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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调时代中的人1（第2页）

我们应该认识这种朝着谐调方向发展，并且与人的精神个性日益增多的差异相伴随的发展趋势，认识到这种谐调本身并不是我们“选择”得来的；它是不可逃避的命运。无论谁要作出抵抗，无论谁希望培养某种所谓的“有性格的”或“特别的”理想人，但作为一个已经具体地在历史中形成的人，他的抵抗和希望都是徒劳的。现代世界充满着要使成为一个物种的人的种种可能形式复活的企图。仿佛这个世界是一个二手货商店，里面都是被人废弃的杂物：“异教的人”、“早期信基督”的人、“哥特式”的人、“文艺复兴”的人、“拉丁—大公教”的人（法兰西）、“莫斯科”人（俄国）等。但人类将不加理会地从这各种人工化的浪漫的抱负旁走过！

如我所说，对在世界大战中突然发现了它最为真实的共同经验的人类来说，谐调本身是不可逃避的命运，因为，世界大战正是人类的一部共同历史的开端，同时它生发出引导和管理这种对群体质量与势力作出谐调的精神使命。当谐调以这样一种方式实施时，人类便将获得有价值的成果。这就是所有政治学的使命，说到底，这也是它最基本的使命。

刚刚结束的漫长时代基本上是一个产生各种紧张关系的时代，这些紧张关系一直向着愈益特别化的方向发展，如同欧肯（R。Eu）所说的，这是一个“各种势力增长”的时代。它时常被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少的暴力革命进程所打断，比如农民战争、英国和法国革命、影响较小的德国革命及俄国大革命等。然而，适用于现时代的最普遍的公式，在我看来，似乎是各种势力的谐调，而这个时代是一个人类各种紧张关系将得到普遍缓和的时代。同时它也是人类在其中再一次依赖自身活生生的精神和勇气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努力成为种种魔幻般的力量的主人，而在上一个世纪中，这个魔幻般的力量在脱离羁绊后曾一度成为人类注意的中心。他的目的是使这些力量服务于人类的救赎和精神价值富有意义的实现。如若每项政策都具有阻止那些妨害这注定谐调的因素的功能，那么任何厄运都将被一种强大而不可抵制的、朝着谐调发展的潮流所**涤无存。今天，以正确的术语所构想的每一个政治学的目标实际上是一项引导和管理这种谐调的某些具体任务，其目的是使毁坏、爆炸、流血和眼泪被限制在最小的程度内。如我说过，它似乎就是在新世纪里任何政策最普遍的公式，因为我们必须清楚地明确一件事：这个时期不仅是增长着紧张关系特殊势力的时期，而且也是一个谐调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人类来说恰恰也是最危险的时期，是最充满着死亡和眼泪的时期。我们在自然和历史上的称之为爆炸、灾难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没有被精神和意志富有意义地引导的阶段，或者不是顺从于它们的引导的阶段。

