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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 中国西方史学史之一页记谭英华先生（第2页）

5月，上海。

仲春季节，黄浦江畔，正是春光媚人时。但春天不只是一个踏青赏花的季节，也是一个播种耕耘的季节。1985年对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园地来说，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播种耕耘的季节”：西方史学史讲习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学员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负有回校开设西方史学史专业课的应急任务。若干年后，正是这一批讲习班的同志们，不少成了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宋瑞芝等同志的策划与主持下，很快地出版了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西方史学史纲》。他们不就是得益于包括谭英华先生在内的我国治西方史学史的一批前辈学者的教泽，于是这些“种子”便撒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在那里生根开花，在勃兴的我国的西方史学史的园地上争奇斗艳，各放异采。

我也受到了讲习班主持者卢文中教授的邀请，忝列授课者的行列中，在这个班上讲授了西方古典史学。记得当时我每天从地处市区东北角的虹口公园一旁的家中，奔向位于西南桂林公园一侧的上师大教室上课，虽疲惫不堪，但精神却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度过了一段很有意义且又难忘的教学生涯。

谭先生讲的是近代英国史学，按西方史学的发展顺序，自然是排在我之后。大约是在五月下旬的一天，我专程去上师大招待所看望先生。

“广智，我们又见面了！”先生以略带湖南（先生是长沙人）口音的普通话，特地把个“又”字拖得又重又长。脱去了大衣，一身春装，比两个多月前在北京见到时，他气色要好得多。先生见到我很兴奋，连忙从旅行袋里拿出一个纸包交给我，说道：“你为我购买的几本沪版图书都收到了，对我很有用，我没有什么礼物回报，这里有蜀锦被面一条，聊作我的一点心意吧。”说完，老人又呵呵地笑了起来，半是自语，半是歉意。不过先生迅即收敛起了笑容，感叹道：“来日无多，我得把一天当作两天过啊。”先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在他精力最为旺盛的中年被剥夺了工作的机会。在日月重光的春天，先生确实以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在发奋工作着，看得出他分外珍惜这劫后的好时光。

说起谭先生在这次讲习班上的授课印象，讲习班学生无不交口称赞，湖北大学历史系宋瑞芝同志在长途电话中对我脱口而出：严谨，除了严谨，还是严谨！

是的，这种严谨充分体现在他的讲课中。

“西方史学史在我国是一片尚待开拓的园地，我们在这个领域仍相当落后，为此，我们要适应新形势，加强人才的培养，但你们切不要以为通过这一次讲习班的学习就可以满足了，就可以讲授这门课了，倘若放开眼界，高瞻远瞩，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满足，这是一个没有止境的领域。”讲习班的学生这样回忆说，我也曾在与他的交谈中聆听到相类似的话语。在这里，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德国史坛巨擘兰克的形象！

严谨，更体现在他对近代英国史家精湛的实证研究中。先生在80年代初发表了两篇研究近代英国史学的个案之作：《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试论马考莱的史学》，两文无论就材料之运用、论证之严密还是行文之畅达，均令人叹服，可以说迄今仍无人能望其项背，在史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我曾不止一次地拜读过这两篇杰作，而尤其欣赏先生对博克尔史学鞭辟入里的分析。先生写道：“他（博克尔）继承和发扬了启蒙史学家的优秀成果，抨击了传统史学、辉格派史学和兰克派史学的疵病，进行了使史学科学化的探索，他的工作无论在当时的英国或在西方都具有拓荒的意义。”借言之，先生对英国近代两位史家的个案研究，也都具有拓荒的意义。在讲习班上，先生把博克尔的史学、马考莱的史学置于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宏观背景中，纵横比较，娓娓道来，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先生做学问之严谨，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个重要的材料，说起它，还与我做研究生时的导师耿淡如教授有因缘。我于1964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师从耿先生学习西方史学史，是时，耿老受商务印书馆组译，正在翻译现代英国史学史家古奇的名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并不时将一些章节油印发给我们作参考。此后过了25年，迄至1989年此书方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中译本为上下两册61万字，谭英华教授为耿译本作了大量的校注，其中与宗教有关的个别章节，他还邀请了原华西大学神学院的吴福临先生为之校注。这个中译本有译者耿淡如先生的功绩，也有校注者谭英华教授等人的辛劳，后者的成就为古奇的这个中译本生色增辉。没有谭教授这样深厚的学术功力与严谨的学风，这一索隐钩沉的工作是难以完成的。此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一次，湘潭大学的刘启良同志曾对我说，耿译本的“谭注”，是无人可与之匹敌的学术业绩，于后学功德无量矣！

