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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由新转旧 旧派人物反戈一击的关注所在（第2页）

其实新派也知道，以当时的授学方法，真有可能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皮锡瑞在戊戌年闰三月招复时务学堂考生时，发现考卷皆不佳。那次的题目是“孟子兼师伊尹之仕论”，而学生中“通晓者少”。他不禁想起梁启超的话：“今之学者，未得西学，而先亡中学”。再“观诸生言洋务尚粗通，而孟子之文反不解，中学不将亡耶？予非守旧者，然此患不可不防也”。[70]可见湖南时务诸生当时真已出现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现象，并引起湖南新派中人的注意。持此观念的新派还有人在，后来张百熙奉诏筹设学部时，戊戌新政参与者邹代钧即向张上书，再次提到“当此新旧交接之际”，实有“新知未浚，旧学先亡”的可能。[71]

新派中不少人既已虑及中学可能先亡，则他们又何尝不知弊之所在。唯其立场在趋新一边，故不能公开申言。虽然他们也并不知道怎样才能防此患，但在国势危急的紧迫心态之下，有时明知可能得不偿失，也不得不破釜沉舟、一意向前。康有为的基本观点是文化竞争的胜败“各视其力”，后者又落实在舟车器艺之上。且中外之局是西人主动，而其实行的正是“以国力行其教”，国亡则教微。故中国不能不变，且必须落实在“取彼长技而用之”，靠“强国”来“卫教”。在教之文野寄托于国力之强弱这一观念的基础上，国家危亡的忧患意识促进了新派诸人明知有“亡学”的可能仍义无反顾的言行。

旧派诸人同样见到国势的危迫，但朱一新观念的核心是制度为文化之载体，制度变而后文化也会随之而变。至于器艺，则可以变从西人，但尚不如正人心之重要。既然不能“以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则独侧重于物质方面的国力不仅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有时反可能造成混乱。

这样，湖南的新旧之争已触及了不久即渐趋热烈的保教与保国孰先孰后的争论。新派皆深感瓜分和亡国的临近，即中国这一政治和地域的实体面临生死存亡的压力，必须当下做出策略方针的选择；他们的选择即是激烈变法，以为不如此不能救中国。他们的思维逻辑实即梁启超后来说的国不能保则教亦不能保。[72]而旧派则更多看见文化竞争的长远威胁，对于瓜分的紧迫感不如新派那样急切，似乎对中国的“地大物博”存有相当的信心。他们注意到西方文化的进逼，且并不反对变法及在一定程度上引进西学，但特别强调站稳中学的立场：只有中学阵脚不乱，才足以控制西学的引进并能恰当地运用引进的西学；如果中学自乱阵脚，则从最根本的文化上不能与西方竞争，必然因文化的混乱导致政治秩序的紊乱，其结果当然是既不能保教也不能保国。

当时湖南以外尚有更守旧者，[73]改归知县的翰林院庶吉士缪润绂认为，新政的西来性质使其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海禁开放以来，“民教相雠，甚于水火”。一般百姓“心目中但知有圣朝；其雠视西人也，殆如鸷鸟猛兽，时时而欲得甘心者。恶其人因并及其法，亦固其所”。他以为：“皇上采西法、立庶政，穷乡僻壤，亦幸不闻耳。”如果“刊刻誊黄，遍行晓谕，恐纶音一降，率土惊惶；新政未行，先受变法之害”。缪虽有明显的偏见，然对国情实不无所见。老百姓仇教恶西、并及其法，正是后来义和团事发的历史语境。故他指出：久积的民教冲突加上新政造成的大量失业人员会产生国内的大乱，此时“欲责效于铁路、机器、工艺、兵、商、农、矿、茶、蚕桑诸学，并以缓不济急，而一无可用，甚且半途而废。此时人心已去，皇上孤立无助，外洋诸国乘我之敝，借词保护，长驱大进；拱手奉献，其不为五印度之续者几何？”[74]

这就凸显了旧派与新派的一个根本区别：新派害怕不行新政则瓜分之祸亟，外患又必引起内乱，从而造成亡国。旧派则认为人心不固将先生内乱而招外侮，然后亡国。虽然祸乱的总根源都是西力东渐，但在可能发生的当下祸源方面，新派以为外患已迫，而旧派认为内乱更急。可见当时湖南以至全国的新旧两派心情其实都不轻松，都面临强烈而紧迫的压力。在此心理压力下，行为便容易趋于激烈甚至走向极端。权力之争特别是帝后党争当然是戊戌政变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双方政策取向的分歧也绝不可忽视，但因国家内外交困而引起的心态紧张或者是导致政变流血的一个更隐蔽但也更根本性的原因。

