡扬言要将其刺杀，置于死地，另一方面，郑孝胥屡经朝廷催促不肯返回任所，内阁另外奏简杜俞署湖南布政使，并帮办湖南军务，等于解除了郑孝胥的职位。此后郑孝胥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赞扬少数向清室效愚忠的官员，一方面又对唐绍仪在汉口谓革党代表曰“满廷政府所用，以汉人攻击汉人之策”颇有同感，表示“予亦深知，此语辞简意赅”。（1372）

郑孝胥的态度，看似矛盾，其实也有其一以贯之的道理。他本来主张立宪，积极参与立宪团体的活动，如果不是最后被授予实官，仍然是立宪派中人。而正是最后所中官毒，使得他既与昔日的同党有别，又与老官僚有异。郑孝胥反对共和的理由未必为效忠清室者所认同。他指责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彼于共和实无所解，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1358）所以在他看来，这样的人革命只会扰乱天下，招致瓜分。郑孝胥以诗名世，据说其辛亥年的作品，“今春在京所作，多痛执政之酿乱；近日之作，则不解南中士君子何为干名犯义以附和**检逾闲之乱党”。（1372）所谓南中士君子，正是立宪派的同道。他看过梁鼎芬写的劝黎元洪投降书，认为“武昌乱后，国人多以排满为心理，士君子从而和之，不识廉耻为何物，于黎元洪何责焉；宜作书一正张謇、汤寿潜之罪，他不足道也”。（1361）

对于夹在君宪与共和之间的袁世凯，郑孝胥有所寄望，开始他觉得袁似欲保存皇室，否则决战，认为“如能挟外交之力，抱尊王之义，诚今日之正论也”。（1355）后来又对仍然坚持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抱有幻想，“今为袁计，有路三条：守君主而战，一也；辞职避居他国，二也；漫应总统之举以图后日之反正，三也。然第三条诡谲太甚，亦极危险”。（1374）对于岑春煊发电呼吁袁世凯接受共和，郑孝胥则深恶痛绝，指“岑庸劣无根柢，一生色厉而内荏，固宜以降伏革党为收场也。岑避地沪上，本可不发一语；今一开口而肝肺尽露，原来亦是主张推翻王室之宗旨，平日声名扫地。此与自投粪坑何异，其愚至此，竖子真不知君臣忠义为何语！”（1381）

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清廷颁布信誓十九条，郑孝胥认为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经确定，“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1376）后来获悉袁世凯并非真心拥护清室，懊悔“以君子之心度项城”，（1388）但还是自我解嘲道：“皆望袁以臣节终始之意，倘果负朝廷，则我为不智矣。”（1393）

郑孝胥坚持清朝的君臣节义，冠冕堂皇的理由是革命和民主立宪导致动乱延长，必然招致外国干涉和瓜分。各省士绅避乱于上海，革党反对君国，不敢犯外国，在他看来都是乐于瓜分、甘心受制于外国的表现。他对严复说：“中国之为销货场，乃西人造成。观五十年以来商务悉在口岸，稍裕之商无不恃洋行以营业者。此乱既作，前功尽弃。将来非将全国开放，不能造成第二次销货场，故借债造路乃必至之势也。前此断断然以主权国际为争，今则自将主权国际四字焚毁，不留余烬矣。避乱者悉归外人保护之地，求瓜分而不可得，皆无政府之象也。故全国开放乃此乱收束之效果耳。”（1373-1374）十一月十一日（12月30日），得知清廷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决定君宪与共和体制，以及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郑孝胥记道：“皇室无人，被逼逊位，忠于清廷者不免愤痛。即不为一朝计，民主立宪之局定，则扰乱之期反恐延长，而全国发达反致阻滞矣。”（1376）担忧动乱招致干涉瓜分，实行民主立宪体制的政权合法性不能保障，造成国家分裂，阻滞社会发达等看法，民初的政局似乎部分予以印证。可是帝制早已无法维系国家的统一和安定，而郑孝胥后来为满洲国做事，恐怕也不是忠孝节义所应有。