让我们勾勒一下这个即将来临的谐调的几种类型吧。

种族的谐调，血统的混合将是不可抗拒的进步。康德已经预言，种族间紧张关系的谐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谁从维护一个“纯粹的”种族出发去看待世界的救赎［依他之见，一个“高贵的种族”也只能模仿戈宾诺伯爵（tGobineau）的“七位忠诚的朋友”］，那么就让他和他的纯种民族撤退到荒岛上见鬼去吧！独立的有色民族的崛起已经产生了显著的进步。在白色人种和有色人种之间的谐调将要开始，但是，它可以进行得很好，也可以很糟，或者是优秀的血统相混合，依据科学经验而产生出较高级的人种价值系统，或者是一种不充足的混合导致人类作为物种在价值上趋向于败劣，以致诸价值系统的沦丧。无论一个人是认定几个大的种族群体独立地构成了整个人类而不相信人类在种族关系上是相互关联的，或是站在单一人种学说的角度认为：种族的差别是形成人类过程的组成部分，一个联合起来的人类从种族和文化的意义上来说虽不是历史的一个起始点，但可以一直作为它的目标。从其最基本的结构来看，世界历史中并不包含一种纯粹文化成分的、按固定节奏展开的过程，无论是就各个种族的命运，还是就所谓“文化”的命运来说都是如此。各种“文化”从繁荣、成熟到衰落都是相互接近而又彼此独立的，斯宾格勒暗示了这一点，但他同时也忽视了种族的融合，忽视了一个民族对外来观念的吸收以及各种以古典的文化为动力的复兴运动。世界历史也不是一种单一的运动，它自开始以来就一直继续着，并且仅仅在晚近才由于环境的差异以及历史赋予了一个民族的便利条件而分裂成不同的支系，这种观点尤其为基督教的和实证主义的历史观所认定，但二者都仅仅局限于它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之中。实际上，历史的构架就像一个河系，在这里面，许多大河在数不清的世纪中依据它们各自的河道奔腾不息，数不清的支流**入其中，蔚为壮观，最终浩浩****地直接汇聚在一起，流入一个更为壮伟的主河道中。在数量上逐渐减少的历史流向产生了我们称之为文明和文化的历史机体。就这些根植于人类统一体理性精神的茎干而言，其中的任何一种精神就其结构具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关系在地球上是求永存的并且比任何民族的联合及其政治的和经济的典章制度更经久不衰。它们所形成的精神意义和客观价值内容在任何时刻都能够像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再次兴起，并且在混合的文化中重新兴盛并形成人类社会。因此，举例来说，古代的风尚能够以更新的形态和方式丰富西欧世界。然而，在历史有机体仅仅“表面”，仅仅是群体的灵魂和生命的“表现”这种意义上（比如传奇、童话故事、神话、风俗、习惯等），当某个民族单位不复存在时，它们富有生命力的价值观的内在意义作为现实存着的价值已被确凿无疑地摧毁和丧失掉了。因此，它们是终归不免灭亡的存在物。在与纯粹的“精神文化”和“表现的模式与属灵的生命”的强烈对比中，集体的精神产品，对权力的追逐欲、智能，尤其是经验科学、技术、政府及其管理的形式，法律规则等，简言之，这些都是文明的而非文化的成分。有机体仅在民族共在与超越民族的存在之外显示为一种不间断的“进步”，这些有机体截断了文化的种种形态，并且成为一种越来越具有“国际化”意义的线性的“渐增效应”。然而，“世界主义”的谐调是纯粹文化形态的谐调，不仅当代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过去兴盛过的残存的文化都可以在这种谐调中继续存在下去。这种“世界主义”的谐调比起连结着世界贸易的、文明和技术的“国际化”谐调来显得尤其不相称，它缓慢地向前发展，并且以一种与文明和技术的国际化不相同的方式向前发展；但世界贸易的的确确又是“世界主义”谐调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各种类型的谐调中，最重要的一种谐调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自身相适应的文化谐调，这种文化谐调与产生及创造整个历史的人类相适应。

在今天，有一种谐调强烈地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种谐调确认，人无论在何处都要朝着全人发展，并且开始形成这样的结论：精英人物是介于“阿波罗式”和“狄奥尼索斯式”的人之间的一种人物。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形式中，作为“理念哲学”和“生命哲学”的对立，到目前为止已将一种二分法引入了所有民族的哲学思想之中。这类谐调不仅出现在西欧，而且，至少也出现在美国，并且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过程，已经很有效地产生着作用并且吓唬甚至威胁我们中的许多人，这些人至今仍在只用过去的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为了用我们今天能够观察到的所有征候来丰富这个过程，我喜欢称它为一种再升华的过程。所谓再升华的作用，我的意思是指把聚集起的能量降低的精神性意识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有机体把这种能量转化到脑力或智能中去，它是所有纯粹精神活动（例如观念活动）定然遵循的轨迹。