且当时的新旧分野实有无数层次，以本文所及诸公而言，缪最保守，朱次之，叶近朱而王在朱康之间（叶同意康学实质在乱儒学而坏人心，提倡但不强调“制造”；王也反对变制度，却强调物质层面的富强已成为必须）。在新旧之间徘徊的张之洞主张“西艺非要，西政为要”，比王更激进而已接近于康（不过张又强烈反对公羊学）。此外，彼时已接近主张全盘西化（所用语汇不同）的严复以《国闻报》等为阵地在言论界初露头角，虽尚不特别引人注目，其观念又比康更进一步。

要言之，忧患意识的侧重点不同是当时新旧之争的一个关键，这一区别导致了双方对当务之急可能是根本的策略分歧。但即使守旧如缪润绂也担心人心混乱会使铁路机器等“半途而废”，说明他只是强调“正人心”的首要位置，并不反对走富强之路。他所使用的“缓不济急”一语，再次凸显了时人的急切心态。

假如富强是急需的而又必须落实在物质上，农业的改进已知不能应急，则富强确实只能依靠工商业（且在列强环伺之时恐怕最后还真要落实到军事工业之上）。这样，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只有彻底改变“大经大法”甚至改变文化观念才能发展工商业？是否存在不改变基本的纲常名教而又发展工商业以臻富强的可能性？

康有为等认为只有从观念到制度的全面改革才能推动“制造”而达富强，他在公车上书中已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盖开创则更新百度，守成则率由旧章；列国并立则争雄用智，一统垂裳则拱手无为。言率由则外变相迫，必至不守不成；言无为而诸夷交争，必至四分五裂。”[75]所论皆两分相对，仿佛只能在生死之间择一，并无中间道路可寻。而张之洞、王先谦与皮锡瑞等则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种表面折中式的取向。虽然其“用”又各不同，张重政治，王重工艺。皮态度不及王主动，但愿意接受更广泛的变法。[76]

从根本言，新旧两派的目标与最终落实的手段（即发展工商业）都是一致的，其歧异只在于选择什么样的取向才能达到发展工商业以臻富强。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晚清的“制造”到戊戌年确实不能说已经有大成就，且其运行实未达到足以判断该取向之成功与失败的程度。但在举国都有急迫情绪之时，康有为一边的论点似乎更有吸引力。戊戌变法确以维新派失势告终，但庚子后的新政虽基本是张之洞取向的体现，却实际容纳了康有为几乎全部的改革主张，甚或有过之。[77]

忧患意识的侧重不同在湖南也很明显。咸同以后湖南士人特别主动地感觉到其对天下的责任，也认识到中国在列强环伺下的危局。上一文曾引述，皮锡瑞与经学家胡元仪谈时事，胡氏相信“外夷以湖南为射之鹄”，以为“先将此地收伏，以外皆传檄定矣”。皮甚以为然。[78]从经师胡元仪口中可见湖南人确实颇具自信，以为本省在全国地位重大。而皮同意此看法，说明趋新的他其实也对外国人的观念所知甚少。但正因为不熟知外国人意图，又有这样的自视，湖南人在外患压迫下的危机感可能就要比其他一些省的人更强。

故甲午战败对一些湘人来说刺激或更深，谭嗣同即因此悟出旧不能守，不得不“舍己从人，尽变西法”。他说：以前“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甲午“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并“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之人；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按：此具体指兴算学）。[79]

不过湖南情形似有些两极分化，即“开通者自开通，锢蔽者自锢蔽”。皮锡瑞在戊戌年四月初三的讲义中说：去年胶岛和今年旅顺被德、俄占据事，已见明文，而闻见较少的湘人对此“皆不知。有问洋人在何处，已到湖南否者。此如桃源中人，不知魏、晋”。也有人因这些消息来自外国报纸遂不信其为实，然“外国之报，并非谰言。中国之报，即从外国之报译出，亦非空抱杞忧”。关键在于，“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中国尚堪几割？分割渐尽，湖南岂有独存之理”？皮发现湖南有两种对国事不急之人：一是不知者不急，“到今日局面，犹以为太平无事，不必先事预防”。另外一些人则“挟十年前湘军之余威，以为洋人必不敢入湖南境”，也不急。[80]

