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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南赣盗 破心中贼（第1页）

一、平南赣盗：破心中贼

阳明初次带兵，正是印证其“一心运时务”理论的机会，但是在此过程中，阳明却在寄给弟子书信中有所谓“破山贼易，破心中贼难”之语，其含义是在表达南赣山中的贼是容易去除的，但心中的私欲却很难去除。为何阳明已经可以运时务了，却反而在“一心”上发生问题了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私欲”让阳明无法用“明其心”的工夫来去除呢？而阳明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下手工夫与其原先“明其心”的工夫，又有何差异呢？

正德十一年九月（1516），阳明由南京鸿胪寺卿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地区。[3]对于这项人事命令[4]，阳明是迫于无奈而接受的，因为南赣群盗问题是一个烫手山芋。一方面此问题存在已久，朝廷多次派兵征抚只能达到暂时性的效果，而不能有一根本的解决；另一方面也由于此地区为一地形复杂、权责牵连三省的地方，致使朝廷屡次出兵征剿，却都在事平之后，没多久又恢复盗贼丛生的景况。就因为这两方面的因素，致使前巡抚文森（字宗严，1462—1525，文徵明的叔父）不愿接下此任而托病避去。阳明一开始也是推辞的，但由于朝廷成命已下，不得不接。在短暂回越省亲之后，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抵达江西赣州府。阳明平定南赣盗的过程大致分成三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正德十二年（1517）正月至九月，主要是平定福建地区的盗贼；第二阶段是十月至隔年五月，主要是平定横水、桶冈盗贼；第三阶段是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至隔年六月，主要是平定龙川浰头贼。

（一）“军前违期”事件

阳明初到江西，还未至赣州府就任之时，一路上所见到的社会景况就是“流民”到处流窜。由于当时朝廷的横征苛敛，使得百姓们的生活困苦，受不了的就脱离土地来逃避追征，沦为“流民”。这些“流民”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安置，就极容易成为盗贼集团，四处劫掠，危害地方甚巨。阳明的处置方式则是就地安插[5]，使这些流民不会四处漂移，导致更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当阳明开府于赣州时，针对南赣群盗问题，其第一道行政命令即是实施“十家牌法”[6]，通过挨家挨户的户口普查，彻底地掌握当地民众实际生活的情况，其用意在解决当地“民盗不分”的问题。其次是对当地军队的改革，重点是不再倚靠“狼兵”的力量。由于过去的巡抚到任后，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兵力不足，因为要对付这些盘踞各个山头的盗贼，光依靠当地的保卫力量，如机快、弩手、打手等，是力有未逮的。所以常常必须依靠所谓“狼兵”来援助，而狼兵是由少数民族所组成，战斗力虽强，但军纪不佳，故常于战后反成为地方之害。阳明后面对其部属提出等狼兵到时再出征的要求时，直接予以否决，其着眼点即在于此。[7]另外，阳明通过对这些地方守卫兵力的改组[8]，再加上新募的人员，予以勤训精练，组成了一支不同于以往的“乡兵”。靠着这支新军，阳明得以迅速地平定福建地区的盗贼。但是，除了对军事制度及地方治理方法的改革外，阳明对于南赣地区社会秩序的思考，是一整体考量的结果，这反映在其对盗贼问题的看法上。

阳明对盗贼问题的认识，是亲自探询当地父老乡亲而逐渐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例如他开府赣州之时，即立“求通民情”“愿闻己过”二旗牌[9]，探求民隐。在经过近五个月时间的摸索，阳明上《申明赏罚以励人心》一疏给朝廷，在此疏中，阳明说明其观察及解决方法，他说：

盗贼之日滋，由于招抚之太滥；招抚之太滥，由于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于赏罚之不行；诚有如副使杨璋所议者……今朝廷赏罚之典固未尝不具，但未申明而举行耳。古者赏不逾时，罚不后事。过时而赏，与无赏同；后事而罚，与不罚同。况过时而不赏，后事而不罚，其亦何以齐一人心而作兴士气？[10]