三

10月，武汉。

秋日的武汉，阳光和煦，气候宜人，大概是那里一年中最好的季节了。自1984年8月在成都召开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会议已一年，武汉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审定各章写作大纲。由教育部组织的这部《西方史学史》教材，这是耿淡如先生23年前主持编纂同名书籍的继续，这当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次新的创造。新版《西方史学史》由张芝联先生任主编。谭英华先生任副主编，它邀集了包括郭圣铭、孙秉莹、杨生茂、卢文中、朱寰、李雅书、张蓉初、张广达等在内的著名学者，就各自专长的部分，分工撰写。我也有幸躬逢其盛，参与撰写。

在接近人生的古稀之年，谭先生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深知国家部定教材副主编这一头衔的分量，他不是挂名的，而是实干的，参加武汉会议的这些老先生们个个都是实干的。在两位主编的主持下，在会议东道主吴于廑教授的关心与支持下，武汉的西方史学史教材编写工作会议从10月21日开始，至10月25日结束，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会议结束后，先生即全力投入了编写工作。他率先写出了《西方史学史》一书“导论”的初稿，翌年8月，即油印分寄给各章撰稿人，征求意见。这篇三万多字的“导论”，包容了对西方史学史的对象与任务、发展概览、它自身发展的历史与学习方法等内容，涉猎广泛，纵论古今，是一篇完全可以独立成文的西方史学史专论。这篇十分精彩的专论，成为我从事西方史学史教学与科研的“基本读物”，在我的工作实践中，借鉴吸收，获益匪浅。

谭先生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功力，是我参加武汉会议的一个“发现”。会议间暇，我向他请教了不少中国古代史学的疑难问题，他都一一化解，并不时横贯中西，纵谈古今，使后学不胜羡慕。1988年他出版了《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一书。在自序中，先生云：“用是潜心研读，比次互勘，逐句寻检，意有所惑则转而求诸纪、传、别史、政书、地志、诗文总集、时人专集、碑刻、稗乘、旁及地下发掘成果，择善是从，钩稽日久，开悟稍增，随手札录，积成此稿。”先生的学贯中西与治学谨严，于此可见一斑。

武汉会议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先生的人品、学识，还有他的生世与经历。说来也好笑，正当先生1939年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之日，正是我降生之时。他于1942年在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44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47年调至四川大学历史系任职，1950年任该系教授，直至1988年离休，他在川大工作了41年，比当年兰克在柏林大学任职46年只差5年。在风雨如晦的岁月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在新中国的讲坛上，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困境中，在改革开放春风吹拂神州大地的时代，总之，他无时不在奋斗，他无时不在努力，他有过失败与痛苦，但也有过成功与欢乐，为了他的事业，有一点他从未动摇过，即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这使我想起了汤因比，这位现代英国史家在谢世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虽然，我们人类那种赤诚之情与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看来谭先生的求索与进取精神与汤氏又是相通的。

在我与谭先生之间，在谭先生与耿先生之间仿佛都有着某种缘分，某种情结。我参与编撰这部书稿，是为了完成耿先生的未竟事业，也是谭先生的心愿，这使我有一种使命感与道义感的满足。如今每当我阅读由耿先生翻译、谭先生作校注的古奇名作《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时，这种感情都油然而生，历史的交织，人的命运，都纷纷涌上了我的记忆，几多遐想，也几多伤感，从而化作或凝聚为一种无比的力量和人生职责。先生的治学精神尤其是不为挫折而矢志不渝的进取精神，更为我们后学者提供了一种无价的精神遗产。

“广智，再见！”先生握着我的手，显得有力，充满自信。

“先生保重，再次相见当为期不远。”

11年前，武昌话别时的情景如在昨日，历历在目。然而，此次与谭先生武昌一别，却是永诀。此后唯有通过书信才带去了我的一点难以割舍的思念。

逝者如斯，风华不再，后来者唯有在这人生的旅途上，继续跋涉，永不停步，为了我的难以忘却的谭英华先生，更为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事业的前程。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