以为国势尚不甚危急是湖南旧派中许多人的共相，大绅汤聘珍不属于没有见闻者，他也“以为天下未必有变，即有变，吾辈有钱，尽可安居，何必多事！”[81]事既不急，法就可逐渐改，自不必“尽变西法”。汤对国势的漠然说明，前引陈寅恪对变法派的二分观念同样可以运用于湖南守旧派中一些人。王、叶与汤这类绅士及上述那些真正不急的士绅都很不相同，他们的急迫虽不如新派那样甚，但其内心的危机感与新派实相同。而他们也恰好是旧派中以学问著称者，皮锡瑞即注意到：列名《湘绅公呈》的十人中，“惟王、叶两人颇通古今，其余刘、汪、蔡、孔、郑、黄、严、张并不知孔子改制出何书，乃亦攘臂其间”，不过“如傀儡然”。[82]当时新旧分野真有无数层次，如果从力学的作用与反作用角度看，学问与急迫感的比例关系或提示着西力冲击的受力点到19世纪末年已更多落在学术文化之上，而这也正是湖南新旧之争的焦点所在。

一般研究者论及湖南新旧之争，大都说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其实新旧之分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末已基本确定，不过到次年春天才变得显著起来。叶德辉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给熊希龄的信中，已明确有“旧党与新党”的提法。[83]可知两党的分野已经出现，不过那时双方似均未感觉其对立已达势不两立的程度而已。

叶所提到的梁启超与公羊学，大致可以所谓“康学”概括，正是不少由新复旧的湖南士人所特别关注者。然而，戊戌时康有为的实际政治主张与其在湖南的形象，及旧派人眼中康学的可怕之处，其实都有想象或误读的成分，值得专文深入剖析，这里只能稍作勾勒。康、梁等在政变后对其所作所为的自我诠释并非全是实录，后人对其误读与此直接相关。但时人也曾误读康、梁的思想，却更当予以注意。

康有为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给赵必振（曰生）的信中，曾说他原主张开议院兴民权以救中国。到戊戌年四月觐见光绪帝，“乃知圣明英勇，能扫除旧国而新之”，故愿为皇上效死。此后康即更强调利用君主的专制威权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84]与康其他许多回忆文字一样，此说在多大程度上是实录，还须细考。但康有为在戊戌时政治改革主张的核心是晚清人所谓“开明专制”（这里的“开明”是指政策的内容，其“专制”的实质并未稍减），与“民权”、“平等”本无甚关联。其弟子在湖南偶亦道及“民权”和“平等”（实不多，不过后之研究者较喜欢引用），是否因与康联络不够所致，抑或有意采取梁启超取法乎上、以得其中的“过两级”宣扬方式[85]，以期得“开明专制”之实施？甚或不过兴之所至，顺口言及，都尚可考。但“民权”、“平等”之说与康本人当时（而非以前或此后）的政治改革主张完全相背，应无疑义。

这就颇有些诡论的意味：一方面，康被湖南旧派视为大逆不道的众矢之的，虽主保教，却被认为最威胁到“圣教”，而西学反不足虑；另一方面，康氏弟子在湖南所传播的一些“有害”内容如“民权”与“平等”，却有不少属于被康氏“伪托”的西学，且多与康氏本人当时的政治主张相违背。这样经曲折纠葛而产生出的“康学”在湖南的形象（image），曾引起轩然大波，却未必是货真价实的康学。当梁启超等不再空言“民权”、“平等”于湖南，而转往京师搞实际的“开明专制”时，其在湖南的言说却成为旧派的主要攻击目标（而实际更激烈之谭嗣同，其学说观点受到的直接攻击似反较少）。对这样的诡论现象，过去似乎注意得不够充分，还大可进一步探讨。

其实，当时人言说中的“民权”和“议会”一类词汇，都有其特定的指谓。这些词语当然是西来，但当时西书翻译不多，且其中许多还是编译，更有不少人恐怕只是看到或听到转手多次的申说，不免从中文字义去反推其义。如当时湖南人言说中的“议会”或“议院”，就特别注重其“议政”的功能。这与西方议会的原初意义即集会论政或更接近，与我们今日提到议会总先想到三权分立和选举等便颇不同。