相比于恽毓鼎等人的敏感，保路风潮在内阁大臣们看来似乎算不上是头等大事，因而在内阁满汉两位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的日记中毫无所记。武昌起义的消息，终于让气定神闲的那桐有些坐卧不安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接到各处来电，“知武昌新军变乱，踞城戕官，鄂督避往汉口，提督张彪被害（此信不确）。”那桐知道大事不妙，当即往访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电约盛宣怀及各部大臣“谈湖北事”。[6]此后连续传来噩耗，“湖北事更紧急”，“鄂事益急，汉口已失，奈何！”（700-701）这少有的“奈何”之叹，暴露出那桐乃至皇族内阁面对变生不测的局势束手无策的窘状。紧接着形势急转直下，阁僚们甚至夜晚也不得不紧急磋商公事。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被迫全体辞职，那桐开去内阁协理大臣，充弼德院顾问大臣。到九月廿五日（11月15日）袁世凯任责任内阁总理入阁办事，那桐正式交卸协理大臣。罢官后那桐多告病假，但仍然关注局势变化，“闻南京有失，益深焦灼”。（704）在形势大体明朗后，那桐仿佛又回到原来的情形，面对时局的加速巨变反而逐渐平静下来，开始进入处变不惊的状态。对于十一月初九（12月28日）懿旨召集国会议君主立宪及共和政体，十二月廿五日（1912年2月12日）宣布共和政体以及次日全权临时政府开始发令，都显得相当平和。其间还认购爱国公债8万两，合计112800元。（707）

徐世昌亦于八月二十日接报武昌事变，“午后杏荪、琴相来谈公事。同琴轩谒庆邸，会议公事，久谈。归，约铁路南北段总办诸人谈公事并宴集。闻武昌为叛兵所据，瑞总督乘兵轮到汉口。”此后关于各地独立的消息以及战事变幻，他比那桐所记更加简略。只是与那桐抱病不同，卸去协理大臣、改任军谘大臣的徐世昌依然每天入直，并到内阁公所的军务处办公。不过，日记不记不等于无所事事，实际上，几个月间在清廷和民军之间一系列纵横捭阖、翻云覆雨的好戏，都是由徐世昌和袁世凯联手导演，尤其是操弄清室和亲贵于股掌之上，徐世昌更是扮演了幕后操盘手的重要角色。

关于川路风潮，荣庆并未在意，七月二十七日（9月19日），“上堂闻蜀垣佳音”，还相当乐观，希望与秋海棠“岁岁年年共晚芳”。（195）到了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晚，“闻鄂耗甚恶”，[7]（196）心情开始沉重起来，但仍然抱着向好的期望。毕竟大清王朝已经统治了200余年，其间经历多少浪涛风雨，重重危机，最终都能够平安度过。这样坚实的基业，在列强面前固然不敢再说深固不摇，可是内部的冲击要想动摇，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所以接下来荣庆记录的各种相关信息，如袁督鄂、岑督川兼剿抚事宜，鄂军反正标营，陕西为钱抚克复，大智门捷音到等，未免有些一厢情愿。（196-197）重阳节与几位好友同酌，“感慨当歌，应此重九”，已经有些悲凉。当日得知摄政王奉诏罪己，开党禁，咨询宪法，采纳新军第20镇统制张绍曾改组皇族内阁、实行宪政的意见，两天后又得知政府辞职，袁世凯任内阁总理。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清廷被迫宣布十九信条，荣庆非但没有痛心疾首，反而认为“最良宪法，实中国万世之幸”，与同仁“均额手称庆，真深明大略之论也”。（197）此时的荣庆，知道固守成法无济于事，对于解决王朝危局的关怀点，不知不觉由平乱转到变通。

此后局势的变化波谲云诡，九月二十六日（11月16日），袁世凯责任内阁成立，荣庆为顾问大臣。荣庆与严修交谊甚笃，与袁世凯私交亦好，对于袁世凯东山再起，有所寄望。九月三十日（11月20日），他拜访了袁世凯，“略话别来，忠义之气犹见眉宇”。（199）[8]随后几天，连续接到秦晋消息似好、官军大捷、克复汉阳的佳音，荣庆心绪转好。十月十一日（12月1日）早步东园，赋诗道：“人事纷如此，天心已早回。林园萧瑟甚，专待好春来。”（199）