这再升华过程首先仅仅在一种降了格的重视精神之中显示自身，这种显示又尤其发生在对智能活动、对精神作品和它特定的社会承担者的重视之中。今天，在欧洲和美国所有伟大的近代群众运动都奇怪地被融合在他们有意识的反理性、反理智的态度中，这种态度通常表现为一种轻视精神、轻视所有精神中的价值的倾向。苏联的本质和政策是基于两种因素。他们被反理智的、反西方的、浪漫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火焰所灼烤着，同时还被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所维持着，而马克思主义却是拒绝这些观念的。法西斯主义尤其具有活动论的色彩。从事法西斯活动的代表人物们都轻视学者和知识人士。某个时期里，墨索里尼对某些我认识的人士说：“在意大利，他们训练着悲剧诞生的实际申请者”，即“狄奥尼索斯式的人”。我们只需看一下在所有国家里飞速成长起来的体育运动；这种青年人的运动带有他们的现代“身体意识”和对身体的欣赏，这种运动不仅作为一种工作与欣悦的源泉，而且这种运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美和美的形态，我们在美国看到了巨大的人种改良运动，看到了清教式的道德观念的消逝——如林赛（BenLindsey）在他的《现代青年人的反叛》一书中描述的那种少年法庭的判决，看到了在所有国家中青年人新型恋爱习惯，看到了声势浩大的心理分析学的运动和关于内驱力的现代心理学的流行，看到了弥漫在全世界的愤怒，看到了自尼采和柏格森以来新近形成的泛活力论的学说，看到了朝着黑暗的神秘主义发展的怪异的当代嗜好，以及幼稚地轻视科学而赞成互助或群体的种种观念学的倾向，看到了对婴幼儿和青年人作为某种内在价值存在的新的评估，到了对学者、知识型艺术家、知识型戏剧文学家们的欣赏的急速下降，看到了在当代体育运动或电影中“英雄类型”已经几乎变成神话般的人物，看到了对“力量”、“美”和“青年”的疯狂的绝望，看到了对具有原始性神秘的情绪、艺术和精神的欣赏，看到了曾经被欧洲人启蒙的民族的习俗反过来占据欧洲的整体趋向，即欧洲的“逆向殖民化”（Gegenk）……所有这些情形和数以千计的其他特点，我称之为人的内驱力在新世纪里对片面升华的一种系统反叛，这种反叛针对着曾被我们的先辈夸大了的理智主义，顽固的禁欲主义实践及他们的升华技巧（这已经是潜意识的了），到目前为止，这种反叛在欧洲已成了时尚。现在，所谓的“生命”女神似乎已经取代了“精神”女神的统治；因为我不能将这场运动确认为一种短暂的“后大战现象”。它在大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因为尼采的声望已充分表明这一点；他使“生命”这个记号具有魔法音色。事实上，我看见了一个集体性的运动已深深地根植在西方历史之中，这种运动致力于在人的外观和他的有机组织之间进行总体能量（Gesammtenergie）的再分配。

这些运动真的很令人吃惊？他们没有为现代人的健康制定出种种必要的方法吗？尽管他们很早就超越了真理和正义的所有界线，在他们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中尤其如此，这也与每类反向运动一样。正如路德所说，人类仅仅像一个喝醉酒的农民，左摇右晃地发现了通向上帝的途径。自从古代晚期和耶西米出现以来，甚至从耶稣的有神论开始统治欧洲以来，禁欲主义观念就已经发展成一种最片面的关于人的学说，它以更新了的形态出现并且产生了许多完全不同的因果式解释。最后，这种观念真正地开始危及人类诸种力量间的均衡。最初到来的是作为一种与古代异教相对立的早期基督教的与教父时期的禁欲主义；随后是中世纪僧侣和修道院的禁欲主义，由于它仅在一个小范围内产生影响，因而它相对来说是无害的。接着是这种禁欲理想进入到群众和“俗人”之中，随后也进入到新教禁欲主义中，它是“内在世界的拥护者”，就像韦伯和特洛尔奇所称呼的那样；最后持续增长着的是巨大的资本主义“拜金的禁欲主义”（马克思），专心于产品无限度积累的工作和工业的禁欲主义。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形态导致具备工作能力的人们达到了一种“理智化”程度，或者，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达到一种“升华”的程度；这种“升华”在当前这个世纪不得不转变成一种对生命和内驱力的革命，如果人们的均衡将获得重建的话。某一天，人的本性的反叛终将到来，所有的反叛将都是黑暗的、任性的和本能的，如儿童对成年人的反叛，妻子对丈夫的反叛，庸碌的民众对有建树的精英的反叛，有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反叛，被称为无意识的对意识的反叛，环境对人和他的理智的反叛！当然，并非就纯粹的政治原因，而是就群众对其所持有态度而言，世界大战本身就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对这个内驱力抑制的原因，也不是内驱力针对过去那种高度紧张的、乃至极度紧张的“阿波罗式”和禁欲式“理性主义”而发生的最初反抗的原因。这场运动就其所涉及的心理分析学的再升华过程而言，既不会受到世人的称赞，又不会受到责难！它几乎代表着一种有机的需要，当然，尽管它正受到最片面因素的影响，但也仍无法与先前升华时代那种无限制的禁欲主义和精神化过程相比拟。

