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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调时代中的人1（第1页）

“谐调时代”中的人[1]

王艾明吴伯凡译

[1]选自《舍勒全集》卷九。——编注

德意志政治学院并没有将其自身的学术旨趣局限于那些在所有国家的同类学院共有的研究对象之上，也没有让自己仅仅满足于科学地讲授那些与国家政策关系密切相关的、存在于各个民族的社会里所有真实情况的确切而严肃的知识。它有两个根植于历史的本质和我们民族历史位置中的更远大的目标和使命：

首先，它必须竭尽全力地克服强力和精神之间形成的那种古老的、悲剧性的、德意志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在我们这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里不是已经减弱，而是愈演愈烈。其次，它必须并且能够有助于彰显一种文化风尚，我坚信，这种文化风尚的存在或消失都将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正成长着的一代德国精英人物能够通过其源于德意志历史的深层之中的精神和意志，逐渐渗透并潜移默化地左右我们全部领域的政治领导层。这样的精华人物，不是德意志精神的副本而是它的再生，他将充分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时代的需求。

如果我们将民主和精英人物视为相互排斥的概念，那就大错特错了。然而不幸的是，在那些支持民主制的人当中，虽然他们本人对精英持友好的态度，但在具体的政治行为中，却与他们的政治对手们——不管这些对手是君主制的拥护者，还是某种独裁体制的追随者——一样频繁地排斥精英人物。作为精英阶层中杰出专家之一的帕累托（Pareto）非常正确地说过，不仅历史是一个“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而且不管人们生活于其中的政府是何种形式，精英人物的循环运动构成历史这一点都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知道民主相当无情地显示了在一个民族中的民众组织以及因信仰一致而组成的团体、阶级、政党之间是存在着历史性差异的，但我们也知道，民主本身并不会造就这些差异，并且，通过揭示这些矛盾，民主尖锐而清楚地概括出精英人物不得不解决的未来将出现的种种问题。由于一些在这里我们不能讨论的深刻理由，几乎全世界所有的议会民主今天都面临着某种危机自然也就在所难免了。这里面存在着一场艰难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人们所遭遇的敌对势力不是从前遇到的那种保守的正统主义者（这种敌手在今天几乎销声匿迹），而是某些滑向“左”的和滑向“右”的独裁的趋势。民主如若还想生存下去的话，我们只能说，只有当它能够从它的反对者手中夺取武器并且产生和容忍一种经过认真挑选、充满活力和战斗力的精英人物时才有可能，这些人物提供给国家和民族的是一种使文化与强力融为一体的局面。无论我们德国人在这方面成败与否，都将不仅决定我们民族的文化的命运和我们血肉之躯的尊严，而且还决定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历史命运。

在此，我不可能就历史中精英人物的总体问题，就他们的类型、内在素质、维护力量、扩展力量的方式以及他们的兴盛衰败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来进行讨论；即使我将话题仅仅限于我们的国家，我在此也不能展开这种讨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学问题。有一点是确定的：精英将不是仅仅在血缘和传统的意义上的那种“精英”，如旧普鲁士的贵族阶层和旧普鲁士的世袭化的国家雇员。我们时代的使命是提高人的素质和能力，而这样的素质和能力绝非能够通过心理遗传的原则由父传子。这样的精英也不能从我们如此众多的政治党派中产生，这些政党有着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并且极易锯断他们所骑坐的枝杈；这就是说，他们认识不到我们民族文化和我们关于德国历史的概念中存在着一种“求同”的准则，诸种意见的自由、民主的讨论以及有条理的陈述在一个议会中将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公立学校里发生的就法律而进行的没有结果的争执中也能看到这种讨论和有条理的陈述无法进行的种种困难）。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精英将不会从中出现，因为特别的政治精英——回想一下在解放战争（1813）的冲击下出现的贵族精英——几乎不会直接产生于政治领域，但是精英可以诞生在那些精神上具有新意的运动中，与此同时，他们被一种新的活力感所推动，因为他们此时已慢慢地进入到政治领域中来了。因此，在一些经历过战争的老兵和意大利青年中产生的旨在求民族的再生的运动发展成了法西斯主义运动。精英不再轻易地兴起于特定的阶层，也不再兴起于特定的职业。

