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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上海崛起 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第1页）

一、大上海崛起：雄极一时的海派文化

1928年年初到上海的美国记者斯诺，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上海风景，今天的读者也许还能从中感受到上海几十年前的都市气氛。

上海商业区的街道乍看起来同样也像是一个古怪的马戏场，熙熙攘攘，活跃得令人难以置信。三教九流的人们都在公共场所干着各自的勾当。人们高声喊叫，比手划脚，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来穿去。……从喧闹的早晨到凄凉的夜晚，咳嗽声吐痰声不绝于耳，孩童的便溺在路旁汇流成溪；鸨母在叱骂着；永安游乐场里同时演出十多台戏，传出假嗓子的尖声演唱；附近的旅馆里充斥着身段丰满的少女，她们是被招来供外省来的富商纵欲的；乐队呜呜咽咽地奏着乐曲为满身珠光宝气、身段苗条的中国舞女伴奏；无数的乞丐和他们赤身露体、肮脏的孩子们在苦苦哀求着；迷人的黄浦江上，布满外国军舰，以及杂乱的货驳、帆船，还有千百艘点着灯笼的舢舨，在月光映照、严重污染的江面上就像是点点萤火！[2]

当然，斯诺并没有忘记描绘“大片宁静的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却很像美国东海岸或法国城镇最好的住宅区”。他惊诧于这种奇异的对照，并“曾经错误地认为整个中国也是这种情况”。

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之一穆时英在他的一篇小说中称上海是“地狱上的天堂”。这是其中的一个场景：

电车当当地驶进布满了大减价的广告旗和招牌的危险地带去。脚踏车挤在电车的旁边瞧着也可怜。坐在黄包车上的水兵挤箍着醉眼，瞧准了拉车的屁股踹了一脚便哈哈地笑了。红的交通灯，绿的交通灯，交通灯的柱子和印度巡捕一同地垂直在地上。交通灯一闪，便涌着人的潮，车的潮。这许多人，全像没了脑袋的苍蝇似的！一个FashionModel穿了她铺子里的衣服来冒充贵妇人。电梯用十五秒钟一次的速度，把人货物似地抛到屋顶花园去。女秘书站在绸缎铺的橱窗外面瞧着全丝面的法国Crepe，想起了经理的刮得刀痕苍然的嘴上的笑劲儿。主义者和党人挟了一大包传单踱过去，心里想，如果抓住了，便在这里演说一番。蓝眼珠的姑娘穿了窄裙，黑眼珠的姑娘穿了长旗袍儿，腿股间有相同的媚态。

最准确地把握住上海特点的，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他称这个不可思议、会改变一切的城市为“魔都”。一批日本作家留下了描写上海的作品。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创作的名为《上海》的长篇小说，深刻影响了上海文坛。

我们注意到，一个世纪以来上海的兴衰和城市地位的消长起落，与它的文学反映正好相反：伴随上海成长为世界闻名的国际大都市的文学描写，大多是丑恶、阴暗的。上海几乎成为荒**无耻、邪恶堕落的同义词。“海派”所含有的贬损意味，反映的正是话语背后一种群体的认知意愿。不仅从北京、从内地看上海，无不怒火满腔，看出“阶级仇民族恨”；上海人自己写上海看上海，从晚清的官场小说、谴责小说、黑幕小说到近世的鸳鸯蝴蝶派和新礼拜六派，亦无不是以暴露黑暗、揭露丑恶为能事，更不必说《子夜》《包身工》、三十年代进步电影等左翼文艺了。被称为“东方巴黎”“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同时被描写为“妖冶的**”或“鬼域世界”，新中国成立后的标准术语是“资产阶级大染缸”。

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文学反映是“半真半假”的，并有可能探讨其所隐含的复杂原因。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指出，近世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官方意识形态对中国现代化的桥头堡通商口岸城市的诋毁，以及对“口岸华人”的丑化，多少是出自民族主义感情的羞愤之情；而另一些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作家，“接受了半列宁主义的观点，把通商口岸看成国际资本主义的罪恶工程”。然而：