对于由这场运动所产生的意识形态的骗局来说，这不是真实的。这些意识形态的骗局包括片面的哲学和“生命宗教”，当然，它们无法获得可以揭示最后真理的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学说忘记了两件事情：青年人，有力量的人，渴望着生命但仍然不习惯于较高级的理智活动的人，是可以使其自身达到禁欲的理想、达到一种较高级的对精神生活的重视以及对升华的有力推动的。因此，年轻的、有力量的日耳曼诸民族满腔热忱地接受了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精神。另外，再升华，无论它出现在何处，也无论它采用何种观念，披着何种形式的价值外衣，其本身就是一个衰老的征候，一种丧失主导功能的征兆，恰如由反省产生的再反省，只不过是原始人和小孩对于“第二”童年期的仰慕。当然，它也是为反抗和克服在智能方面的升华而作出的第一个系统化的尝试！任何乞灵于“生命”（它是我们时代整个理论上的和实践中的“活力论”），欲使它成为对生命的一种独特的、非同寻常的完满性表述的人都不过是孩子气的。我们时代的活力论是一种反理念（Gegenideal），是一种“精神解毒药”，而不是一种过剩力量的直接表述。儿童想长大成人而不再是小孩。依恋于儿童时代的高级价值是成年人慕想再成为儿童的一种结果！

西方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用一种片面的方式来使它充满生气的力量得以升华，这已使具有极大耐性的人也失去了对他的“本性”的表露能力。这样一种强调对人的“本性”的陈述，已培养出如此片面的、以精神为中心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情感，它具有极其明显的二元论色彩，以至于即使进行长达一个世纪的系统性再升华都是无害的。在任何情形下，人都有权削弱他在历史性演化过程中的禁欲主义升华现象，因为他已经自行地和本体性地使其自身精神化了。伦理的全部历史是一个人的升华达到适当程度并获得了一种适应的内在力量时，不断放松其外在限制的历史。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全人已相对实现的迹象。它仅仅是一个导引，对这样的一种演化来说它仅仅是序曲而已。如果再升华获得成功，具体地说，如果我们再次觉得那些不可或缺的价值，那些被现代，尤其被自笛卡儿以来的思想主流掩埋在智性和机械态度之下的价值是不证自明的话，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均衡，以使精神和精神性恢复其与人的本性相适应的重要性。只有那样，我们才可以朝着全人迈进，即，朝着精神和冲动，理想和感性意识之间高度紧张的人迈进，这样的人有能力将这两种力量有条理地谐调统一为一种存在形式和活动方式。只有这样，我们将克服注定的甚至是不体面的浪漫化的消解，克服观念和实在的分离，思想和行为的分离，正是这类分离和消解在成为欧洲所有的理智生活中的通病，而不幸的是我们德国也不例外。

最深切地根植于地球和自然的幽深处的人，产生所有自然现象的“原生的自然”中的人，同时，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人，在他的自我意识中，他达到了辉煌的理念世界最高点，这样的人正接近全人的理念，并且，世界本源的实体理念就通过这样一种经常增长着的精神和内驱力的相互渗透而成为现实。“有着最深刻思想的人，爱恋着最有活力的事情”（荷尔德林）。

这种朝向在人的精神原则和生命原则之间的谐调运动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谐调运动相匹敌——这一谐调运动是在人类的男性原则和女性原则之间进行的。我们时代已变得全然俗世：大地的和狄奥尼索斯式的一面已呈现一种明显朝向某种新升起的价值和女性权威方面发展的趋势。今天，我们正深深地意识到它，同时它将毫无疑问地进一步影响我们最深切的和最终的观念。自从大地的崇拜消逝以来，西方关于上帝的概念就一直较片面地受男性的和逻辑的因素影响。在基督教会的框架里，新教主义摧毁了古代母系神祇崇拜的最后遗迹，被摧毁的古代崇拜还有将玛利亚奉为上帝生母（Theotodos）的崇拜以及对“圣母教会”的崇拜。到目前为止，对于上帝的观念在概念和情感上始终都是彻底男性化的。这一点曾被威尔斯（H。G。Wells）在他的《上帝，看不见的主》一书中很充分地表达了出来。［俾斯麦，作为男性精神的体现者也曾以同样的方式感到这一点并且作出了判断，而索洛维约夫（V。Solovjev）也声称注意到这一影响。］作为一种教义学的概念，我们关于上帝的观念似乎没有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我说，它似乎仅仅是因为，只要所有存在的本源恰恰是“纯粹精神”和“光”，并且只要一种精神的原则归因于它而不是把它归因于“生命”和“内驱力”，那么，这种本源事实上作为一种以片面的男性的和逻辑的方法被构想和表述出来的古典的人的理念，便是所谓的贤明人（homosapiens）。从语源学角度看，在许多种语言中，“人类”这个术语都可追溯到“人”这个字。最近朝着一种对女性的重要意义和崇拜发展的新的运动出现了，这一运动把崇拜杂婚（看重肉体的享乐更甚于婚姻的结果）看得比崇拜婚姻和生育之神德米特更重，这个运动向着两性的价值之间趋于谐调的方向“发展”，虽然它还未明显地向确立“母权法”的方向发展。与这一运动能够相伴随的是所有种族的纵欲**逸行为。此外，这种发展是在我命名为再升华的总体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也将用来表明对于那种独一无二的极端精神化与极度纯化的人而言究竟何为通向全人的途径，这种人根据男性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

