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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1页）

引言

每当我回味起担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31年，心中总会对这个令人崇敬的学院以及职员产生一种敬畏感。在建院一百多年里，茱莉亚学院和其前身，音乐艺术学院所存在的目的就是继承和发扬传统，并不断创新，为世世代代的青年人传授以艺术为生涯所需的价值和技巧。

茱莉亚学院在诸多方面极大地丰富并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茱莉亚学院的存在，美国和世界表演艺术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局面。

对我个人来说，在担任院长期间，经历了自身和专业上的成长、挑战、成功和失败，也经历了许多赋予人生价值的人类情感和活动。我很荣幸并感到振奋能继续与茱莉亚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共同努力，以保障这一伟大学院的健康和成长。

1984年我申请这份职务时根本没想到自己会成为这一令人敬仰的学院的领军者。我当时觉得自己还太年轻（只有36岁）经验不足。仅仅是位巴松管演奏家（倒不是说这有什么错，只是前两任院长——威廉·舒曼和彼得·曼宁都是著名的作曲家）。1983年秋，我刚被任命为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院长，与妻子伊丽莎白还有我们的两个小孩在刚刚购置的新家过着甜美的生活。彼得·曼宁于1983年6月去世。茱莉亚学院的两位教师茱莉尤斯·贝克（JuliusBaker）和德罗希·迪雷（DorothyDeLay）得知还没有找到接替彼得·曼宁的人员时，就督促我申请这个职务。

我把申请程序当成一次学术演练来看待。首先优化了自己的简历，然后写了一封信，主动对学院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建议。当我收到参加面试的邀请时，真的以为他们把我作为后备人选考虑。但我还是为自己能够参与这场角逐，哪怕只有几分钟而感到一丝紧张的兴奋。

我的面试安排在二月中旬。而我父亲却于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他在20世纪80年代患上中风，后来元气大伤。从此以后，再也没能恢复到我所熟悉和爱戴的那个充满朝气和快乐的人。父亲是20世纪最伟大的巴松管演奏家之一（曾任纽约爱乐乐团、克利夫兰交响乐团、国家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大都会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首席巴松管演奏家），并在茱莉亚学院任教30多年。尽管我没有接受过茱莉亚学院的教育，但我觉得师从父亲演奏巴松管，从中对茱莉亚式教育也有所体验。我与父亲的关系非常亲密。

从很多方面来讲，自从父亲中风后，我就一直处于一种哀悼状态。因此他去世时，我即体会到了极度的悲伤，也清晰地看到了未来，我决定继续参加茱莉亚学院的面试。

一步入茱莉亚学院，我就告诉保安10点钟在院长办公室有场面试。保安没弄清我的名字，出于无奈，他让我看了面试的时间安排。我看到从10点到11点间，我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展示自己。

院长办公室的门打开了，拉夫·里奇（RalphLeach）走出来问候我。他就是最终负责聘用我的人。他是茱莉亚学院理事会副主席，摩根公司（J。P。Man）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招聘委员会主席。在一小部分理事会成员面前，我讲述了自己对茱莉亚学院未来的愿景。可以说够放肆的！既然我对胜选不抱希望，我的陈述也就开诚布公而且令人震惊的毫无政治性。本书里提到的一些想法我在面试中也提到过。

到了10点58分时，他们答谢了我，并送我出门。路上我还撞上了参加11点面试的候选人。我想这是个有趣的经历，到这儿也就结束了。我觉得自己的判断几乎是正确的。因为之后一直没有茱莉亚学院的任何消息。直到五月初，那时我已经在辛辛那提音乐学院的岗位上胜任自如，并且已把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这一妄想抛到九霄云外。

珍尼·西格尔（JeanneSiegal），曼宁院长的助手给我打来电话。她说招聘委员会希望再次约见我。我不想再当一次后备人选，因此彬彬有礼地告诉她，我已决定退出角逐。现在回想起来也够不可思议的。珍尼有较好的职业礼仪，她感谢我的坦诚，就把电话挂了。

我万万没想到，15分钟后，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彼得·佩恩（PeterPaine）给我打来电话。他解释说，其实没有几位人选进入决赛。他希望我能重新考虑退出角逐的决定。我当时震惊了，马上同意加入竞选。放下电话时，我真的感到自己似乎有望承担起这一奥林匹亚般的重任。