许多人已经忘记——或许根本不知道，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塔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3]

白鲁恂想要澄清的事实之一，是通商口岸制度完全不同于殖民地制度，租界的最高行政权力虽由外国人掌握，但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由中国人把握。是中国人自己在通商口岸的环境中建设了“最成功的中国现代化社会”，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远比凋敝动**的内陆农村——它在文学、电影中被描写成与邪恶、**的上海对立的道德源泉和世外桃源——更为充裕、进步的生活。在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更培养出了一种“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它造就了“在现代社会感到自如但又了解中国传统的下一代”，王安、贝聿铭、马友友等杰出人物便是代表。

图1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外滩

由于中国现代化的特定路径，上海畸形地集骄傲和屈辱、繁荣和罪恶于一身，造成国人根深蒂固、难以排解的憎恶情结。具有强大震撼力的现代大都市的崛起，可能是一种奇迹，却并非不可解的神话。透过苦难的血污、激烈的民族感情和严厉的道德批判，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奇的社会文明。

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是上海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命脉，商业化、商品化成为上海城市社会最基本的特性。上海的经济在开埠后是由转口贸易、对外贸易和金融业构成并启动的，至19世纪90年代才有实质性的工业。商业始终是上海最传统、最发达、最深入人心的行业。据1935年的调查，上海公共租界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工业人口18。28%，商业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占0。95%。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统计，从事商业的人口多达57万，占19。76%；在商业中心的黄浦区和老闸区，从商人数比例高达45%和44%。[4]被称为海派文化中心的四马路正是在这一商业繁华区。

上海最重要的社会政治制度是租界制度。近代上海的大部分历史是在“三家二方”的特殊格局中演变发展的。由华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三家分辖的上海，成为中西二方两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交汇点和大熔炉，并构筑了近代中国供各种主义、流派、组织和人物表演的得天独厚的大舞台。如果我们正视社会进步往往是以“恶”的形式开路的这一相当普遍的历史事实，那么就有必要在现代化主题与民族感情的强烈纠缠中，校正理性和感情的天平。

上述两重因素，造成了上海第三个最基本的特征：国际化和开放性。我们看到作为现代化的关键因素，“交往的压力”带来了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人口流动成为衡量城市新陈代谢的最好指标。上海人口的急剧增长和“五方杂处”局面的形成，恰当地说明了上海无所不包的巨大容量、吞吐吸纳的恢宏气概，以及前所未有的多样性。上海人口由1910年的128。9万，1927年的264。1万，1935年的370万，发展到1949年的506。3万。在沪的外国人数，由1900年的7400人，1920年的2。7万人，1930年的5。8万人，发展到1942年，日军侵占时，外国侨民多达15万人。外国人国籍包括：英、美、日、法、德、俄、印度、葡萄牙、意大利、奥地利、丹麦、瑞典、挪威、瑞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希腊、波兰、捷克、罗马尼亚、越南等几十个国家。[5]

最能说明当时上海开放性的个例，是在20世纪30年代迫害犹太人狂潮中，上海成为犹太人的庇护地。逃出德国而四处碰壁的犹太人，在上海可以无须签证而登岸。1938年至1941年，就有近1。8万犹太人到达上海。曾任民主德国首任驻华大使的柯尼希、1977年到1979年出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著名音乐家约阿希姆兄弟等，都是当时的“上海人”和“上海孩子”。80年代，他们曾组织“回乡”旅游团，重访并感谢他们的第二故乡和再生之地。

上海作为移民社会的特征同样表现在在沪华人的人口构成之中。对三界华人籍贯的调查显示，上海本籍人仅占不足30%；公共租界内这一比例最高时是22%（1930）；华界这一比例最高时为28%（1932）。外地人籍贯构成，比例最高的依次为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市区的人口密度，以公共租界为例，1935年每平方公里5。1万人，1940至1942年即达到每平方公里7万人。作为面向太平洋的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与世界交流的绝不仅仅是商品货物，而成为西方文化思想输入的前沿阵地。交往、通讯、流通的中心功能，正是工商业大都市往往也是文化中心的隐蔽的优势。

