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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第2页）

奥利弗·克伦威尔率领的“铁骑军”，驰骋在茫茫的草原上，一马当先，向国王军队奋勇冲击，克敌制胜；

列克星敦的枪声，惊醒北美大地，但扭转乾坤的却是由乔治·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他主持制定了《美国宪法》，乃开国元勋；

“我不能**理性和正义，而把暴君的生命看得比普通公民的生命更重要。”罗伯斯庇尔的声音，响彻在巴黎的议会大厅；

滑铁卢之战，《民法》的颁布，“百日王朝”的皇帝梦，圣赫勒纳岛上的“囚徒”，那些事儿都离不开拿破仑；

资产阶级革命家像走马灯似的在我们眼前一一闪过，其他的伟人也一一“亮相”，迄至“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

倘以传统的世界近代史分期法，即从克伦威尔领导的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陈旧的“伟人史观”就这样长期地垄断着西欧近代史乃至世界近代史。由此上溯下延，情况亦复如是。“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不是说要把历史中的“伟人”扫地出门（那也是不可能的），而是要改变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从“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从后者出发，又与前者紧密结合，关注普通民众和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留意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倾听他们的声音。一如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名著《原始叛逆者》那里，把目光聚焦在社会底层的“盗匪”群体。倘如是，在近代早期西欧，就不应该遗忘这一时段（十六、十七世纪）那些如陆著所描述的“女巫”、“巫觋”、“术士”等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不管是生命的呐喊，还是歇斯底里的呻吟，倘遗忘了他们，历史或许会变得寂寞和冷清。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别了，陈旧的世界史体系！

域外（西方）的世界史体系，由于“欧洲中心论”的主宰，多是臆测或谬论。多年来，我们的世界史体系或沿袭欧美，或照搬苏联，所谓要构建中国的世界史体系，在当前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条件并不成熟。这些且不去说它。这里，仅就与陆著相关的世界近代史体系，略说一二。

近读李宏图教授大作《构建多元的世界近代史解释》，启发良多。宏图兄多年来从事世界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由他来谈论这一话题，自然是恰到好处，切中肯綮。

李文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迄今，我国的世界史学界普遍存在的从“极左倾向”走向“集体性的右倾化”及其后果，这些我都是深表赞同与赏识的。

李文在积极倡导“构建多元的世界近代史解释”时，下列论断特别引我注目：“正是在这一单线的历史观下，我们同样肢解了历史，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人民群众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历史内容，忘记了那些弱势群体在历史进程中上演的活剧，为建立一个多元现代性（或曰近代性——引者）社会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这段话所说的“历史的内容”，前者当然不能忘记，难道后者，即那些弱势群体（如陆书中那些下层民众）在历史进程中上演过的活剧，就可以忘得一干二净吗？显然不能！

如此看来，传统的与陈旧的世界史体系确实需要革新。至于如何构建包括世界近代史在内的整个世界史体系，自然是中国世界史工作者的一项重大课题，容当另议。此处只列举近年来国内学界的几例新见，以助文意。

例一，以“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来构建世界史体系，这就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贯彻这一新见的代表作当属吴于廑和齐世荣两位先生主编的6卷本《世界史》。

例二，“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钱乘旦文名），这就是把世界现代化分为起源、演进、发展、推行等若干过程，探讨各国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与各自特点、成功与失误等问题，以展现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面貌。

例三，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来构建世界史体系，这就是“以文明发展为线索，勾勒出这一结果是怎样萌生、发展与逐渐成熟的进程，并揭示出这一进程即人类社会架构作为一个整体的运动与变迁的规律性与阶段性”。（何芳川语）。

以上几例所说，自然各具新意，这多少可以改变如李宏图上文所说的那种“肢解历史”、狭隘的“单线一元历史观”，把原本内容丰富的历史内容还给历史。

“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别了，单一的历史学研究！

这里以西方史学而论。在19世纪，兰克使历史学日益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化的学科之后，它“圈地为牢”，把自己日益缚在其他学科之外，企图依靠辨析的文献证据（其第一手史料不出官方的文书档案），以恢复历史的真相。历史学家在这种狭隘的专业领域内，运用的方法自然是单一的历史学研究法。20世纪以来，随着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过渡，历史学的领域不断扩大，单一的研究方法再也行不通了，历史学研究方法也趋向多元，比如年鉴学派倡导“打破学科之间的围墙”，深刻地反映了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对历史学的诉求与渴望。我们需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也就需要把多元的研究方法还给历史学。为此，它需要伸出双手，排除传统史学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冲破自我封闭的体系，一手伸向社会科学，一手伸向自然科学，唯其如此，方能成就新史学的宏图大业。

事实上，新史学革命是离不开史学方法的革新的。美国“新史学派”创始人鲁滨逊早就这样说过：“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学看作是一门停滞不前的学问，它只有通过改进研究方法，搜集、批判和融化新的资料才能获得发展。”换言之，历史学倘若要不断向前发展，在鲁滨逊看来，“改进研究方法”乃是必备的而且是先决的条件。此理在研究近代早期西欧史的历史学家的作品中，也得到了印证，比如一再为本书引用的罗宾·布里吉斯的《与巫为邻：欧洲巫术的社会和文化语境》，所描述的近代早期西欧社会广阔的图景，是与作者熟练地把史学研究与心理学、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符号学、宗教学等方法相结合的结果，倘仍拘泥于纯史学研究及其运用单一的史学研究方法，还能写出引人入胜的《与巫为邻》、还能写出别开生面的《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吗？在我看来，陆启宏的《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一书，在“改进研究方法”方面是颇费心力，它不仅可以与布里吉斯一书媲美，而且另有“看点”，比如其书的插图，为读者阅读增添了视觉形象；各类统计图表，以数字佐证文字；其他若干“附件”，可补正文之不足，如此等等。这些颇具价值的“附录”，为传统历史著作所忽略，陆著运用得当，或可为“史法”添上一笔。

陆启宏的《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粗粗算来，从开篇迄今，约略也有十个年头了吧。他给我个人很深的一点感受是，对学问的较真及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好像真的是“巫术”缠身了，竟痴迷于此十年而乐此不疲。当然，他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终于有了结果，如同挖了一口井。如今，井终于挖成了，可以从井里汲水了。我想这口井不会枯竭，因为他用力甚勤，挖得很深，很深。

本文是为陆启宏的《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一书所写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