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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现代交往的双重面向与京派文人的交游网络（第1页）

二、传统、现代交往的双重面向与京派文人的交游网络

（一）苦雨斋的周作人与“十字街头的塔”

在20世纪30年代抗战前的北平文艺圈，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核心人物。他的周围集中着当时一大批优秀的文人、学者，如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这个圈子的交往模式与林徽因、金岳霖等人的交往大异其趣，与这两种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的“公共交往”迥异的是：周作人等的交往更带有传统文人的特性，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旧书店等方式建立一种日常性的联系，这种联系又显得非常随意和自然，不像金、林等人的交往时间和沟通模式是相对固定的，而是性之所至而任意相往来。如果说金、林等所形成的交往网络更多的是侧重智慧和知识的话，那么周作人等人的交游注重的是心灵的契合和趣味的重叠。新文化运动后的周作人发生大的逆转，到了20世纪30年代开始宣扬“闭户读书论”，注意“生活之艺术”，在对古书、民俗等的把玩中品味生活，这种闲适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部分追随者。

事实上，1925年发表在《语丝》周刊上的《十字街头的塔》就隐含了周作人的这种“社会转向”，从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流氓鬼”转变形象成一个文质彬彬的“绅士鬼”。他在这篇短文的结尾这样**其心曲：“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知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妨害，还是如水竹村人所说‘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好罢，反正这些闲话都靠不住也不会久的。老实说，这塔与街本来并非不相干的东西，不问世事而缩入塔里原即是对于街头的反动，出在街头说道工作的人也仍有他们的塔，因为他们自有其与大众乖戾的理想。总之只有预备跟着街头的群众去瞎撞胡混，不想依着自己的意见说一两句话的人，才真是没有他的塔。”[64]这个时期的周作人还没有彻底学院化，还没有建筑起自己的“象牙塔”，但他也不愿意完全生活在“十字街头”的喧嚣中，他“怕累，怕挤”，他只能在“十字街头”的繁华中建构一座心灵的“象牙塔”，也即在处世的实存中保留一份超然的情怀，明净地观照和赏玩这个世界。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周作人尚且在出世与入世、愤激与平和、学院与社会之间游离不定的话，那么到了1930—1937年，他性格中淡泊、宁静和疏离的面向越来越突出，谈论时事、典故、民俗的随意舒展中隐含的是在“文化的向度”中向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并且将自然、人生与社会的情趣灌注到这种动态的过程之中。周作人将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审美化的进程，由此，短暂的、破碎的、繁杂的“日常世界”便与一个永恒的、辽远的、深邃的“文化世界”对接起来，正是在这个对接的过程中，周作人的社会网络自然地伸展，与诸多诗友、同好的唱和、交游赋予了日常生活网络一层“文化的光斑”，这种光斑所营造的气氛、感觉造就了一个更加稳固的“塔”，安顿了周作人与其朋友们的灵魂。

1930—1937年周作人的日常世界到底是怎样展现的？在他的日常性的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面孔又具有怎样的社会学特性？他们又是基于怎样的机缘“相逢”在这人世间？1932年，周作人在一篇题名为《苦雨斋之一周》的文章中平实地记录了他的日常生活：“七月二十三日阴。上午，得半农赠所编《中国俗曲总目稿》一部二册。写《日本近代史》序文了，即寄与季谷。午，往石驸马大街应菊农、伏园之招，来者佛西、振铎及刘、林、黎诸君，下午三时回家。耀辰来谈，六时后去。晚慧修来。二十四日晴。上午，估人来，买花木食器一副。古女士来访。下午，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重校阅讲演稿了。夜大雨。二十五日晴。上午，往福寿堂，刘天华君开吊，送礼，又联云：广陵散绝于今日，王长史不得永年。往北大二院访川岛，午回家。下午，以讲演稿送还邓君，定名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改订《焚椒录》。吴文祺君以平伯介绍来访。金源来谈。夜，大风雨。二十六日阴雨。上午，写信九通。下午，写讲演稿小引毕，即寄去。奚女士来访，为致函季明。晚，写《看云集》序了，寄与开明。任仿樵君来谈，还《珂雪斋集》一部。下午，往访尹默、叔平，又往看耀辰，五时回家。得上海寄来旧书二部。二十八日阴。上午，启无来，幼渔、肇洛先后来，下午去。得半农赠《朝鲜民间故事》一册，其女小蕙所译，前曾为作序。嗣群来，以右文社影印《六子》二函见赠。平伯来。傍晚大雷雨，积水没街。十时顷，启无、平伯、嗣群共雇汽车回去，斋前水犹未退，由车夫负之出门。二十九日雨，后晴。上午，阅石户谷勉所著《北支那之药草》。下午，抄所译儿童剧，予儿童书局，成二篇。”[65]