某些精英经常具有维护和治理特定的文化成果的重要能力。但是，时代自身以“创造”一词来对之加以鞭策、劝勉的精英却总是在民族的某一隐秘的深处发育、成熟，随后才逐渐崭露头角的。总之，当他们在社会上露面时一定不再是羽翼未丰的人物了。除非他们使自己慢慢融入到在领导人物周围形成的“文化群体”之中，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在政治上崛起。我个人多年经验和观察所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是，在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今天，他们受制于我们新式的政府，而这新式的政府在其初期与德国人民竟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或许在数年之后，或许在数十年之后，这些今天正处于成长之中的对我们的文化持有太严格批判态度的精英才能够在现实和人生方面成熟起来，才能够在我们的政治舞台上发挥有益的作用，并且能够替换德国现存的临时政府。当然，我们的民族在政治上所经历的这种再生不是破坏我们的先辈在魏玛时期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而是将关于德性的理想和一种富有生命力的、精神性的内容注入到作为一种应急组织的政权之中。

形成这样一种精英的条件（能够直到今天都被确认的条件）意味着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对我们已步入其中的时代所具有的结构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同时也意味着对重新造就一个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俯视类型的方式获得一个通用的概念。我说“时代”并非仅仅指年代，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环境与人已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化，我使用“时代”一词就是表明这一意义，这一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与历史学家们在他们称之为“近代欧洲时期”的时代中所划定的种种分期相比较，这一变化似乎比曾经导致了所谓“欧洲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这一根本性转化更为深刻和多样。我们必须返回到基督教的本源，返回到日耳曼—罗马诸民族社会崛起的历史中去，以便为这种深刻变化找到一种相似的对应物；它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一种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这是一种人自身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躯、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它不仅是一种在其实际的存在中的转化，而且是一种在其判断标准中发生的转化。德国青年的一位领袖人物所作的下列评论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我们身上负载着一个关于人的理想的形象，但是，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形象，所以它不能成为我们可能效法的楷模。然而，由于我们怀有这一真实形象，所以当某一个体在成长的自律性发展过程中显现这一理想形象时，它反而变得尤其明显。尤其是在发生了深刻转型的时代，所有深层的人类期望，也包括所有的政治抱负，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受到这样一种神秘的甚至应该说是一种与人的死亡、世界末日、来世相关的那种人的理想形象所激动。尼采，这最后一位德意志天才人物有意识地试图创造这样一种理想形象，并且将它与一种新的欧洲精英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他用他一直渴求的“超人”来指称这种理想形象。即使这种理想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强有力地影响了整个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请顺带想一下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这位孤独的诗人和思想家一方面用他惯有的那种带有怪异的晦涩语句来表达“超人”这一概念，而且这一概念在他整个一生的思想过程中经历了我在此无法加以描绘的许多彼此间具有深刻差异的发展阶段。在尼采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超人”概念的最初形态（而且完全是末世论的形态）是指生物学含义上的一种新型的人，在尼采思想的最后阶段，是指一种在现存的人群中有意识地扶植和教育起来的历史性的精英。尼采从过去的历史中征引了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例子，但又补充道，这仅仅是些代表“机会和幸运的事件”。尼采思想发展的后期，他对达尔文及其总体进化论的批判（在许多方面，这一批判甚至在今天仍有价值）显得最为尖锐，超人仅仅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谱系的概念化象征，这种“新的价值谱系”来自其对传统的、历史的“伦理标准”的批判。我不能对“超人”这一理想形象的具体内容展开批判，我只能指出：这样的概念最具惊人之处也许就在于，它似乎并非能够被我们这个时代成长着的精英人物接受，并把它作为末世论意义上的人的概念。

我们必须彻底抛弃生物学意义上的，尤其是形态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性转化的思想。整个科学都是与这样的转化观相对立的，而且维护着下述观念（我这里不拟对此展开阐述）：人类最终被固定在其生物形态上。当物种获得了一种更完善的组织形态并且使自己发生变异时，它再向前进化的可能性就相应地降低了（威斯曼），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再设想人类还会获得生物上的进化。在进入真正的人类历史后的各个时代里，人类必定不会在其生物组织上经历任何本质性的变化。种族的差异可能是自我驯化和文化的一种早期结果。为人类和灵长类所共有的一种特殊的“精神”和“智慧”的进化，已经根本性而系统地取代了人类身体器官的形态学意义上的发展，以致于即使人的身体器官具有最强有力的再生体（见下文）的能力，即使历经多少个世纪它仍然保持其现有的生物形态，它也不可能产生出一种导致人类发生进一步器官进化的力量。