阳明认为过去之所以无法彻底平盗，主要原因是朝廷过度依赖“招抚”政策，而朝廷这样做的原因，又在于地方无力于征剿。而地方之所以无力于征剿，又牵涉地方本身所拥有兵力的不足；而兵力之所以不足，不是因为没有人员，而是因为赏罚不明与不当，导致这些兵力毫无战力可言。所以，阳明向朝廷建议说要“申明赏罚”，也就是要严格执行军法，如此一来，将士们才能有奋勇杀敌的动机与动力，也才能建立足够的军力与战力以抗盗贼。此外，阳明认为过去巡抚之所以不能有效平盗的症结点，在于巡抚一职的权力不及于当地平民百姓。他在给当时的兵部尚书王琼（字德华，号晋溪，别号双溪，1459—1532）的信中说道：

今闽寇虽平，而南赣之寇又数倍于闽，且地连四省，事权不一，兼之敕旨又有不与民事之说，故虽虚拥巡抚之名，而其实号令之所及止于赣州一城。然且尚多抵牾，是亦非皆有司者敢于违抗之罪，事势使然也。今为南、赣，止可因仍坐视，稍欲举动，便有掣肘……夫弭盗所以安民，而安民者弭盗之本。今责之以弭盗，而使无与于民，犹专以药石攻病，而不复问其饮食调适之宜，病有日增而已矣。[11]

信中明白说到由于“巡抚”职权并不能干预民事，所以其权力是被限制在赣州城内的，再加上行政机关制度的设计不良，导致相关单位间的互相掣肘，根本无法解决民间百姓的问题，故要想解决盗贼产生的问题，就必须连同百姓的问题来考量。所以，在此信中阳明也对王琼提及，要不将其权力划归于两广巡抚，要不就提升此地巡抚的权力，才能够安民与弭盗。阳明对盗贼的看法与要求，得到王琼的正面回应，王琼因而建议朝廷，将此巡抚加“提督”之衔（正德十二年九月）。在朝廷所下的敕谕中说道：

特改命尔提督军务，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但听便宜区画，以足军饷。但有盗贼生发，即便设法调兵剿杀，不许踵袭旧弊，招抚蒙蔽，重为民患。其管领兵快人等官员，不问文职武职，若在军前违期，并逗遛退缩者，俱听军法从事。生擒盗贼，鞠问明白，亦听就行斩首示众。[12]

这项人事命令，对阳明在处理南赣群盗的问题上，可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因为这解决了阳明当时主要的三个难题。第一是“军马钱粮”的问题，没有后勤力量的支援，没钱没人，打仗是很难成功；第二是对底下官员的约束，虽说阳明曾任兵部主事，但带兵打仗可是初体验，面对常年生活于军旅之中的军士官兵，没有足够的权力，军令是难以贯彻实施的；第三是对当时朝廷因应南赣群盗问题所提出“三省夹攻”计划之实施，有了转圜的余地。

朝廷的“三省夹攻”计划，是经过通盘考量过的，考量点在于此地为三省交界的山区，如果单单从江西、湖广或是两广地区任何一方出兵征剿，势必会让盗贼四处流窜，而无能一次彻底歼灭之。但这个计划看似有其道理，但却不符合实际的军情，原因有二，一是此计划容易为盗贼所探知，盗贼也因之而有所防备，征剿的困难度也因此大增；二是三方面地区的兵力并不相同，除了阳明所属官兵为“乡兵”外，其余两方皆有“狼兵”助阵，因此会让盗贼为避狼兵之锋，而往江西来。阳明在给王琼的信中说道：

差人既发，始领部咨，知“夹攻”已有成命。前者尝具两可之奏，不敢专主“夹攻”者，诚以前此三省尝为是举，乃往复勘议，动经岁月，形迹显暴，事未及举，而贼已奔窜大半……况南、赣之兵，素称疲弱，见贼而奔，乃其长技。广、湖所用，皆土官狼兵，贼所素畏，夹攻之日，势必偏溃江西。[13]

阳明从过去的历史教训以及当时南赣的兵力组成不同，来说明他之所以不赞成“三省夹攻”计划的做法，但是这个计划却因湖广巡抚秦金（字国声，号凤山，1467—1544）的坚持，而无法取消。阳明在给讲学友兼部属顾应祥（字惟贤，号箬溪，1483—1565）的信中说道：

虽今郴、桂“夹攻之举”，亦甚非鄙意所欲，况龙川乎！夏间尝具一疏，颇上其事，以湖广奉有成命，遂付空言。今录去一目，鄙心可知矣！郴、桂之贼为湖广兵势所迫，四出攻掠，南赣日夜为备，今始稍稍支持。然广东以府江之役，尚未调集。必待三省齐发，复恐老师费财，欲视其缓急以次渐举。[14]