从周作人的这些记述中，大致可以勾勒出1930—1937年以之为核心的文人社群的脉络，这个社群的交往方式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私谊性质的私人生活，在这个私人生活所搭建的交往空间中，生活方式的相似性发挥着凝聚的作用。周荣德在考察中国的士绅社会时指出：“阶层统一性是阶层群体的先决条件。所谓‘阶层统一性’，我们的意思是某一阶层群体的成员能以此与其他阶层群体的成员明显地划分开来。划清界限最通常和有效的办法，就是看有无共同的生活方式。士绅作为一个阶层群体，有着一套形成系统的控制个人活动和互相关系的行为规范。规范系统只能通过群体中个人的媒介发现它在物质世界的表现，如果没有这个系统，群体则将仅仅是不能起整体作用的乌合之众。”[66]

对于周作人等这个文人社群来说，其生活方式存在鲜明的相似性，他们的交往方式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第一，家常性的互访活动，闲聊，品茶，家宴，往往是无目的性的消遣闲暇时光，如1932年4月19日“为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被法学院学生囚禁三周年，邀俞平伯、钱玄同、江绍原、徐祖正、冯文炳等在家集会纪念，沈从文因病未至”[67]。

第二，相对比较正式的宴会，一般在一些相对固定的餐馆进行，如丰泽园等，这种交往规模相对较大，往往带有一定的目的性，有时是《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的聚餐会，带有约稿性质，如1933年9月10日，周作人应沈从文之约，赴《大公报》茶话会，谈《大公报·文艺副刊》创刊事。

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寻访北平的古旧书店，逛琉璃厂，郊游等，例如根据其年谱记载：“1936年5月16日，北京大学‘风谣学会’成立，最初成员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魏建功、罗常培、常惠、沈从文、方纪生、朱光潜、李素英、徐芳、吴世昌、申寿生、容肇祖、章廷谦、周作人等30余人，主席为顾颉刚。”[68]

第四，书信往还和题写序、跋等，体现了传统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这在周作人与废名、俞平伯等人的交往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如其为俞平伯的《燕知草》、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写序跋。就交往空间而言，周作人这个文人社群的主要聚集空间集中在“苦雨斋”“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学院”“孔德学校”等，另外就是印刷媒介构造的“交往空间”，例如，《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骆驼草》等。

对于周作人这个文人群体而言，《骆驼草》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该刊实际上负责编辑和发稿校对者是废名和冯至，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徐祖正、梁遇春、徐玉诺等。该刊在废名撰写的《发刊词》中说：“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响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并标榜该刊“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69]这个发刊词集中地表现了这个群体的精神旨趣与价值趋向，以“闲适”为核心，玩古董，谈文艺，侍弄花鸟虫鱼，把玩琴棋书画，超然于政治之外，自成一价值自足之系统而罔顾社会舆论和“时代精神”，质言之，就是在意识形态两极化的社会空间里为自身的情趣构筑一个私人性浓郁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追求精神的独立、个人的意味和人文的理趣。

正是这种价值系统的魅力，凝聚了一大批崇尚精神自由的知识分子，他们在日常世界的频繁交往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一种审美和观照的态度里沉溺在当下的可以把握的文化世界的精神里，相对于“遵命文学”的泛滥也不失为一种“沉默的反抗”。如论者所指出：“他们或在北大任教，或毕业于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清一色的学院中人。周作人是这些人的文学前辈，并且曾经是他们中许多人的老师，如俞平伯、废名、梁遇春等。《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1926年以后在周作人身边形成的一个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集体在30年代初中国文坛上的第一次公开露面。”[70]

在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这个群体中，人际网络的建构遵循着大致相似的逻辑。而周与这些文人的关系也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新文化运动凝聚的“战友型”关系，如与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友谊主要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通过《新青年》等杂志的反传统、主张个性自由、倡导民主科学价值等形成了一个“历史传统”。自然，启蒙运动只是为他们的友谊深化提供了契机，在这之外还有更多的“社会因素”隐性地发挥着作用，例如，周与钱早年在日本都曾受业于章太炎，民国以后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是同学、同事、同志关系的复合网络。周作人曾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细致地描述了他们初识时的情态：“太炎答应于星期上午在《民报》社开一班，先讲《说文解字》。听讲的人是鲁迅与我，许寿裳和他的同学钱家治……”“两三个在讲习会的人，因为热心听太炎讲学，所以也赶来听，这便是钱夏（玄同）、朱希祖和朱宗莱。当时玄同着实年少气盛，每当先生讲了闲谈的时候，就开始他的‘话匣子’（这是后来朋友们送他的一个别号，形容他话多而急的状态），而且指手画脚的，仿佛是在坐席上乱爬，所以鲁迅和许寿裳便给他起了‘爬来爬去’的雅号。”[71]1939年钱逝世一百天的时候，周作人作《玄同纪念》深切怀念他的这个老朋友：“老朋友中间玄同和我见面时候最多，讲话也极不拘束而且多游戏，但他实在是我的畏友。浮泛的劝诫与嘲讽虽然用意不同，一样的没有什么用处。玄同平常不务苛求，有所忠告必以谅察为本，务为受者利益计，亦不泛泛徒为高论，我最觉得可感，虽或未能悉用而重违其意，恒自警惕，总期勿太使他失望也。今玄同往矣，恐遂无复有能规诫我者。”[72]