斯宾塞认定，人能够从功能上遗传已获得的特征而发生气质性改变，他并且认为这种改变与人在精神上的发展同步，这样的看法在我看来纯属无稽之谈。现代科学在遗传学上的探索已否认了这种理论。科学家们还能够弄清楚人类已获得的发展某些特征的“能力”（F?higkeiten）是否能够遗传；倘若不能，那么能否直接或经由躯体渗入到胚胎原形质的遗传基因中去。因此，这个过程更多地是间接并且在比斯宾塞所假设延展期更长的时期里发生的。再者，不仅机能的积累，而且精神的发展及其在人类中的活动形式的发展，都已经成了自主的和独立于他的物质器官的（因此，也将可能通过独立于生物学的）“智能训练”来得到研究。这样，当斯宾塞想给在心理的与社会的和谐中，在人类心灵的先天的资质和道德情怀中的成长以一定的生物学理由时，当他用图解式语言对之加以表述时，他只看见了物种的一种运动，这一运动朝着越来越明显的驯服和心理上的驯化，朝着一种所谓的“社会的均衡”的方向发展，因此，他对事物发展的设想也缺乏完整科学的基础。

如果人类这样一种进步性的生物学演化和人在地球上进一步成长似乎非常不可能的话，那么他在生物学意义上产生衰退也就同样不可能了。当初斯宾塞、达尔文和尼采所描绘的关于未来的图景是过于辉煌壮丽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一幅以同样程度的夸张性描绘未来的阴冷灰暗的图景吸引了大量的青年，尤其是德国青年。我尤其关注着这幅未来的图景，也从生物学的角度思考它，克拉格斯（LudwigKlages）以极大的想象力和技能渲染这一图景。克拉格斯的判断是典型的德国晚期浪漫主义式的。他关于人性的理论看到的是精神、意识、意志和自我在历史中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生命”和“灵魂”所包含着的所有高级的价值。结果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思想”，那么他必定是“机械地”思想；人“打算”，那么他必定就是产生出在数量上与日俱增的机械，并把这些机械横放在他与具有原创性的自然之间，这种局面发展到了顶点的结果便是人不再统治和主宰这些机械，反而是机械埋葬了人。我称克拉格斯是这种泛浪漫主义的杰出解说者［为公平起见，我也应该提到伏罗培纽斯（L。Frobenius）、达克格（E。Dacgue）、斯宾格勒、莱辛］。既然人以技术的手段主宰着有机的自然，精神所通达的道路就是人的生命、灵魂以及活生生的自然走向死亡的道路，这是由于个体的存在本身在心理上和物理上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机械装置来促使自己走向死亡。

这幅关于人类未来的阴郁图景从心理的角度来看是多么浅显易懂，同时对于我们内心来说又是何等地意味深长，这图景指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只能在自然的某个偏远的角落去寻找避难之所，在那里为人类和历史的衰落而哀叹，在神话、传说、童话和习俗里去缅怀人类遥远的过去和他最后的残存物，以此来使自己沉醉不醒，避开所有的行动，带着缠身的疾病，浸没在原初的灵魂已经迷失其中的日子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常在报道中读到“因为技术的原因，它是不可能的……”比如，在决定性的时刻，取消潜艇战，或者在战争的初期，沙皇取消了动员令等。我们之中那些。从战争里活过来的人，都期望着20世纪的西方文明在大大小小的方面于近期里整个有所发展。在控制群众方面不断增多的困难，支配已经自主化了的大都市之不可能性，——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我们自己的心胸里难道没有体验到这种如同衰微的灰色理论一样的情感吗？但是这个晚期文明的幕间曲对于整个人性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它是不足取的或者不存在的！这种悲观的理论恰好如同实证主义一样，属于褊狭的欧洲式见解。而实证主义的相信进步，也只是颠倒价值而已。总之，一种欧洲的评判标准既非人性死亡的征候，亦非“西方的没落”的预兆！这种悲观的态度对于唤醒人们的警觉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但是，它却没有预示我们的未来。“精神”不是人生或灵魂的敌人！当然，它招致痛苦，但它也医治痛苦。比如，资本主义使有机的大自然遭到劫掠，直到18世纪，人们还用木材取暖；在随后的时期里，当取暖代之以焦炭和煤时，同样的资本主义又将无机的能源用于经济组织之中，并且因此而保护有机的生命并使之具有安全性。资本主义在未来将知道如何把这一劳苦转让给较低级力量的能源，如水能、放射能等，因而达到使较高级的力量获得自由。不是精神，而是克拉格斯用以拒绝“精神”的过分纯化的、但又缺少“智慧”的“智能”，才缺乏理念的高尚和理性的价值——以某种尺度来衡量，它是生命的大敌！再升华（Re-Sublimieruag，下面我将解释该词的含义）在这里难道不是可能的吗？通过使用系统化的优生学来依从这个宣传中的有价值体系，在德国，这一再升华行动是威廉皇帝学院的费舍尔（E。Fischer）促成的，并且用了许多其他的办法。还有一件事：我承认，我们有限的文化领域层正处于消逝在机械化文明的危险中；这不仅意味着死亡，还意味着逐渐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变得软弱无力，但是，只有当自我控制的新艺术完全无助于对自然的控制时，这样的局面才可能出现，而西方文明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已获得如此广泛的发展了。下面我们将确认这一事实。

