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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革命领袖的心理（第3页）

罗伯斯庇尔是历史上最可恨的暴君之一，但他又和其他暴君有别，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士兵的暴君。

若要对罗伯斯庇尔的信条加以总结，我们可以说：他以狭隘的逻辑、强烈的神秘主义以及一成不变的僵化成了雅各宾派信仰的完美化身，也许除了圣茹斯特外，无人能及。如今他依旧不乏仰慕者，如阿梅尔（Hamel）坚称他是“热月政变的殉难者”。人们还曾讨论过为他立一个纪念碑。我非常赞同保留一些形迹作为警醒，以便让人们知道：在一个知道如何操控议会的领袖前，一个原本有所作为的议会是何等温顺，群众又是何等盲目。他的雕像会让人回想起，就在推翻他的前夜，国民公会还对这位独裁者——国民公会的最大威胁——推行的举措而欢呼雀跃，敬仰和**溢于言表。

四、富基耶—坦维尔、马拉、比约—瓦雷纳等人

我把一些因生性残暴而出名的革命者集中在一个章节中加以介绍。他们的残暴因掺杂有其他的情感如害怕和仇恨，从而变本加厉。

富基耶-坦维尔，革命法庭的检察官，在人们的记忆中，他是最阴险的人物之一。这个昔日因温和而著称的法官，而后则变成了一个嗜血成性的人，人们对他的回忆只有不尽的反感，在著述中，我经常拿他作为例子来说明在革命时期人的某些性格的转变。

在君主制没落的时候，他还在为生计而奔波。他十分期待社会动**，因为从中他可以得到一切，而没有任何的失去。他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之一。

国民公会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他，让他决定将近两千名被告的命运，其中包括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吉伦特党人、丹东、埃贝尔等人。他处决了所有的可疑分子，并毫不顾忌地背叛了他以前的保护者。德穆兰、丹东或其他什么人，一旦失势，他便对其提起公诉。

大革命暴露了富基耶-坦维尔卑劣的灵魂。在正常年代，在职业规则的约束下，他注定是一个温和的、默默无闻的法官。这也正是革命法庭代理检察官吉尔贝-利埃东（Gilbert-Liendon）的命运。迪雷尔（Durel）这样写道：“他应该和他的同事一样感到惊骇，然而他却以最高法官的身份结束了他的生涯。”

一个有组织的社会最大的善行之一无疑就是能管控好危险分子，只有社会约束才可以控制住这些人。

富基耶-坦维尔至死都不理解人们对他的判决，从革命的角度来看，这种判决是没有道理的。他难道不是在卖力地执行领袖们的命令吗？不能把他与被派往外省的那些代表们等同看待，因为人们无法监视那些人。国民公会的代表们审查了他所有的行动，并且到最后一天还在表扬这些行动。如果他对犯人的草率判决和残暴没有得到领导们的支持，那么他的权力早就不保了。国民公会对富基耶-坦维尔的判决，也即等于对自己可怕的体制的判决。国民公会明白这点，国民公会将许多恐怖分子送上了断头台，靠的就是富基耶-坦维尔，他只是忠诚的死刑执行官而已。

除了富基耶-坦维尔之外，我们再来说说迪马（Dumas）。迪马是革命法庭的庭长，由于极度的恐惧而变得异常残忍。不准备两把上好子弹的手枪，他都不敢出门，他在自己家中设置障碍，只通过窗口和拜访者交谈。他怀疑一切，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疑心太重了。他甚至将他的妻子也送进了监狱，在热月政变突然发生之际，他正打算将她处决。

在国民公会所揭露的这些人中，比约-瓦雷纳是最野蛮的人之一。我们可以把他看作野兽般残忍的一个完美典型。

在愤怒丛生、英雄气短的时候，他表现得很冷静，有条不紊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可怕的；在修道院大屠杀时，他代表官方向杀人者表示祝贺，并允诺付给他们薪酬；之后，他回到家中，仿佛刚散完步一样。他就是雅各宾俱乐部主席，国民公会主席，救国委员会委员。他将吉伦特派送上了断头台，将王后送上了断头台，将他以前的主人丹东，这个曾说‘比约舌下有把刀’的人也送上了断头台。他批准了里昂的炮击事件，南特的溺死事件，阿拉斯的团伙事件；他组织了残忍的‘奥朗日’（e）委员会；他是牧月之法的推手；他怂恿富基耶-坦维尔去放心大胆地干；所有的死刑判决书上都有他的签名，他的签名通常排在第一位，排在他的同事之前。他说着夸张的句子，“抖动着他的狮鬃”，当他逐渐靠近时，其他人便惊恐、犹豫、后退，他没有任何怜悯，没有感情，也没有热情；为了让他那冰冷、毫无表情的脸与他周围的热情相协调，他现在戴着黄色的假发，不过显得不伦不类，这头假发，除了戴在比约-瓦雷纳阴森的头上，戴在其他人头上都会让人发笑。当轮到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倒霉时，他抛弃了他们，站到了对手那边，并将他们推上了断头台……为什么？有什么目的？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野心，他对金钱、权力都没有欲望。

