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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化弘治时期学风改变的契机（第2页）

最后，再谈王华的莫逆好友卢格（字正夫），王华与卢格是同年关系，而卢格的哥哥即是卢楷，所以两人的关系是多重的。卢格的学术倾向亦与杨氏兄弟类似，县志记云：

（卢格）初与姚江王华称莫逆交……尝著《荷亭辨论》，设主客问答，阐扬经旨，不与紫阳相附丽，学者怪之，而卒不能推驳其说，山阴刘宗周为之序。[19]

卢格《荷亭辨论》出版于弘治十三年（1500），主要是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来阐扬《五经》意旨，这与之前“丽泽会”的内容是一致的，而卢格不附和朱子之说的态度也与杨守陈一样。

以对《大学》一书的观点为例，来说明杨卢二人对朱子观点的看法。之前曾提到杨守陈有诸经《私钞》[20]等书，而其对《大学》的看法是：

蒙少受《大学》辄并其《章句》，诵而味之，佐以《或问》，参以诸说，已自谓通矣！及诵之久，味之详，乃反有疑焉！……今家居无事，日诵味之而疑如故，迺取所疑经传，易而置之，各录《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与今易置之文义不合者，亦僭用己说，以蒙谓别之……乃净钞成帙，闭之箧中，不敢示人。一日，客或翻箧见之，阅之未半，辄嬉笑且怒骂曰：“吾不意子之叛儒先而紊圣经至此也！夫《大学》者，孔圣之经，曾贤之传，而朱先生《章句》、《或问》，后学唯诵习之，莫敢违也。何物ㄠ么，迺敢僭易而妄解之，其叛儒先而紊圣经，一何甚哉！亟毁！亟焚！毋贻是书累也。”[21]

由于杨氏在反复思索《大学》义理的情况下，逐渐对于先儒（包括朱子）等说法产生疑问，故逐条记录读书的心得。但此书的内容在其朋友的眼中却是违背朱学正统说法，并且要杨氏赶快焚毁，以免往后因此书而受累[22]。虽然杨氏辩解说其书之作仅是求“义之至善而全心之所安”，并非要与朱子作对。但从朋友的说法与做法来看，可以看出虽然杨氏并未完全否定朱子的诠释经典的权威，但也透露出杨氏有很多的说法实与朱子不同，而其往后诸《私钞》之作，也都是相同的情形。而卢格则针对朱子所做《格致补传》提出看法：

或问：“《大学》一书……‘知止’一段，义无所取，说者以为《格致传》何如？”曰：“董矩堂、车玉峰皆有是言，王鲁斋著《沿革》二论，反覆数千言。今按‘定静安虑’，实格致要诀，而物有本末及听讼章，尤为明白，则诸说不为无见。”……问：“朱子《补传》谓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何也？”曰：“《大学》之道，明德，新民，止至善而已。不知务此而泛泛格物，故舍本传而补传也。传曰：‘物有本末’，谓明德新民也。”[23]

这段问答一方面说明《大学》一书究竟有无《格致传》的问题，卢格认为“定静安虑”一段实为“格致要诀”，并且认为过去对此有过意见学者的说法，有其道理。另一方面，卢格否定朱子《补传》中的格物之说，他认为“格物”之“物”应该是本（明德）与末（新民），而非是泛泛去格“天下之物”。显然杨卢二人不完全同意朱子《大学》一书的诠释，且由于《大学》一书在宋明两代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治国方针的指导角色，因此这个不全盘接受的态度，事实上也隐含了对于如何治国平天下之道的争论。

总的来说，从王华的好友及所参与的会社活动中，可以看出其特色，一方面学术思想不固守朱子经注的范围，另一方面对于道德品行的要求也是相当注重。这两个特色，放在李梦阳所说的弘治时期，就显示出一个重要的议题，那就是为什么从成弘以来，国家社会的景况依李梦阳的说法是相当好的，因此士大夫们得以肆力于学，但为何王华等的会社之“学”却逐渐有不同于当时学术主流的观点呢？这个议题的内涵，必须通过对阳明与其所参与的会社间关系的了解，才能有一较为明白的理解。

（二）阳明会社性质的变化

对于阳明而言，父亲的会社网络，是其吸取当时政治与学术菁英两方面资源的重要管道。由此，阳明不但能够快速地融入当时的各种社群之中，并且对其思想视野有重大的影响。成化辛丑年（1481）[24]，阳明跟随其父首次到了北京。由于阳明接连会试落第（1493、1496），故其入仕前的日常生活，一方面除了钻研科举所需的经义、锻炼诗赋策论文字外；另一方面则借由其父的会社网络，广泛地与当时在京士大夫们交往。如程文楷（字守夫，号春崕，？—1497）[25]，王阳明在程氏的墓碑文中，回忆两人之间相处的情形时说道：

君之父味道公与家君为同年进士，相知甚厚，故吾与君有通家之谊。弘治壬子，又同举于乡，已而，又同卒业于北雍，密迩居者四年有余。凡风雪之晨，花月之夕，山水郊园之游，无不与共。[26]