当谈论到关于人类未来的一种新见解时，我不能构想面对着任何一个自行转型的未来景象，这种转型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无论是关于人类有机的或自然的禀赋。因为只有一个景象代表着一种承认人类的自由发展自身的“理念”，这是一种意味着人类自身将形成他的无限创造部分的理念，而精神和意志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对之发生影响。来自精神的一切不会自发地发生，它也不会从自身发生。它必须被导引！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接受法国人格雷特里（Gratry）的话：“不仅个体的人，而且全人类都可能终结于圣人或罪犯，这就看它如何支配其意志了。”人是一种其本质为开放性质所决定的动物。他是什么或者想是什么呢？

但是，如果这种理念一定得有一个名称的话，那么对于人来说，就是“全人”（Allmensch），[1]而不是从群众和所有民主政体中分离出来的“超人”；通过全人这个理念，超人和次等人一同变成了“人”。

在众所周知的历史中，人已经证明其自身是一个有着巨大适应性的存在。因此，对于所有的哲学立场来说最大的危险是过于狭窄地构思人的理念，是毫无意图地从一个自然的或历史的形态中推究这一理念，或者在包含这一理念的任何如此狭窄的意图中发现它。古典含义中的“理性的动物”这一观念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实证主义者的“能工巧匠”，尼采的“狄奥尼索斯式的人”，新的泛浪漫主义理论中的“病态人生”的人，“超人”，林奈（Linne）的“贤明人”，拉美特利的“机器人”，单独地作为“强力”、“力比多”和“经济”存在的人，在马基雅维利、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笔下的人，以及上帝创造的堕落的亚当——所有这些勾画都太狭窄以至不能涵盖整个人。因此，所有这些定义都类似诸种事物的名称。然而，人并非一件东西。他是一种宇宙运动本身的方向，甚至是这种运动之源的方向。人是“小宇宙和一种充满精神的生灵”。我希望，这些含义不会太狭窄以至不包含他的许多可能性和诸多形式。让我们承认吧，人及其本质性运动所在的空间是无限的，不要把人拴在一种“模式”中，拴在一个模型里，无论就自然的历史还是就世界的历史来看，“人类在其自身中包含着一种无限量的发展，包含着比一个人可能想象到的程度更神秘的和更大的发展”（兰克语）。

就抽象含义而言，全人几乎与我们无缘。它是关于某种人的理念，这种人包含并且已经实现了他的所有的本质潜能。的确，他来自我们中间，就如同对于上帝，我们只能在精神和生命中把握他的本质，因此，他就是人的本质，只能存在于无限的形式和完满的状态之中。然而，人类历史的每一年轮都认识一位相对的全人，一个可以接近它的全人性（Allme）的最大值，一种在人之存在的最高形态中相对的最高参与行为。对于我们的时代来说也是如此。

为了修饰相对意义上的全人，今天如果条件许可的话，作为我们引导性的理想，请允许我从现时代的使命这个观点开始谈起。

如果我站在这个新时代的大门口题献一个名称，而这个名称又将包含着这个时代的总体趋势的话，那么，只有一个名称在我看来似乎是适应的，这就是“谐调的时代”（Ausgleich）。这种谐调是几乎所有的特征，尤其是自然的特征，物理的和心理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把社会的各种群体区分开来。我们可以将人分成多个社会群体，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精神、个性和相对个性方面的差异（如民族差异）以相当大的幅度递增。对种族间紧张关系的谐调；在心理状态、自我意识、尘世和神之间，在各个巨大的文化群落（尤其是在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谐调；在男性和女性对人类社会管理的思维方式方面的谐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谐调，以及在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的阶级论争、阶级条件和权力之间的谐调；在所谓文明的、半文明的和原始的民族之间关于政治权力分享方面的谐调；还有在相对原始的文明与高级的文明的心智之间的谐调；在其心智态势的评估中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的相对谐调；在技术知识和文化成长之间的谐调；在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之间的谐调；在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的精神与文化领域方面，对总体文化与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之间的谐调；最后，在我已经命名的七种类型的关于人本性的片面观念之间的谐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