刘则与周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存在着密切的工作上的接触，但他们同时又曾经都是《新青年》作者，其最初的友情也是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建立的：“民国六年春间我来北京，在《新青年》中初见到半农的文章，那时他还在南方，留下一种很深的印象，这是几篇《灵霞馆笔记》，觉得有清新的生气，这在别人笔下是没有的”[73]。

二、学院教育建构的“亦师亦友”型关系网络，如与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的关系就是典型的师生兼朋友关系。当然，学院教育只是提供了相识的机会，事实上，他们的私谊非常深厚，周也是将他们作为得力门生刻意栽培，奖掖有加，他们的交往延伸到了日常生活的层面。俞平伯是周作人早年在北京大学的学生，曾经修过其《欧洲文学史》等课程，并参加北大进步团体新潮社创办的《新潮》的编辑，而周作人是这个学生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孙伏园也是周作人早年学生，担任《晨报》副刊编辑时曾大量约请周撰稿，而他离职后担任编辑的《语丝》周刊得到了周的大力支持，因此可说，周与俞、孙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查考《俞平伯年谱》可知，俞与周的主要交往方式是书信往来，互访活动也相当频繁，经常在家或餐馆宴请对方和其他朋友，如1931年1月7日中午，在清华园寓所宴请来访的周作人和沈启无，邀请朱自清作陪；其次是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共同参与社团活动，发表演讲，主持考试等，学院空间是他们交往的重要场所。如据《俞平伯年谱》记载：“1930年11月7日，应天津女子学院沈启无邀请，与周作人同车赴天津。11月8日，上午，应邀与周作人在天津女子学院作讲演。下午，受南开大学文学院文学研究会邀请，陪周作人往南开大学大礼堂作公开演说。”[74]而沈也是周的得意门生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私谊与公共学术权力结合在一起，形成互动的文化权力网络。

周作人与废名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查考《废名年谱》可知，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废名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得最多的记载就是“访周作人”和“得周作人信”等，几乎每天都会跟周见面或书信交流，甚至周作人夭折女儿若子的忌辰等都会参加。1930年11月20日，废名到周作人家，参加若子一周年忌，两年后的同一天，周作人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废名来，八时半雇汽车同家人往广通寺致忌（若子三周年纪念忌也）。十时半，由寺出发。十二时半到板井村，即土葬。”[75]相对于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和金岳霖的“星期六茶话会”的“公共空间性”，周作人与其得意门生的交往形式更多的是体现出“私人领域的交往性质”，而这种私人生活的交往空间与公共交往又不是截然两分的，往往又通过参加同样的学会、学院空间、读诗会、报刊活动等公共生活交缠在一起。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北平这两个偏文艺学术群体在交往的特征上的差异，有过欧美留学经验并认同其生活方式的学者、文人对于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是分离的，他们可以参加公共空间的讨论、争辩和型构，但同时保留个人私人生活的私密性，而对于像周作人及其学生群体来说，“公”与“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贯通的共同世界，这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式交往空间的特性。

例如，周在《怀废名》一文中这样记述他们的交往过程：“关于认识废名的年代，当然是在他进了北京大学之后，推算起来应当是民国十一年考进预科，两年后升入本科，中间休学一年，至民国十八年才毕业。但是在他来北京之前，我早已接到他的几封信，其时当然只是简单的叫冯文炳，在武昌当小学教师。……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住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76]1934年7月，周作人访日期间，日本记者井上红梅问他“据说您的弟子中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很多”时他回答说：“不，没有那种事。来学校听我讲课的人很多，但关系密切的只有两三位。俞平伯现在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他是俞曲园的曾孙，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自成一家，经常写些评论。作家里有冯文炳和冰心女士，冯文炳笔名‘废名’，现在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科教授。”[77]

即此可见，虽然20世纪30年代作为“北方文坛盟主”的周作人交游广泛，社会网络错综复杂，门生同事故友遍北平，但真正成为其群体中的核心成员的只有俞、废等人，《骆驼草》群体在时代的巨变中也在发生显著的分化，而周与学生们的交往中也时常会有一些变故，例如，沈启无本来也是相当重要的成员，后来因某事触怒周被其逐出师门。但废名是周一个忠实的追随者，与其说这是因为周在生活上处处关照他而导致的感激，不如说是周的精神魅力与渊博学识让废名彻底地“皈依”了，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成为类似宗教性的精神谱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废名所作的《知堂先生》一文中窥知一二：“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那天平伯曾说到‘感觉’二字，大约如‘冷暖自知’之感觉，因为知堂先生的心情与行事都有一个中庸之妙，这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平伯仍踌躇着说道：‘他大约是感觉？’我想这个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与其说是伦理的，不如说是生物的，有如鸟类之羽毛，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卫生的。然而自然无知，人类则自作聪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识者而能之与。”[78]废名与俞平伯的互访也是相当的频繁，在废名的年谱中经常可以看到其访问俞并与之长谈的记载，甚至还要讨论打坐等修炼佛学的方法，精神上极为相通，才能如此亲密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