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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判别是非的标准 良知（第2页）

（二）“良知说”的文本：新《大学古本序》

从上节的讨论中，可以知道阳明“良知说”如何从其本身思想的脉络中，逐渐开展出来，而从《传习录》的记载来看，可以确知其谈论“良知”的概念，则是从正德十四年（1519）开始的。阳明在怎样的学术议题下，论及良知的概念，对我们理解此说之出现有很大的帮助。弟子陈九川问及什么是“诚意功夫”，阳明说：

九川曰：“如何是诚意功夫？”希颜令再思体看，九川终不悟，请问……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视听言动？心欲视听言动，无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工夫。”[89]

陈九川刚刚因为谏止武宗南巡亲征，而被廷杖，并褫职为民，故回家乡江西临川。因此除了跟阳明谈论京师之所见外，陈氏之所以会以《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课题为问，自然不是问朱子的说法，而是之前阳明所论述的“诚意”之说。而阳明此说是其从其贬谪以来逐渐开展出来一套要“明天下之学，成天下之务”的学说。当然，之前已然提到，阳明对此说已经有了新说法，故其在回答强调所谓“意之灵明处”的“知”，认为良知在此事（意），无蔽而得以致之。也就是说阳明《大学》“诚意”之说，不但基于过去的论说，如今更加强调说所谓“诚意”，就是当一个人的“良知”可以毫无遮蔽地发露之时，即是“诚意”之时。因此阳明所谓“诚意”，就是让“良知”呈露出来，故其工夫就在于“致良知”。所以，当陈九川于隔年再见阳明时，阳明明确地告诉他说不是一味地去心上找一个“天理”，而是依循“良知”这个标准规则，来知是知非，这样才是切实稳当的，而不会流于虚空不实。阳明云：

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的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阙。[90]

阳明认为只要靠着自身的“良知”准则，在从事于任何事物（意之所在）之时，予以是是非非的判断，这样一来，善便会存，恶便会去，这才是《大学》诚意的要旨。由于阳明对《大学》的宗旨有更进一步深入地理解，再加上当时其门人并未能十分准确地掌握此思想，因此阳明对旧《大学古本序》，做出增补的动作。阳明在给陆澄（字原静，号清伯）的信中说：

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而卒入于小人之归。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已……向在南都，尝谓清伯吃紧于此。清伯亦自以为既知之矣。近睹来书，往往似尚未悟，辄复赘此。清伯更精思之。《大学》古本一册寄去，时一览。近因同志之士，多于此处不甚理会，故《序》中特改数语。[91]

阳明在此明确说到“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即之前与其弟家书中所说“本心之明，皎如白日，无有有过而不自知者”是一样的意思。从此可以确知阳明的“本心之良知”即是“本心之明”。另外，阳明又说到其在南京时，就已经跟陆澄提到过了，可见阳明在南京后期约莫是正德十一年（1516），就隐约有“良知”的概念。最后，由于当时弟子们并未掌握到必须“致其本然之良知”的前提，故阳明重新作序，序云：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至（致）其本体之知，而动无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则亦无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92]

首先，阳明认为《大学》的宗旨是以“诚意”为枢要，而要能诚意则必须通过格物的工夫，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至善”的境界。其次，能达到至善境界的规则，则在于致每一个人本体之良知，靠着良知的准则，对于外在事物（意之所在）予以是非判断，因此能否致此良知，即是能否达到“诚意”之根本基础。最后，阳明强调说必须于从事于“格物”的工夫，唯有对于意之所在的物，时时格之，才能知致意诚，复其至善本体。此序与旧序最大的不同，就是将“良知”的概念，放在阳明的“诚意”的工夫论中，且说唯有“知致”，才能“意诚”。因此，致良知比诚意具有先一步工夫的意思。

阳明自己相当满意此新序的说法，所以他特地要门人蔡宗兗（字希渊，号我斋）带着《修道说》及《大学古本序》至白鹿洞书院，其学术的自信心于此可以想见。《白鹿洞书院新志》记云：

《大学》《中庸》古本石刻六，王守仁笔。正德辛巳（1521），遣门人蔡宗兗，收嵌书院宗儒祠东廊砖壁。[93]

由于蔡氏当时因唐龙（字虞佐，号渔石，1477—1546）的举荐任白鹿洞书院洞主，故可以将阳明之说刻在书院之中。再回想前所述陈九川问蔡氏何谓“诚意”工夫时，蔡氏并未回答此“良知”说，直至阳明提示才了解，这显示出阳明对于“良知说”成熟的看法，一直要到正德十六年才有完整的轮廓。所以《年谱》才会将此年定为“始揭致良知之教”。此说一出，不但阳明自己很满意，对于门人弟子来说，更能清楚地理解阳明思想的重心所在，如《传习录》记云：

（陈九川）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云：“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干元。”先生曰：“若未来讲此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甚么？”敷英（王时柯）在座曰：“诚然。尝读先生《大学古本序》，不知所说何事。及来听讲许时，乃稍知大意。”[94]

此段话一方面说明阳明的致良知说内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在新《序》未出时，阳明弟子对其旧《序》内容是不甚了解的，由此可以看出新序的功效。在此要强调的是，要理解新《序》的内涵，必须与《修道说》配合着看，因为这是其本体论的基础。[95]

事实上，回顾阳明从龙场以来的说法，就已经有类似“良知”概念的意见产生。例如他在回答薛侃问“认欲为理”的问题时说道：

（薛侃）曰：“尝闻先生教，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体认天理只要自心地无私意。”（阳明）曰：“如此则只须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这些私意认不真。”曰：“总是志未切。志切，目视耳听皆在此，安有认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请求亦只是体当自心所见，不成去心外别有个见。”[96]

阳明认为只是笼统地说“是非之心”即可以认清这些私意，但未能说出何谓“是非之心”，又此“是非之心”如何能认清私意呢？之前也曾经提过，阳明认为圣人之学，不过就是在良知良能上体认扩充而已，也稍微触及到了这个“道德标准”的问题。更不用说徐爱所记阳明的说法：

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97]

这个说法不但提到“良知不假外求”，并且指出“心自然会知”，但是对于圣人是否有私意，也没有提到“心自然会知”的原因。所以，往后阳明才会说：

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98]

这个说法不但说明阳明很早就有“良知”说的概念，而从良知说形成的经过也可以反驳罗钦顺所说的“遗下大头脑”的讥讽。因为阳明真正要说的是“良知说”，只不过之前受限于程朱理学的论述框架之中，摆脱不出，才会无法直截了当地阐明。如今通过对周程二子的理论的重新理解，才摆脱出来，形成一套完整的《大学》“诚意”工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