武昌起义爆发后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

随着形势跌宕起伏的发展，荣庆的心情亦阴晴不定。十月十四日（12月4日），见“官报载内阁电，各省英领事介绍停战三日，提议纲领，或有和平解决之望，不禁为生灵祝矣。”但荣庆似乎已经放弃了先前的乐观，抑郁的情绪日益增加，有时甚至夜不成寐。“枨触前情血泪涟，攀号有愿愧迟延。委衾幼主名空拥，大赉慈皇德可传。倾厦幸能支一木，偷生无补已三年。每逢人处都无语，唯有心中百感煎。”（200）这样的诗句当是荣庆真实心境的写照。

十一月九日（1912年1月7日），荣庆夜读懿旨，“以国体付之会议，朝廷让步至矣。”将国体问题付诸表决，是一个多月前杨度、汪精卫等人的国事共济会的提议，当即遭到资政院的否决。在当时的局势下，全民投票不可能，代表机构不可行，此举很难操作。而且这样的底线决非民党所愿，已经开始的南北议和，前提条件就是承认共和，否定帝制。也就是说，清廷不再是谈判的代表一方，其命运操之他人之手，而南北和谈只是决定清廷最终下台的形式而已。对此，清王朝不甘坐以待毙，新历元旦，荣庆获悉“军士奋勇，亲贵认捐，业已备战”。前一日荣庆曾托人赴部交爱国捐万元，“以尽寸心。闻交者尚少，所交列天字第十号”。其三叔为此还积极奔走，到处募集爱国捐。（201）

面对危局，六神无主的荣庆肝郁风湿，于是求神占课，“以交春国事身病均吉”。事实却不如所料，到十一月三十日（1月18日），“国体日替，闻之心酸”。（201-202）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2日），荣庆赋诗一首：“大鼎无端沸，无端算太平。人和风日煦，道重死生轻。铸错谁知悔，怀忠各盛名。病怀无所著，依恋夕阳明。”痛悼死节的友人外，便是万般的无奈。当日谕旨宣布共和，（203）荣庆闻讯，“心如枯井”。（204）

不无蹊跷的是，内阁的消息似乎还不如在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任职办差的严复灵通，后者自八月十八日（10月9日）起即记录有关武昌等地起事的消息，“夜九点，瑞澂拿革党三十五人”。次日，“武昌失守”。[9]当然，严复有事后补记日记的习惯，这两条很可能就是稍后补记。自此严复每日记事虽然极其简略，却没有了占卜问卦之词，也不像那桐、徐世昌等人那样看似无动于衷，照旧记流水账，他所记的全是各地独立、政局变幻、京师摇动的内容。其时北京人心惶惶，南下者日益增多，严复内心焦虑，听说林纾欲尽室南行，特地前往拜访。到九月初五（10月26日），因为连日风声甚恶，资政院民选议员作鸟兽散，严复将财物运往天津后，自己也由京赴津避难，情形相当狼狈。

不过，形势的变化让严复很快找到了有为于时的机会，袁世凯组阁对于和桐城-湘乡一派渊源颇深的严复是利好消息，他成为袁世凯指定的北方各省议和代表的一员。在辛亥年日记后面的空白页，严复写下了应对时局的要点，包括“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辩白。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设法募用德、法洋将”。（1513）由此可见，尽管严复坚决不剪辫，以示反对共和之意，又表示“经此事变，士君子之真面目可以见矣。南方学者，果不值一钱也”，暗中却已经在为新政府如何收拾人心做准备了。至于对待清室的态度，正如严复自己所说，有人问以“其素主新学，何为居腐败政府之下而不去耶？答曰：尝读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赞》，况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吾何能遽去哉！”[10]