这一切，造成了上海“魔都”的法力和魅力：“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为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为卷发美人；单眼眩和扁鼻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6]这种神奇的传说，突出了现代大都市那种大熔炉和加速器的性质：不可抗拒地摧毁、改造旧传统，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新的共同文化。对上海这个大熔炉，不妨说它的炉火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它的搅棒是西方文化。在沸腾翻滚、令人目眩的都市生活后面，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冷峻的理性化进程。

在上海建立的中国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固然是畸形的、扭曲的、很不彻底的和中国式的，但它毕竟具备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一些特征，并由此发育出一种新的文明和文化。建立在大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基础上，依靠成本核算和资本积累以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牵涉着一套独特的文化和一种品格构造。在文化上，它的特征是自我实现，即把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或血统）中解脱出来，以便它按主观意愿造就自我。在品格结构上，它确立了自我控制规范和延期报偿原则，培养出为追求既定目的所需的严肃意向行为方式。正是这种经济系统与文化、品格构造的交融关系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7]。在上海近百年来这场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和文明演进中，造成了上海城市文化中也许是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种文化成分：工商业文化。

“海派”无论作为精神文化还是城市人格和生活方式，都离不开这层“商的文化”，虽然它往往被赋予贬义，但在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中，它的主体价值无疑是正面的。工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对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摧毁，是一次人的解放。金钱、市场和机会造就的形式上的平等，意味着对基于血缘、地域、特权等先赋的特殊身份重要性的否定，意味着普遍主义和成就准则在主要制度领域的逐渐建立。因而，大都市总是不断制造着而且有时也成全着各种各样的“淘金梦”。例如，上海著名的实业家荣宗敬兄弟、虞洽卿、朱葆三、叶澄衷、祝大椿、徐润等都是出身贫寒，从底层干起的。“灰姑娘”和“丑小鸭”正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神话。私有财产、自由竞争和能力原则对冒险精神的激励，培养和发展了企业家精神，它是工商业文化最富于进取性的灵魂。这种勇于开创，不断拓展，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建筑在一整套理性化的观点、准则和行为方式上。从包括节俭、勤快、成本核算、簿记方式、契约关系、信用、守时、效率等在内的商业行为和基础性品质中，发展出了敬业精神、工作精神、契约精神、职业道德等商业伦理和意识形态。尽管这种工商业文化主要是由企业职工和企业家负载的，作为在工商业社会中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它衍化渗透到了城市生活方式和城市人格的塑造之中，实际是无所不在的。

在制度组织层面的变迁，是职业的专门化和社会分工，以及城市人口的异质性造成的社会分化与分层，组织和交往方式的类型分化和复杂化。大量非家庭和亲属性、具有自治性质的行会、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的涌现，造成一个与高度集权的、纵向的权力结构不同的结构分化的社会组织网络。这部分意味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他们由制度化的领域之外，被纳入了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之中。

上海大致是个横向的、社会化的城市。它在城市建筑和人文景观上的体现，是有“万国建筑博览会”之称的多样化的建筑样式，是纵横交错的便利的马路交通，采取欧洲联排式格局沿街建造的廉价而实惠的里弄住宅。在广场、俱乐部、公园、游乐场、工厂、商店、马路、里弄等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人们密集的交往和沟通中，形成着上海市民的共同文化：一种统一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

市民文化是我们认识上海文化的一个关键。伴随市民阶层的兴起，产生于城市居民公共生活的市民文化，应当包括体现公民权利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这正是政治学中称为“公民文化”的内容。由于中国城市与欧洲城市的不同传统，以及半殖民地化的政治制度，这种公民文化的匮乏和薄弱也许是上海市民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和弱点。然而，市民文化就其主要成分和功能而言，却是围绕市民闲暇生活的文化（家庭、婚恋、消费、饮食，等等）和娱乐文化。