另一个结果是一种关于人和他所仿效的楷模之间的谐调。它是外倾性格的、积极的“英雄”这类基本的西方理念，与最广泛地出现在亚洲，尤其是在早期南方佛教中从容赴难的“圣哲”这样的理念相和解，其中亚洲“圣哲”的理念通过他们的受难艺术、“不抵抗”艺术或者甚至通过对外倾性格和自主的抗恶行动的精神排拒来直面存在的痛苦与罪恶。消除每一点疼痛和罪恶，从最简单的躯体疼痛到最深刻的精神性人物受难，这是最具人类天性特征的。这种行为可以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来进行：从外部，通过改变外观的病因诱发物；从内部，通过消除我们对病因诱发物的直觉抵抗，简言之，通过忍耐性的艺术。

我们西方人缺乏从内部战胜疼痛的系统化技术。我们不信这样的技术，在我们的能力中也无法持续地发展这样的技术。我坚信，这是我们多少世纪以来确定犹太—基督教教义的主要理由，这些教义包括人的堕落、原罪，作为对之惩罚的受难，与救赎其他人紧密相关的需要（关于恩宠和启示的教义），而这些对于古典时代的精英人物来说都是无从知晓的。直到最近，在精神疗法和指导内在生命、灵魂的意识中，我们还缺乏心理学的技术。在过去那些基本上采用自然的药物疗法的世纪里，医学专注于医治病人的器官和细胞组织，而对深层心理的与精神的疗法未予注意。但是，既然生命的躯体和灵魂从结构上看是一体的，那么，整个生命过程从理论上来讲便依从两种类型的影响，即，依从于物的、化学的刺激，以及依从于那些通过意识走廊实施影响的构成物。无论真实与否，无论这种真实的程度如何，都必须通过实验科学与技术来加以确认。这些医疗效果不仅在神经疾病中可以被观察到，而且在有机体器质性的身体内部的疾病中也可以被观察到。

人类必须再一次学会把握那种伟大的、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领域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Solidarit?t），同时还有世界进程与其第一推动力演变之间的同契性，以及这个第一推动力和世界进程的同契性。人类必得把世界的这种相关性不仅仅当作一种理论接受下来，还须由表及里，彻底地加以采纳、实践与运用。上帝的本质不是世界的“主人”，人类的本质也不是创造的“主人和君王”，不过，两者首先都是对方命运的伙伴，都具有持久性，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也许有一天，两者都会大获全胜。

如果我们具有忍耐、受苦这样的特殊技能，并能使之完善，而且把它和行使外部力量的技能结合起来（这种使用外力的技能在欧美国家已发展得很彻底了），就可能出现一个全面的认识文化之转型（eineUmfemeiniskultur）；我的意思是说，就能使我们获得的技术性、实验性知识，和人文知识一样，隶属于关于得救的形而上学知识。本质观照，这是接近存在的基本方法，尤其是获得形而上学知识的基本方法，但它首先必须与一种“消极的”、忍耐的态度联结在一块，尽管这种态度有时会遏止生命的中心欲望及其活动。对自然的真正“体验”，与带着支配自然这一目的的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它也要求有一种爱的奉献态度。我们必须再一次把握住如何才能像阿西德弗兰斯所做的，或像法布尔在《回忆昆虫学》中所说的那样，对自然的“语言”具有深刻的理解。我们必须抛弃那种愚蠢的理论，它竟认为精确的自然科学（尽管还是值得赞叹的）是我们参与自然的唯一可行的方式。歌德的深刻洞见——“自然的核心不就是人类的心灵吗？”——自我沉溺于“自然的自然”（naturanaturans）自身，认为人类内心和那伟大的、包含一切的成长过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强有力的合作关系；每种自然有机体都产生于这一过程，正如它们都产生于永恒本体的精神之驱策，——所有这一切都与精确的科学有着天壤之别！正如法布尔所指明的，这些产生于内心的知识，不仅能使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像平凡的酒神那样参与生命的宇宙存在，而且还能拥有伟大的阿波罗太阳神的文化经验。这种知识使人类变得高贵、幸福，而自然科学则教育人类，并使人类有力量改造和支配自然。如果人类内心不曾回归过自然，如果人类不曾有过一种与自然合一的新感受、对自然的全新的热爱之情——几年前在德国和意大利的青年运动中表现尤为强烈，那么，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人类可能已不再关心去支配他曾一心想支配的东西，他可能已不再认为生活值得去追求并获得一种“征服自然的力量”的充满生机的独特价值。