在内阁当值的许宝蘅从七月初八（8月31日）起开始关注川路乱事，当晚他阅读《江陵书牍》，希望名相再世，拥幼主以驭群僚治天下，与列强争雄。（359）因川路事颇棘手，赵尔丰来电力求转圜，“枢府大不谓然”。先由大臣发电痛诋，继而下旨督责镇压查办，许宝蘅预感“如此办法，恐致激成事变”。（360）随着川路风声渐紧，清廷暗中加强应对措施，电旨将有叛逆确据的首要拿获正法。此前电报均由外务部译发，每有泄露，此电改由直房自译，“用那相与赵帅往来密电，向来所无者也”。可是接下来局势逐渐失控，四川同志军起，“乱端既发，正不知如何收拾”。（361）武昌革命党暴动，家在湖北的许宝蘅更多的是担忧刚从武穴移眷到省的家人安危。此后半月间，“各路蜂起，大局危殆，奈何！奈何！”（370）劳乃宣、程德全、孙宝琦、张鸣岐等人均主张速召用人望，从政治上着手，以先定人心，再辅以兵力，未蒙采纳。月底，许宝蘅知道大事不妙，“乱机一动，各路蜂起，以财力穷困之民，复遘干戈骚扰之苦，大局岌岌，颠危可虑，我生不辰，逢此百忧”。（371-372）

许宝蘅祖籍浙江仁和，长于湖北，也是南人，九月十八日（11月8日），眼看京师陷入动**，他将家眷分成两半，部分送往上海，部分避往天津。十天后，许宝蘅到法制院晤杨度，“见其与汪兆铭所组织之国事共济会简章及宣言书，皙子劝余入会。皙子所主者君主立宪，汪所主者民主立宪，欲要求停战开会公决此二主义，仿法国拿破仑第一时由全国人民投举公决帝政、民政两问题之例，此会若成，于战争之祸或可少纾，然亦难矣”。（377）

作为内阁承宣厅行走，许宝蘅亲历了清王朝最后时光的种种情形，并且详细记录了各方的表现，而他本人则由最初的忧心忡忡，到逐渐平静，每日入直公事之外，重新开始看戏、看电影、下围棋等娱乐活动。与友人交谈，“仁先谓宜少作无益之想，余自问似尚淡泊，世变至此，杀机方动，非生灵涂炭，户口减去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不能安宁，我生不知死所，故能廓然无忧”。（388）这种大难临头的淡定，真不知是无奈还是绝望。

十一月廿三日（1912年1月11日），许宝蘅年满37岁，瞻念前途，惶恐异常，“处此乱世，不知能再度几许生日”。（389）十二月廿五日（2月12日），许宝蘅知逊位诏书已下，感慨万端，“古来鼎革之际，必纷扰若干年而后国亡，今竟如此之易，岂天心已厌乱耶？吾恐乱犹未已也”。（394）两天后，他在公署遇见袁世凯，“询余解此事否？又谓：‘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余谓：‘此事若不如此办法，两宫之危险，大局之糜烂，皆不可思议。不过此后诸事，非实力整顿，扫除一切不可，否则共和徒虚名耳。’项城又谓：‘外人亦助彼党，昨日宣布后，借款便交。’余谓：‘外人决不能不赞成共和，以其为最美之国体，不赞成则跌其自己之价值也’”。（395）旧历除夕，许宝蘅到天津和家人团拜辞岁，“自丙午来京后，未与家眷同在一处度岁，今因乱离而得团聚”，（396）况且还有未能相聚者，言之多少有些怆然。

闻知武昌兵变失陷，汪荣宝刚刚完成宪法草案的拟定。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是资政院第二次常年会开会之期，汪荣宝白天出席了会议，晚饭时便听到武昌变生不测的消息。[11]次日，汪荣宝一面准备进呈宪章草案，一面向宪报馆证实武昌确信，并用风琴演奏了自己作词、一周前才由典礼院奏请裁定的国歌“巩金瓯”。（1020）这几件事情发生在同一天，颇具讽刺意味。对于清朝统治而言，这些事显然是相悖相克的。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汪荣宝到官报局访陆宗舆，闻有湘豫皖三省同时响应鄂乱之说，又有扬州失守之说，“中原鼎沸，大乱成矣”。（1021）因为传言纷纷，汪荣宝先后向民政部、曹汝霖、吴禄贞等人求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抵曹汝霖报喜，吴禄贞报忧。第二天，汪荣宝前往大清银行探询，知江宁、安庆等处并无警耗，唯银行通电沿江各省，迄无一处回复。到曹汝霖处，则长沙失守亦系谣传。陆军部咨请民政部通饬京师各报暂缓刊载鄂中乱事，而次日《时报》乃大书特书南京、广州、徐州、岳州、九江、安庆等处失守的谣传，“真堪痛恨！”（1022）