再次回到茱莉亚学院的感觉已完全不同。我与理事会成员和教师们座谈了很长时间。在那一整天里，只有一次被问到有关音乐的问题。在一次教师座谈会上，文森特·帕斯恰蒂（Vii）问我如何解决减七和弦的问题。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一个字，他自己就做了回答。

然而，第二天我和威廉·舒曼就音乐、纽约市的艺术和许多话题畅所欲言。舒曼后来成为我的朋友和导师。原来，招聘委员会让舒曼和我聊聊，看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艺术家、教育家和音乐家。我一定是说在点子上了，因为舒曼和招聘委员会主席拉夫·里奇（RalphLeach）都积极支持聘用我。

六月初，我和夫人伊丽莎白应邀到纽约参加最后一次会议。理事会见过我夫人后，就会一起投票表决。会议在位于57街9号大厦的摩根银行举行。我还记得大厦门前的9字很显眼。为宣布任命来安排媒体工作的一位特聘音乐公关人士和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商讨（我们当时觉得这未免有些为时过早），之后，我们被带入一间大会议室，我只记得一阵阵掌声。我当时肯定说了些什么，但现在却怎么也记不起来了。我们正好站在会议室门口，就和离开会议室的理事会成员们一一问好并告别。很快我们发现，这个大会议室中只有我们两人了。为了庆祝一下，我当时特想吃巧克力冰激凌苏打，无奈只好从57街的食品卡车上买了一个巧克力棒。

我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的第一天是1984年9月4日。记得那天有这么件事。伊丽莎白为了家庭的收支平衡，她在格林威治（康涅狄克州的城市）的一所高中担任法语教师。她每天早上7点15分就出门上班，只好由我送两岁的儿子瑞恩上临时托儿所，九月底他就可以上学前班了。我们到托儿所时，一大群孩子围在一个电视机前，一位女士在房角喝咖啡。瑞恩似乎不愿一起观看《摩登原始人》（Flintstones）的电影，他拽着我的右腿不让我走。我花了近一小时才得以脱身。在接下来的五个小时里，我每20分钟就给托儿所打个电话询问儿子的情况。顺便提一下，我儿子挺好的，他2004年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自从出任茱莉亚学院院长31年来，我努力完成的工作就是为师生和教职员工改善学习、工作和社交环境，让茱莉亚学院的教师更多参与学院的管理工作，大大提高颁发给学生的奖学金金额，努力增加学院少数族裔人数，同时也强调性格教育，坚持以最高水平进行公共表演，强调文科课程在音乐本科课程中的重要性，鼓励发展戏剧家、舞蹈家和音乐家之间跨学科的课程，根据全面发展的目标来督促学生理解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在其中展示自己的艺术才能，这样一个充实学院整体教育的课程。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和同事们（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布鲁斯·考夫纳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了推动茱莉亚学院全球化而辛勤努力，重点在中国天津滨海新区的于家堡自贸区打造了一个分院。这一大胆的项目使茱莉亚学院成为第一家在海外颁发学位的美国音乐教育院校。我们真切的希望茱莉亚学院能和杰出的中国各大音乐院校携手并进（请见正文第7页关于天津茱莉亚学院的讲话）。

与此同时，为茱莉亚学院创新“增收”、支持学生财政资助、教师薪酬和提高整个学院的艺术制作和学生服务，我们成立了茱莉亚国际事务部。这个部门由我负责，开创符合茱莉亚学院使命的各种教育举措。和中国的项目一样，茱莉亚学院和诺德安达（一个在世界各地从事小学到高中12年级教育的）教育机构联手合作，为他们遍布世界15个国家的43所学校提供一个全面和创新的表演艺术课程。由诺德安达的教师和茱莉亚学院的客座艺术家共同授课。

除了天津茱莉亚学院和诺德安达教育的实地合作项目外，我们还与Touchpress公司合作发展了通过应用程序“APP”来提供表演艺术课程，通过edX远程授课系统提供音乐、舞蹈和戏剧课程。还有由茱莉亚学院培训的教师教授的远程音乐课程。我们相信这些举措对未来世界各地如何感知和教授表演艺术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1985年我把在茱莉亚学院的经历总结为“培养表演卓越性，知识和艺术创造力，严格的纪律性和艺术中的快乐以及生活中的幸福感”。我很高兴地说，3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继续遵守这一信条。在这本书里一篇题为“21世纪的规划”的文章中，对我当院长期间实现的目标有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