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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第3页）

[72]魏校与阳明曾在弘治十八年至正德元年间共事过，此后阳明被贬谪，而魏校于正德元年即到南京任官，而于九年告病归。

[73]（明）夏尚朴：《寄王阳明三首》，见《夏东岩先生诗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卷五，页655c；现存夏氏文集，大都收录晚年诗文，故不能更详细理解其在南京之时的学术论点；但此诗作于阳明领兵南赣之时。

[74]（清）黄宗羲《太仆夏东岩先生尚朴》记云：“盖先生认心与理为二，谓心所以穷理，不足以尽理。阳明点出‘心即理也’一言，何怪不视为河汉乎！”见《明儒学案》（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崇仁学案四”，卷四，页63。

[75]此事应指黄绾与王道的沟通不顺及王道的说法。黄绾《复王纯甫书》云：“忽邵思抑（锐）寄到兄手书，有‘各尊所闻，各行所知’，不知何以有此？即欲脩书请问，度或无益，姑止未敢。昨再得书，知不终弃，喜慰何如，且令仆言以尽同异。”《石龙集》，《书》，卷十七，页8a。

[76]（明）王守仁：《与黄宗贤（五1513）》，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1—152。

[77]阳明在给王道信中说：“屡得汪叔宪书，又两得纯甫书，备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见与曰仁书，贬损益至，三复赧然。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不能积诚反躬而徒腾口说，此仆往年之罪，纯甫何尤乎？”见（明）王守仁：《与王纯甫（四1514）》，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7。

[78]（明）王守仁：《与王纯甫（二1513）》，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55—156。

[79]（明）王道：《答朱守中》，见（清）黄宗羲：《文定王顺渠先生道》，见《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四十二，页1042。

[80]“先生初学于阳明，阳明以心学语之，故先生从事心体，远有端绪。其后因众说之淆乱，遂疑而不信。所疑者大端有二，谓致知之说，局于方寸；学问思辨之功，一切弃却。”见（清）黄宗羲：《文定王顺渠先生道》，见《明儒学案·甘泉学案六》，卷四十二，页1038。

[81]见（明）王畿：《南游会纪》，见吴震编校整理：《王畿集》（阳明后学文献丛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卷七，页156。

[82]（明）魏校：《复徐曰仁》，见《庄渠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126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卷十一，页899a—899b；而黄绾虽未能直接与魏校沟通，但在与朋友的书信中，也曾表达出调和双方论学不同的意愿，见上述《复李逊庵书》后半段。

[83]（明）湛若水：《答杨少默》，见《湛甘泉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56）（台南，庄严文化，1997），《书》，卷七，页571a—571b。

[84]阳明云：“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见《传习录》，《王阳明全集》，《语录一》，卷一，页18。

[85]（明）钱德洪编《年谱·正德十年》记云：“是年，御史杨典荐改祭酒，不报。”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页1237。

[86]（明）王守仁：《谨斋说（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63—264。

[87]（明）崔铣：《松窗寤言》（借月山房汇钞·12）（台北，义士书局，1968），页8376—8377。

[88]（明）王守仁：《赠郑德夫归省序（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8。

[89]（明）乔宇《别王伯安赋》：“阳明王伯安先生，究心濂洛之学，常不鄙余，契爱独深。”《乔庄简公集》，卷一，页7b。

[90]阳明在《敬斋白公墓志铭》云：“昔公先公康敏君，京师与家君为比邻，及余官留都，又与公居密迩，说、谊皆尝及门，通家之好三世矣！”见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佚文汇编考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8（2005），页225—226。

[91]（明）王守仁：《应天府重修儒学记（1514）》，见《王阳明全集》，《外集五》，卷二十三，页900。

[92]《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一百十，页2254—2255。

[93]关于真德秀与丘濬两书的内容说明与比较，见朱鸿林：《丘濬〈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世纪的影响》，见氏著：《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页162—184；及李焯然：《大学与儒家的君主教育：论大学衍义及大学衍义补对大学的阐释与发挥》，载《汉学研究》7：1（1989），页1—16。