从信中可以知道，阳明对朝廷“夹攻”的做法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的，但如今因为他的“提督”之衔，使其在出兵的时机上，有较大的弹性，不会被“夹攻”计划的日期所限制。

在王琼的大力支持下，阳明顺利地于十月平定横水、桶冈贼，但这个胜仗，却引起湖广兵的不满。主要原因在于阳明并未依照兵部所定的“夹攻”日期，于十一月一日出兵，而是提前半个多月出兵，并且于十月十一日就已经到达广西边境。阳明这样的做法虽说有权力上的依据，但是不可讳言也让远道而来的湖广兵，所得功劳甚少，致使其心生不满。阳明给顾应祥的信中说道：

湖兵四哨，不下数万，所获不满二千。始得子月朔日会剿，依期而往，彼反以先期见责，所谓“文移时出侵语”，诚有之。此举本渠所倡，今所俘获反不能多，意有未惬，而愤激至此，不足为怪。[15]

由于湖广军队是由狼兵组成，战功的有无牵涉其所能得到金钱财富的多寡，因此会心生不满也是可以想见的。不过此时阳明不但没有追究湖广兵“军前违期”的责任，反而下了一道犒赏湖广兵的命令，令中说道：

参看湖广官兵既已约定十一月初一日进剿，自合依期速进，今本省官兵攻破桶冈已将半月，始闻各兵前来。揆之初约，实已后期。但念各兵千里远涉，亦已劳顿，若能悉力搜剿，尚有可冀之功。且宜略弃小过，先行犒劳。及照梆、桂地方，原系本院所属，相应差官押束。[16]

这个表面上说要犒赏的命令，但实际内容却隐含阳明诘责的用意。由于阳明有权力决定何时出兵，因此没有必须依期的问题，反而是当初坚持要依期的湖广兵，反而违期了。在军事行动过程之中，“军前违期”是很大的过失，其所要承担的责罚是很大的，如同敕谕中所说的“若在军前违期，并逗遛退缩者，俱听军法从事”。当然这惩罚与否和惩罚的程度，就端看阳明的态度。此命令最后阳明说到郴桂二地是其所属，更是在强调其有权力管束他们。此犒赏命令从头到尾，无不在宣示阳明的权力。然此“军前违期”的事件，放在阳明之前一再强调“申明赏罚”的想法下来看，其说法与做法之间是有扞格矛盾在的，而其不能“申明赏罚”的做法，也表达在他给当时湖广巡抚秦金的信中，信中说道：

昨者贵省土兵以郴桂不靖之故，千里远涉，生与有地方之责，而不获少致慰劳之意，缺然若有歉焉！故薄具牛酒之犒，聊以输此心焉尔！乃蒙厚赐远颁，并及从征官属，登拜之余，感愧何已！喜闻大兵之出，所向克捷，渠魁授首，党类无遗，兹实地方之庆，生亦自此得免于覆饣束之戮矣！欣幸！欣幸！旬日后，敬当专人往谢，并申贺。[17]

此信的内容如果放在阳明与秦金过往的交情来看，不会有问题，但问题是对照上文来看，不但信中无一语提到“军前违期”之事，阳明更低调地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秦金在湖广地区歼贼的成功。从阳明带兵的历程中来看，他对此事件的处理态度及做法是相当不寻常的。因为从现今阳明所存留的奏疏、公移、牌令来看，在在强调“军法”与“赏罚分明”的观念，但却于此事不能坚持其所持的观念。当观念与现实状况无法契合之时，如何能够做到“言行一致”，成为阳明心中相当大的困惑与不安。用阳明“知行合一”的说法来比喻，如果阳明认为“军前违期”该罚，自然应有惩罚之行，如果未能行惩罚之行，自然无该罚之心。但显然阳明于此，并未能有一符合其说的做法，反让人有“乡愿”的感觉。

（二）本心之明：祛除私欲的关键

阳明这种处理军务的态度，在其带兵的过程之中，应该是常常有的，因为“赏罚”问题，对军队领导者来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每一次“赏罚”的决定是否恰当与及时，则一直是阳明带兵打仗时最大的心理负担，所以他在给门人杨骥（字仕德，号毅斋）信中说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18]“山中贼”自然清楚不过，而“心中贼”则是此“赏罚”问题。在征剿完三浰贼后，阳明有了短暂的休息，可以专心于讲学之事。《年谱》于此时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