我不认为上述引文中的问题很难回答。我们在前面谈过，在某些凶手身上普遍存在着杀戮欲，用杀戮欲来解释比约-瓦雷纳的行为再合适不过。这一帮为了杀戮而杀戮的匪徒，就像猎人打猎一样，仅为了从破坏中找乐子。在平常年代，有杀戮欲的人，由于忌惮警察和断头台，而不得不克制这类欲望。在可以肆意妄为的时期，什么都无法阻止他们去杀戮。比约-瓦雷纳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马拉的心理相对要复杂一些，因为他不仅有杀戮欲，在其心理之中还叠加有其他因素，如昔日受伤的自尊心、野心、神秘的信仰等，我们可以把他看作固执己见、为荣誉痴狂的半疯子。

在大革命之前，他曾有过远大的科学抱负，但没有人重视他的胡思乱想。虽梦想着地位和荣誉，但他只在一个大领主家里谋得一份卑下的差事。心中充满着对那个否定他价值的旧社会的仇恨，他成了最暴力的一伙人的领导。在公开颂扬九月屠杀以后，他创办了一份报纸，以之抨击所有的人，并整天鼓吹死刑。

因为总是把人民的利益挂在嘴边，所以马拉成了人民的偶像。然而，他大部分的同事都极为鄙视他。即便他逃过了夏洛特·科黛（CharlotteCorday）的匕首，他也逃不过断头台上的铡刀。

五、大革命后国民公会议员的命运

除了这些心理很有特点的国民公会议员之外，还有巴拉斯、富歇、塔里安、梅兰·德·蒂翁维尔等人。他们都是毫无信仰、毫无原则的人，一心只想着如何致富。

他们善于在民众贫困的基础上积累起巨额的财富。在正常年代，我们会把他们当作纯粹的无赖，但在革命时期，所有的善恶准则似乎都消失了。

只有极少数雅各宾党人依然狂热，大部分人在成为拿破仑忠实的奉承者并名利双收之后，都抛弃了他们的信仰。曾称呼狱中的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的康巴塞雷斯（Cambacérès），在帝国时期，曾要求他的亲信在公共场合称他为亲王殿下，在私下里为王太子殿下，这表明许多雅各宾党人其平等的需要是出于某种嫉妒的情感。

马德林写道：“大部分的雅各宾党人很富有，像夏博（Chabot）、巴齐尔（Bazire）、梅兰、巴拉斯、布尔索（Boursault）、塔里安、巴雷尔等人都拥有城堡和土地。现在不富有的人很快就会变得富有……”仅在热月党的总部——共和三年委员会里，就有1个未来的王子，13个未来的伯爵，5个未来的男爵，7个未来的帝国上议员，6个未来的国家参议员，除此之外，在国民公会里，还有未来的奥特朗托公爵，未来的勒尼奥（Regnault）伯爵，50位在15年后将拥有爵位、纹章、翎饰、四轮华丽马车、年俸禄、长子世袭财产、公馆和城堡的民主派。富歇在去世时有一千五百万里弗的资产。

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曾遭极力诋毁的旧制度特权看来有必要重新恢复。为了实现这样的结果，必须要摧毁法国、烧毁整个外省，要大量使用酷刑、让无数家庭陷入绝望，要颠覆欧洲，要开辟战场杀害几十万人。

在结束这专门研究法国大革命中不同人物心理的章节之际，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曾经说过的东西，这关系到对这个时期的人可能做出的评价。

对待某些个人，伦理学家必须要态度严厉，因为他是根据一个社会赖以为继的各种典范来评判这些人的，这些典范必须得到遵守。而心理学家就不需要这样严格。心理学家的目标是理解，而且必须是一个全面的理解。批评不是他的事情。

人类的灵魂是一种极其脆弱的机制，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木偶极少能够与推动它们的强大力量相抗衡。遗传、环境、形势都是蛮横的主人。如果我们处在上述我们尝试解释其行为的那些人的位置上，没有人能说出我们的行为肯定会是什么样。

[1]帕夏，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是埃及前共和时期地位最高的官衔。——译注

[2]盖乌斯·马略（GaiusMarius，公元前157—前86），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