[94]（明）张志淳：《南园漫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著书》，卷三，页498a—498c。

[95]（明）黄景昉云：“甲戌廷试（1514），以《大学衍义》为问，马理对曰：‘《大学》乃尧舜以来相传之道，真德秀所衍，直汉唐事，非本旨。有止于齐家，不知治国平天下功夫皆本慎独，德秀造诣未精，不足慕。’以是失当事意，仅置二甲。按马语大非无见。”见《国史唯疑》，《正德》，卷五，页133。

[96]阳明曾为其父作墓志铭，县志记云：“余澜，字漾川，新建伯守仁撰志曰：‘公隽爽有气局，通经史，明时务，以礼倡，邻人从之。’少宰祜之父。”见（清）王克生、黄国瑞等纂修：《鄱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附备志·隐逸》，卷十六，页1319，此墓志铭未见于《王阳明全集》之中。又县志记云：“‘祜’音户，《明史》及《通志》皆误作‘祐’。”见（清）陈骧等修、张琼英等纂：《鄱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人物志·理学》，卷二十二，页1090。笔者认为余祐一开始是名“祐”，后来可能要避孝宗皇帝名（朱祐樘），才改成“祜”。

[97]（明）余祜：《经世大训序》，见（清）陈骧等修、张琼英等纂：《鄱阳县志》，《艺文志》，卷三十一，页2118；又此文作于“正德甲戌夏四月（1514）”，正是廷试考题出现后不久。

[98]（明）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1515）》，见《王阳明全集》，《文录四》，卷七，页239—240。阳明当时在此书院的说法不但导致此地士子“日趋王学”，往后在此书院开讲的主教亦多是王门后学。见（明）汪佑（字启我，号星溪）《紫阳书院建迁源流记》：“鸿胪寺卿王守仁为书院集序，是时士趋于王学。观《集序》立言之意，皆与白鹿洞规相抵牾者也。”见（清）施璜编、吴瞻泰、吴瞻淇补：《紫阳书院志》，见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卷十八，《艺文》，页618a；又（明）汪佑《紫阳书院会讲序》云：“伯安实未临院阐教……《学录》志伯安主教，所以遥尊越学，自此历聘主教高轩，皆王氏之徒矣！”同上书，页640b—640c。

[99]此为阳明佚文，见（明）汪循：《汪仁峰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外集四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7）（台南，庄严文化，1997），《外集·书》，卷三，596d—597b，清康熙刻本。

[100]（明）王守仁：《与安之（1519）》，见《王阳明全集》，《文录一》，卷四，页173。

[101]（明）汪循《与王鸿胪》：“比者族弟尚和归自南都，备道执事所以教诲之至，奖掖之勤，直以斯道为必可行，真以圣贤为必可学。”见《汪仁峰先生文集二十九卷，外集四卷》，《文集·书》，卷四，页236b。

[102]（明）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1515）》，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卷三，页128。

[103]（明）程敏政：《道一编序》，见《篁墩程先生集》，卷二十八，页49b—50a，弘治三年刊本，傅斯年图书馆藏；此版本写的是“推重”，但往后的版本则是写“兼收”，从此文字的差异上亦可见当时朱陆学术地位的升降。

[104]（明）罗钦顺：《与王阳明书》，见《困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0），《附录》，页111。

[105]（明）王守仁编：《朱子晚年定论》，见《王阳明全集》，《语录三》，卷三，页141—142。

[106]（明）张岳：《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认斋余公神道碑铭》，见《小山类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卷十六，页310—311。

[107]（明）夏尚朴：《滁州省愆录》，见《夏东岩先生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卷一，页590b—590c。又王韦与顾东桥（华玉）、陈沂（鲁南）、顾英玉称“金陵四杰”。见（明）周晖：《金陵琐事》（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37）（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卷三，页685b。

[108]据（日）永富青地的考证，《古本大学》与《朱子晚年定论》皆刊刻于正德十三年七月，《传习录》则是隔月，才刻于江西。见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の文献学的研究》，《附录二·王守仁著作出版年表》，页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