接下来的日子里，无论开会还是应酬的场合，耳目闭塞的京师官绅士民纷纷想方设法探听消息，议论各地乱耗。各种消息纷至沓来，虚实莫辨，令人无所适从，心绪惶惶。待局势稍微明朗，汪荣宝又将注意力集中到草拟宪法的大事上，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伏案竟日，写成五条按语。（1026）三十日（10月21日），到焕章殿开第九次纂拟宪法会议，决定九月初二进呈稿本。（1029）九月初一（10月22日），资政院行开院礼，原定午前举行，适逢日食，改到午后一时。（1030）次日资政院继续开会，选举专任股员，汪荣宝当选为法律股员，所提修订院章协赞具奏案议决。是日长沙、西安同时报警，在溥伦处向曹汝霖证实后，觉得大事不妙，“似此各处响应，廿一二日之讹言成为事实，殆有燎原之势矣”。（1031）

面对大乱将起，资政院议员提出弹劾邮传大臣案，“余虽赞成，而觉其措辞尚不足动听”。经过修正，议决明日当场提出，“如幸得通过，后日即行具奏，为迅雷不及掩耳之计”。（1032）九月初四（10月25日），资政院提出弹劾案及修正案，虽有政府特派员试图辩解，无奈议员们群情激愤，严词驳斥，汪荣宝还倡议要求盛宣怀到场。最后出席会议的议员119人全体起立，要求明日具奏，得到议长允诺。（1033）次日，清廷明谕，惩治川事肇乱地方官员，释放无辜被拘诸绅，“有此二事，亦足以挽回人心一半矣”。上谕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斯足以伸国论而平公愤矣”。（1034）初六日（10月27日），资政院决议：第一，罢亲贵内阁；第二，将宪法交院协赞；第三，解除党禁。同日分别具奏。议长指定起草员，汪荣宝在列，力辞，换人。这时京师关于满汉冲突的谣言甚多，如民政大臣将勒令内城汉民迁往外城，禁卫军将对汉人起暴动等，以致人心惶惧，纷纷迁避。汪荣宝等四金刚聚商，拟运动政府明降谕旨，解释群疑，设法镇抚。

九月初九（10月30日），清廷连发四道上谕，引咎自责，解散皇族内阁，将宪法交资政院审议，解除党禁。“窃意朝廷既有悔祸之心，吾民自有望治之意，流血惨祸，或可免乎？”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山西乱耗，京师为之摇动。当晚汪家聚议避难之法，决定明日妇孺先行赴津暂避。（1038）

十二日（11月2日），汪荣宝在资政院与议员商议宪法信条，与主张一院制的籍忠寅相互辩难，几至决裂。后溥伦、载泽到院，告以滦州军队武力要求九项条件，并有与禁卫军联合之势。汪荣宝立即草拟资政院议定的十九信条。随后伦、泽两邸前来演说纂拟始末及今后办法，议员们力陈利害，请将宣布信条事于明日奏陈，务必即日裁可，以安人心。这时议长忽然持上谕宣布将宪法交资政院起草，众欢呼。这等于宣布汪荣宝所拟的宪法草案作废。“余未及散会，先行退出。”（1041）自觉用数月心力草拟宪法，如此收场，情何以堪。次日上谕，所有资政院具奏宪法信条，悉予裁可，立即颁布。“朝廷如此让步，是亦可以已矣。”路遇友人，“略谈近日变局，相与太息”。（1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