而旧派对这些词汇的不满也是首先联想到其相关的中国含义，如见“民权”则思“君臣之分”，见“平等”即虑“父子之别”，这才是他们所关注的。用今日的话说，这些人担忧的是对既存政治和社会秩序当下及潜在的冲击。[86]他们恐怕很难想到“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先进与落后，也并不了解“民权”与“平等”后面那一整套系统学理（且这些概念本身在近代西方也是变化中的而非固定的）。简言之，当时新旧两派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我们今日认知中后起而系统的西方意义有相当大的歧异，研究者只能据当事人的时代理解（也各不相同）去谨慎考察分析。

而时人在引进这些观念或体制时更有其当下的思虑，这样的“今典”尤须特别注意。谭嗣同说得很清楚：“言民权于此时，非第养生之类也，是乃送死之类也。”所谓“送死”，即谭所说的“亡后之想”。在胶州湾事件后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之下，谭等以为中国难逃亡国命运。而据其对西方的虚拟认知，若中国成立国会并以国会而非君主政府与列强议和，或能使列强不瓜分中国；即使不行，在战而亡国之后，因中国是“有民权之地”，列强便不会像对待其他殖民地那样对待中国。同样，亡国之后，国家之“公产”会被入侵者据为己有，而以公司形式存在的“民产”则可保留。[87]据我们今日对近代西方帝国主义的了解，谭对西方的认知中悬想的成分远大于实际，然彼时新派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和心态下据其对西方的虚拟认知来提倡民权。若说新旧双方都很少从民主与专制的对立层面去思考和因应民权一类主张，大致属实。

虽然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言论中“民权”与“平等”并不多，却越来越成为旧派攻击的目标（这也有些区别，叶德辉等师辈攻击公羊学为主，宾凤阳等学生则反击“平等”更力）。有些言论也的确已针对君主制甚至满汉歧异（已为多人引用，此不赘）。当此之时，原来在不同程度参与新政的一些士大夫即面临一个是否要与这样的“维新”划清界限以脱身的问题。不论他们内心对新政举措有怎样的观感（比较接近的大约是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他们都不得不在当下违背朝旨和将来可能牵涉“犯上”之罪这两害之中做出选择。

当《湘报》第20号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初刊出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张之洞即知这种悖缪言论会引起“海内哗然”，而“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张本人的一个反应即是立即停止其在湖北代传播《湘报》之举。而湖南也确有士绅联名请在京湘籍官员奏请干预湘抚之新政事宜（先后有御史徐树铭和黄钧隆上奏，均奉旨留中）。据《国闻报》称，湘绅函中有谓陈宝箴“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事预防”等语。[88]从张之洞和这些湘绅的言词中，似不难看出他们选择的是一个最为两全的方式：既不直接反对新政，又表明了对一些新派言论的不认同，为以后可能的“秋后算账”预留了余地。

但使旧派最觉尴尬而难以应付的是光绪帝在六月二十三日和七月二十九日上谕中对陈宝箴进行表彰鼓励，尤其六月二十三日上谕指示对“有意阻挠、不顾大局”之缙绅“必当予以严惩”。在此情形下，旧派能做出何种持续的反应实难预料。据南学会佐办黄膺七月二十四日给皮锡瑞的信，上谕使湖南“新党之气大伸，旧党已如爝火。闻中丞、学使有合参叶之说。新党有长沙大痞王麻、湘潭大痞叶麻行状，院试散给考生”。可知湖南新派得上谕支持后确曾有大干一场之意，然未及动手，朝局已变。皮接此信时已获悉政变消息，预感到“大局既翻覆”，则“旧党必死灰复然[燃]”。[89]

但新派未能及时利用上谕做出有力反击的一个原因是那时中下层新派先已因各种原因而实际瓦解，主要人物中梁启超、皮锡瑞、谭嗣同、黄遵宪等先后离湘。[90]造成新派实际瓦解的原因甚多，其中新派自身的策略调适是一个重要因素。许姬传后来回忆说：在湖南地方实力守旧派的掣肘下，推行新政遇到了阻力。湖南学政徐仁铸乃请其父徐致靖（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荐康、梁、黄、谭等，“改变方针向中枢发展”。[91]按许姬传是徐致靖的外孙，自幼随其外祖读书，且自称与许多当事人交谈过，其说当有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