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民国《萧山县志稿》,卷1《疆域门·风俗》,第1册,94页。
[141]王士雄:《归砚录》,卷2,15a页。
[142]乾隆《震泽县志》卷25《礼俗》,第3册,926~928页。
[143]嘉庆《七宝镇小志》,卷1《风俗》,第1本,351页。
[144]道光《双风里志》,卷1《地域志、风俗》,第9本,11页。
[145]民国《象山县志》,卷16《风俗考·古今俗习》,第6册,1885页。
[146]由此令人想到,今天常用的所谓“封建迷信”一词,实在没有什么道理,中国秦汉以来的社会是否是封建社会,姑且不论,就算是,迷信也不应该专门和封建联系起来。因为,迷信既不为所谓封建社会独有,也绝不是当时的正统思想和统治者所提倡的——其实也是极力反对。如果说这样称呼是因为当时存在迷信,那这种现象今天也存在,是不是应该称“资本迷信”、“社会迷信”呢?若说那时候多,那所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则更多,那岂不是更应称“原始迷信”或“奴隶迷信”才是!
[147]又如,同治《晟舍镇志》指出:“近时尤甚,市井之徒,亦狃于习而蹈此,惟绅士家鄙而勿为也。”(同治《晟舍镇志》,卷2《风俗》,第24册,998页)
[148]参见余新忠:《清人对瘟疫的认识初探——以江南地区为中心》,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238~240、243~244页。
[149]关于明清温病学的发展状况参见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218~241页;廖育群:《岐黄医道》,166~173页;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609~612页;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205~211页。关于其疗效的探讨,参见本章第三节。
[150]参见[英]罗伊·波特等:《剑桥医学史》,“中文版序言”,4页,208~209页。
[151]比如,在罗店,“甚有费至数千文者,然亦视家之贫富为断”(光绪《罗店镇志》,卷1《疆里志》,第4本,196页)。
[152]比如,同治《安吉县志》的编纂者在论及“送羹饭”时说:“此甚省力。”(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四礼俗尚》,9a页)
[153]吕阳:《薪斋二集》,卷7,见《四库存目集部》,第200册,354页。
[154]参见盖建民:《道教符咒治病术的理性批判》,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4)。
[155]姚廷遴:《历年记》,见《清代日记汇抄》,46页。
[156]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9《灾异》,第25本,310页。
[157]比如王士雄指出:“吴俗好鬼,自吾乡以及嘉、湖、苏、松、常、镇等处,凡家有病人,必先卜而后医。”(王士雄:《归砚录》,卷2,14b页)一则乡镇志也说:“一遇疾病辙祈神祷鬼,后医先巫”(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卷6《风俗》,第14本,420页)。
[158]民国《杭州府志》,卷74《风俗》,1503页。
[159]同治《安吉县志》,卷7《风俗·四礼俗尚》,8b页。
[160]光绪《嘉兴县志》,卷16《风俗》,7a页。
[161]黄蕴深编:《吴县城区附刊》,170页。
[162]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风俗》,585页。
[163]甘熙:《白下琐言》,卷2,21a页。
[164]民国《剡源乡志》,卷3《人物传三》,第24册,347页。
[165]光绪《华亭县志》,卷23《杂志·风俗》,1732页。
[166]徐曾作《病家论》,指出了时人在延医治病中存在着“十误”。详见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见《中国医学大成》,第9册,817~818页。
[167]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杭州市区篇》,37页。
[168]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杭州市区篇》,79页。
[169]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湖州篇》,359页。
[170]浙江民俗学会编:《浙江风俗简志·杭州市区篇》,37页。
[171]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见《中国医学大成》,第9册,802页。
[172]陆以湉:《冷庐杂识》,卷7《沈妪传方》,360页。
[173]王庭:《痧胀玉衡序》,见郭志邃:《痧胀玉衡》,5页。
[174]张鲁峰:《馤塘医话》,见《中国医学大成》,第8册,639页。
[175]参见余新忠:《中国的民间力量和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载《学习与探索》,19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