在紧张、高速、拥挤、狭仄的都市环境生活的市民，自然发展出了与乡村社会很不相同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闲暇之余，但求放松解脱，移情宣泄，这种市民文化消费的基本动机，确定了市民文化大致的取向。商业化的文化市场则为这种消费大众的娱乐文化提供金钱的驱动和利益的润滑，从而刺激和强化了市民文化的固有取向。确认市民文化以娱乐功能为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不是什么难辩的理论问题。就不同时代和社会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而言，俗文化的基本主题莫不是围绕人之天性“食、色”为主的娱乐愉悦。只要看看古今中外的民歌土风、近世不同时期的市民文学（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无不贯穿了**、物欲人欲，便可明了。周作人指责上海文化“以财色为中心”，其实就市民文化的本性而言，大致不谬。

正是从上海这一特定的文化生态中，产生了上海文化的特殊气象，塑造了海派文化的品性。

商品经济和市场与文化的结缘，形成商品化的文化市场，确立了城市文化的经济机制和上海知识分子基本生存环境。文化成为商品，染上“铜臭”，向为人不齿。这正是海派被詈为“商的帮闲”的要害之处。但这种指责不仅仅是封建士大夫“言义不言利”的迂腐或清高，而且埋下了现代社会文化冲突和危机的基本线索。这一过程并非自五四始。正是由这个市场，造就了清末民初中国第一批以卖文为生的专业作家，由此，作家成为一门职业。商品经济所包含的冲决封建宗法社会的革命性，一开始就鲜明地体现出来。正是这种自食其力，无须仰人鼻息的经济地位，给中国作家前所未有的创作自由，塑造着他们的独立人格。一个例子是，不论对鸳蝴派作品如何评价，这些作家就政治观而言，多是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他们对朝政时事的嬉笑怒骂、自由恣肆，也为前代文人所难有。沈从文说过“新文学同商业发生密切关系，可以说是一件幸事，也可以说极其不幸”[8]。这正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性。正是借助这个“商品化”，文学才最终告别了文人自娱或藏之名山的时代。新文学在上海的刊物和成就较多，也正是得益于这个发达的文化市场。商品化和市场机制奠定了上海文化两个基本的取向：商业化的利益驱动和世俗化的大众导向。于是，当经济利益超越了艺术规律，市场用它“看不见的手”选择和操纵文化时，便开始了文化的不幸和危机。

如果说文化市场为上海文人提供了丰厚的生长土壤，那么租界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化发展所亟须的思想和言论自由，乃至人身安全提供了并非无意义的制度保障。在封建专制的中国，政治与文化之间消长涨落的关系，是一个专门的课题。在政治清明的“盛世”，时常伴有上层文化和士大夫雅文化的昌盛，但在政治松弛，统制废懈的时代，往往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思想和艺术的活跃。如果说五四时期，帝制崩溃之后，军阀割据，社会政治的混乱和动**，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历史间隙，那么上海租界无疑维护了这种自由。这个治外之地既藏污纳垢，也藏龙卧虎，它不仅在清政府的屠刀下保护过康、梁等维新党人，而且出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地。20世纪20年代初，国共两党的中央机关都在上海。在介入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国共两党在上海曾有初次合作：1922年合作创办上海大学。不堪北方军阀迫害的北京教授、文人曾几番南下，1927年后新文化中心终于由北京南移上海，租界的功用是重要原因之一。直至抗战初期，上海沦为孤岛，因美国尚未参战，租界当局尚可保持政治中立，“许多报刊书店，挂上一块美国注册的招牌，照样可以依靠‘言论自由’四个字出书印报”。[9]

充裕的都市物质生活，发达的文化事业和基础设施，便捷的沟通和交往，租界提供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使上海形成相对优越的聚集吸收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上海成为知识分子集中程度最高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形成了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阶层。至1949年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1万多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