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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满演说（第2页）

至于杨枢保举长福，不过说他“年富力强，趋公勤慎”[28]，根本未提及反对排满演说的“功绩”；而且以横滨正领事的空缺让神户领事接充，只让长福任地位较低的神户领事，可见对他并无特殊优待。此次调任不知何故而未实授，到1907年9月3日，总理大臣奕劻又再度提出让当时仍以外务部候补主事名义在神户领事馆办事的长福当神户领事。[29]到次年5月17日，长福便离任，职位由长崎领事张鸿调补。可见他在仕途上颇为失意，丝毫没有血染顶子，官运亨通的迹象。任职神户领事期间，长福与梁启超等往还至密。1910年夏秋之际，长福还在北京寓碑塔胡同自己的寓所接待康有为弟子潘博，积极协助梁启超等人运动开放党禁。[30]

不过，面对公开的排满演说，以宗室亲贵为主的满族留学生的确普遍反映强烈，他们“两日不食，作书三百余通，飞告各省满洲大员之自爱其种”[31]。其中以良弼为首的一些人“尤为鸷悍，素持制汉之旨，今闻聚议，立有三策，一请诸政府多杀汉人，杀一人好一个，此为激烈办法。二杀一二人以警其余，此为和平办法。三速请多派满人学习陆军警察，汉人则以后不许习陆军警察诸学，此为长治久安之办法”[32]。在其鼓动下，“东京满洲留学生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决不认为满人。”[33]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梁启超闻知此事，大骂“满洲鬼良弼干涉监督”，主张“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34]，与之对抗。显然，满族学生中死硬派的首领不是长福，而是后来因反对革命而被暗杀的良弼，反对的形式也不是当场跳出来激犯众怒，而是事后倚仗权势，挑动朝廷官府进行干预镇压。

长福其人是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他的思想和行动说明，甲午战争后，在亡国危机的刺激和欧风美雨的鼓**下，不仅汉族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知识分子中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他们中间既产生出像良弼那样利用所学新知来死心塌地维护清朝统治的顽固分子，也出现了一些倾向开明，赞同改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他们本来可以而且应当为中国的革新事业贡献力量的，可惜新势力的政治领袖们提不出一个能够动员包括统治民族中的进步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进行革命的纲领口号，排满声浪掩盖了长福这一类人身上散发出来的民主精神的光芒，使其湮没无闻，难以有所作为。长福的出现只能成为辛亥革命来临和清政府垮台必然性的一个小小例证。这一形象在民族偏见的长期浸渍中变得面目全非，应当根据信而有征的史实，还其本来面目。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大将军邹容虽与排满演说无缘，但作为这次事件余波再兴的姚文甫剪辫事，倒确是他的亲手杰作。

姚文甫，名昱，字文敷、文夫，浙江人氏。本为留学生，因时常出入于留日学生总监督汪大燮处，谋得南洋学生监督的职位。[35]其所犯奸私事，据留日女生胡彬记，详情如下：“阳历二月二日，校课毕，返舍未几，闻同学钱（钱念劬之妇）、陈二君如怒如骂，议论纷纭。余就听之，钱君谓余曰：‘昨午舅姑设盛馔于家，我等正在醉饱喜乐之际，忽闻舅妾媚皋，乘醉请于舅前，欲嫁姚文敷。舅恐伤文敷名，故诺之。彼即于是晚如何如何。’余异而默言曰：‘唉，文敷先生，先生身为监督，而若是乎。’……君识高智大，焉有不知任事尽责之理。媚皋身出鄙贱，固无足怪，而君则博古通今，名倾中外，何竟如斯之谬耶？”“斯事既有伤吾国体，又有伤我女学生之名。……外作恶样，内丧天良，天下之无耻人，殆无过于汝者矣。”[36]钱、陈二君，为留日女生钱丰保、陈懋勰。钱念劬，时任留日学生监督，其父钱振常为翁同龢之婿。

此事张扬开来，留学生“大动公愤”。就表面观之，这不过是一桩风化案，充其量是个人品行不端而影响国体尊严。从另一角度看，似还有点儿积极意义。然而，由此闹成一大冲突，则别有隐情，且与排满演说关系匪浅。

1902年以后，留日学生人数增多，对政治活动的兴趣不断提高，与清政府的矛盾则逐渐激化。以前留学生事务由驻日公使兼管，1902年年初，蔡钧上书外务部，指留学生受康、梁影响，“熟闻邪说，沾染恶习，遂入歧邪，竞有流**忘返之势”。“学业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变，则心术全乖”，加上日方“暗中引诱学生以作乱之谋，以便从而取利”，“将来学生等卒业回华，散布各省，倚为心腹，假以事权”，则“曩岁湖北之变，难免不复见于南北各省”，因此建议各省自设学堂，少派留学。[37]留学生得知此事，“皆相率致书回籍，详论密函中所言之虚妄无稽，并极言日本之政教实有可钦”。他们抓住蔡钧品行不端之事，借题发挥。据日本《读卖新闻》称：“蔡和甫星使初至东京，与各学生甚为接洽。嗣因星使常赴赤坂东京艺妓聚居之所游宴，某学生作函规劝，遂成水火云。”[38]以后双方矛盾日趋激烈，终于导致成城学校入学大冲突事件。为了缓和矛盾，应蔡君和留日学生会馆的请求，清政府增派总监督一名，统一管理留学生事务。这样一来，矛盾冲突的焦点便由公使转向总监督。