谐调势必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使这种谐调循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是当前的文化政策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我们一定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德国的学校，尤其是一些高等院校的人文教育仅仅看成是次要的任务，是从属于技术教育的。要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进行越来越多的谐调（拉特瑙）；要形成普及教育这一广泛的运动，充实无产阶级的心灵——他们过去几乎是完全被排斥于我们民族的精神价值之外的。要使这一切仅仅成为可能，就需要社会的上层阶级认识到，对人文教育的任务应给予特别而单纯地关注。仅具有技术知识与方法，难免导致人类的分崩离析，而一旦具备了真正的人文知识，就能使之在一起呼吸同一种精神的民族王国的空气。那时候，少数居于一群不成功的劳动群众之上的缺乏教养的技工，将成为文明的野蛮人。

这些意义重大的未来的谐调形式，将影响新一代掌权人物的人品素质，从而会引导我们作一些影响到阶级和国家前途的调和。

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以及整个欧洲大陆转型的力量结构，将命中注定地要我们对欧洲的政治、经济中的紧张局面势进行协调。因为，对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这两个领域里的紧张局势进行日益增多的调和，根本不会对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文化的个体性构成威胁；相反，它会更进一步促进、稳定这种精神与文化上的自主性。当然，那种产生于19世纪的，要建立一个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扩张的殖民政策，权力绝对集中的专制民族国家的巨大历史性计划，在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里不得不进行相当大的收缩。单为这个原因，我们德国人就没有理由再去攫取新殖民地。一定范围内的联邦政治将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在这方面，已率领着有联邦自治领土的英国已最为大度地做出了表率。至今还有一种情况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是“国家”的真正功臣——他们创建了最具革命性的群体生活模式并推动了向现代化民族国家发展这一历史性进程；尽管是他们中的一些阶层和团体排除了改革中的各种障碍因素——如教会、贵族、农民、封建集团、世袭领地的力量及其官僚体制；然而，这一阶级的力量和重要性却日益削弱，其中那些独立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更是首当其冲。不仅仅那些具有国际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就连完全新兴的阶层也都和资产阶级脱离了关系，或超乎其上，或甘居其下。那些甘居其下的阶层，逐渐形成了拥有大批私有企业的、不断趋于官僚化的、正在发展壮大的雇主阶层；而那些超乎其上的阶层则代表了金融与生机盎然的工业这两者的磁力中心。至于那些独立的中产阶级——最近曾支持法兰西民族力量政治［澎伽勒（Poincare）］——由于战争的缘故，或多或少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打击。然而，这些新兴的阶层差不多都兴致勃勃地倾向于组织一些跨越国界的国际性组织。这将迫使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对待别国，它与三十年战争迫使人们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态度是相仿的。由罗昂亲王创建的文化合作联盟，上次在海德堡和法兰克福举行会议时，我也参加了，尽管我和这一运动已有好几年的密切接触，但对这次会议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常类似于“神圣同盟”的精神与政治倾向还是感到相当的吃惊。他们也许谈不上“神圣”，但却有一种日益增加的恐惧驱使他们这样做，欧洲大部分资产阶级都很害怕，因为以后国家之间爆发的任何战争都将危及到他们的阶级力量。由此可以想见，将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资产阶级分子中间会日益滋长一种和平主义思想。至于社会下层阶级，将和上层阶级同样大力主张加强和扩大欧洲经济共同体；这并非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实是生命中注定不得不这样做。在此，把政治、经济上的谐调引入正确的渠道并使之具有适当的形式这一任务，又一次落到了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