这说明了早在王程两人就读于北京国子监之时，由于父执辈的关系，早已认识。而阳明在北京国子监读书时，与同学间的往来也相当地密切。[27]而阳明在第二次会试落第后，返回故乡余姚，在其父亲曾读书之处龙泉山结“诗社”[28]。由于阳明未能考上进士，故也曾以教书为业[29]。阳明亦曾因为有段时间在南京国子监读书，故与当地士大夫有过接触，值得一提的是与方外人士的交往，如与山人尹蓬头[30]。即使在阳明入仕之后（己未1499），其生活形态与其父亲相较而言，并无多大的不同，一样有同僚间会[31]；而在工作之暇，也与当时知名文士往来密切[32]，和李梦阳等人结诗社[33]等。而阳明也参与其好友杭济与杨子器（字名父，号柳塘，1458—1513）在朝廷中所举办的“五经会”。[34]

然相较于父亲的会社活动，显示出阳明的活动较偏向于诗文方面（唯一的例外是“五经会”），反而那种强调学术与道德并重的学风，并未出现其活动中。这对于阳明而言，是有些格格不入，若有所失的，因为他是一个具有“经略四方之志”性格的人。从其弘治十二年（1499）所上的奏疏中即可看出，疏云：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35]

阳明此疏之作原是为了要建议朝廷应如何因应边关情事，但是他却在此疏开头点出真正的问题所在，不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边关，而是近在咫尺的庙堂之上。阳明认为问题是为大臣者没有忠心谋国，自私自利地巩固权位，而皇帝身边的宦官，也欺上瞒下，争权纳贿。这样的情形不但已成惯例，双方面还互相掩饰，狼狈为奸。阳明其实只有稍微点出此问题而已，并未有更多的阐述，但足够证明他已掌握当时国家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过，朝廷并未有任何的回应，在弘治十五年（壬戌1502），阳明毅然决然停止了对诗文的兴趣与追求，《年谱》记云：“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36]”诗文之所以被阳明放弃，其原因在于它对于国计民生是没有用处的。而从此声明亦可看出阳明此时因为不知“为何而战”使其对于未来人生产生疑惑，故在其告病回乡后，企图透过道家的思想，以求得所谓“至道”，但仍无所得。而在回乡到返京任官期间，阳明此时思考的问题，是徘徊于“出世”与“经世”之间，直至其领悟到对于亲人的挂念是不能舍弃与断离的，这才使其有重新面对人生的勇气，回到儒家“经世”的这一方面来。这可从其在弘治十七年（1504）受杨守陈侄婿陆偁（字君美，号碧洲，1457—1540）之邀聘，主山东乡试而写的乡试录内容中得到确定。例如：策论有一题的题目是“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然有司之意，固唯豪杰是求也。非不能钩深索隐以探诸士之博览，然所以待之浅矣，故愿相与备论当世之务。”题目明显是针对“记诵辞章”之士而来，而阳明认为科举应该选拔的人才是“豪杰”，而豪杰的性质是“明于当世之务者”。这间接反映出阳明自视为“豪杰”。而试录中的答案更隐含阳明如何理解“当世之务”。录记云：

盖天下之患，莫大于纪纲之不振，而执事之所问者，未及也。夫自古纪纲之不振，由于为君者垂拱宴安于上，而为臣者玩习懈弛于下。今朝廷出片纸以号召天下，而百司庶府莫不震栗悚惧，不可谓纪纲之不振，然而下之所以应其上者，不过簿书文墨之间，而无有于贞固忠诚之实……故愚以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而后天下之治可从而理也。[37]

与《陈言边务疏》行文的方式一样，阳明并未直接说明“当世之务”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反而开宗明义地说“盖天下之患，莫大于纪纲之不振，而执事之所问者，未及也”。将当时国家社会的问题集中在臣子的身上，因为这些臣子并没有能固守正道，坚贞不变，并且缺乏忠诚的精神，所以必须振肃纪纲，天下才能得以治之。这种想要“经世”时务的精神，也表现在阳明此时所作的诗中，诗云：

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置我有无间，缓急非所赖。孤坐万峰巅，嗒然遗下块。已矣复何求？至精谅斯在。淡泊非虚杳，洒脱无蒂芥。世人闻予言，不笑即吁怪。吾亦不强语，唯复笑相待。鲁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38]

此诗开头即说“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中间又说到他心中的无力感，最后以孔子是做不来的为结语。这表示出阳明即使怀有“经国之志”，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显得郁郁不得志。不过，阳明并未放弃其理想，在其回到北京任官后，随即也仿造其过去所认知的会社内容，与湛若水定交讲学，其讲学的内容则是一反“记诵辞章之学”，而强调“身心之学”[39]。

从王华到阳明所参与会社性质的变化中，可以看出学风转变的契机，而这转变又是与当时的国家社会环境互为因果的。因为从成化时期以来，国家社会并未遭受重大的天灾人祸，使得生活条件趋于稳定与良好，也才能造成弘治一朝文风鼎盛的景况。一旦学风趋向单单聚焦于诗文的范围，势必排挤其他学术领域的发展，如此，学术均衡发展的完整性就被打破。这对于不擅长或是认同以诗文为主的人来说，就会深感失落，而阳明就是其中之一。由于阳明早年受到父亲会社活动的熏染，具有道德与学术并重的认知，面对弘治末年以来国家逐渐出现的危机，而当时的士大夫官员们，不是醉心于文艺考业，就是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无人针对问题来大刀阔斧改革一番。面对这样的情境，阳明自然失望，也才会说出“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这样的话，因而托病回乡。但由于后来种种因缘，使其回到儒家“经世”的道路上，并且强调从宣扬“身心之学”着手，来改变当时记诵辞章之学的风尚，以期能够解决“当世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