总监督不是直接管理留学生，而是通过各省各部门所派分管本籍本部留学生的监督进行间接控制。其中一些担任监督者思想开通，品行端正，与留学生关系融洽，如钱恂、夏偕复等。而另一些人则媚上欺下，为虎作伥，姚文甫便是其中典型。元旦排满演说后，留学生与官方矛盾急剧尖锐，身为汪大燮心腹的姚文甫从中挑拨离间，火上浇油。“有人云唐、经、马诸人之不送成城，刘豫生之不送联队，姚实献策为谋主。人言籍籍，咸有集矢于姚之心。又送成城时有某生数人因不合格斥退，亦多归怨于姚。又南洋学生之在成城者，以事故八人共殴一人，致一人重伤”，姚欲斥革负伤者，“同乡大哗，群抱不平”。在“众怒所归”之下，姚之“私德不饬，尤为众所齿冷”。学生风闻姚文甫奸私事，“一时致书于会馆参议部者列数十起。又致书于浙江同乡之干事，拟于大会时提出付议，且欲浙江先开一同乡会，办理此事。其中有数人者，欲勒姚回国，于开大会之先启行，如此则此事可以略消。言之于姚，姚不料猝有此事之发难，惊骇无措。然舍此别无解法，允于二日内之船期即行，作为自欲回国者。”[39]然而，激进学生不甘其轻易脱身，邹容邀集张继、翁巩、张轶殴、陈由己、王孝缜等人乘夜入室，[40]执而剪辫。其经过《新世界学报》有如下详细而生动的记述：

阳历三月三十一夜半，适当中国三月三之上巳佳节，姚某将就寝，忽有六七人从容扣关入，列坐通姓名，道寒暄毕，即有一人发言曰：“吾等此来别无他意，足下素称能事，何不载彼美而逃，居将何待？”因历数其罪状。姚某猝为所中，自知无可置辞，因唯唯伏罪，言语支吾。旁有一人止之曰：“汝言我固闻之，然今日我辈之来，他亦无所要求，但愿假君一物，务乞勿吝。”姚某曰：“但有所求，无不如命。身非木石，敢不知恩。”其人探怀出剃刀一柄，笑曰：“请得君之辫而甘心焉。”姚某仓皇失措，哀告曰：“诸君刀下留人。春季大会在即，诸君临会唾骂，万不敢辞，今日哀求宽假。”其人谦谢而起曰：“今日即是大会，此处即是会场。吾人例不空回，君固无烦逊谢。”语讫，乃真扭其发。姚某疑将刃其喉，因以两手抱头缩项龟息。而持剃刀者因徐徐为之理发，讫齐根割之，笑曰：“已讫事，去休去休。”姚某又哀请曰：“割下之辫，可以还我。”诸人笑曰：“此奇货也，岂可再入汝手。”因致声孟浪，拂衣径出。……次日，悬其辫于清国留学生会馆之事务室，而为之大书曰：姚文甫之辫。……姚某俟诸人既出，乃亟呼警察，露顶示之，而告以为学生攘去。警察抚磨熟视，操日语谓之曰：“大变便利デス。”意谓非常便利也。[41]

事后，姚文甫被撤差，狼狈遁归，邹容、张继、陈由己等人也被迫离日归国。此举打击了官府帮凶的气焰，对留学生与政府的冲突做了道义评判，促使留日学界的反清情绪进一步高涨。

剪辫之事后来还有一阵洄澜，继姚文甫之后任南洋留学生监督的沈兆宜，1904年又因事与学生冲突，“学生纠剪辫党至其寓，从容执沈辫剪之。沈告公使，无如之何”[42]。剪辫不仅成为留学生与官方斗争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自己脱离清廷羁绊的象征。1903年，清廷专门下旨不准留学生剪发易服，“无如各生已成习惯，均不肯从，惟有二三满人尚肯听命”[43]。排满开始从口头演说物化为实际行动。

[1]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46页。

[2]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48～49页。

[3]该报告统计到1903年3月止，共668人，其中有26人是旧历元旦后才到日本。

[4]陈天华：《中国国民党丛书·陈天华集》，172～173页，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46。

[5]《论宗室长福劝八旗子弟游学》，载《汇报》，第534号，1903-12-02。此文称“前年刘成禺于元旦倡排满之说”，应为当年马君武之误。据《教育界之风潮》，1902年旧历新正团拜大会时，有人称会场为美国独立厅。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记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称，此事发生于1901年秋冬，为中国留学生会馆成立时，吴禄贞致开会辞所说。据《新民丛报》第5号《中国留学生新年会记事》，1902年旧历元旦正值清国留学生会馆成立，由蔡钧宴请全体留学生于九段坂偕行社，并无排满演说之事。

[6]《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载《苏报》，1903-03-09。

[7]《湖北学生界》，第1期，1903-01-29。

[8]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233页。

[9]《先总理旧德录》，载《国史馆馆刊》，创刊号。

[10]《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载《苏报》，1903-03-09。

[11]《满洲留学生风潮》，载《选报》，第51期，1903-05-10。

[12]《满学生与汉学生》，见黄藻编：《黄帝魂》，112～113页，台北，1968。

[13]《记满汉留学生之冲突》，载《苏报》，1903-03-09。

[14]《满学生与汉学生》，见黄藻编：《黄帝魂》，112～113页。

[15]1903年2月24日《汪大燮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825页。

[16]《汪大燮来书》，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一），825页。

[17]孙中山抵达香港的时间是1902年12月13日，当时香港至横滨有英、法、日等国轮船通航，途中正常航行时间为6～7天。参见《东游统计表》，载《岭东日报》，1903-12-07；《游学详记》，载《汇报》，第392号，1902-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