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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革命期间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作用（第1页）

第三章大革命期间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以及哲学家们的作用

一、革命思想的产生和传播

传统、情感、道德观构成了人的内在框架，支配着人的行为并维系着不容置疑的一些基本概念，内在的框架决定了人们的外在生活，各个时代皆是如此。

一旦这套框架的抗应力下降，之前没有可能产生的思想观点便可能萌发、滋长。如在两个世纪前曾遭到猛烈鞭挞的某些理论，到了大革命期间却大行其道，其中缘由便是如此。

这样说的目的在于昭示：外在的革命事件是内在的缓慢的心理演变的结果。若要对一场革命进行深入研究，则必须要深入研究滋生革命思想的精神土壤。

思想演化通常是极为缓慢的，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是看不到这种演化的。人们只有把同一个社会阶级的心理状态在精神变化曲线上的最高点和最低点进行对比，方能看出其演化的程度。为了弄清楚饱学之士对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王室的看法，人们可以将博絮埃和杜尔哥（Turgot）的政治理论加以比较。

博絮埃在解释他那个时代的人对于绝对君主制的普遍看法时说，政府的权威是建立在上帝的意志的基础之上的，国王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对人负责，它只接受上帝的意志的评判。因而，宗教信仰和君主信仰一样强大，二者密不可分，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无法动摇二者。

路易十六的那些如杜尔哥一类谋求改革的大臣们，他们的著述则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他们几乎绝口不提圣灵或国王，而人的权利开始得到明确的描绘。

路易十五统治末期所发生的诸多事件，对从税赋、贫穷、饥荒到不幸的战争这样一个演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君主权威的尊崇产生了动摇，并慢慢被反叛精神所取代，一旦时机成熟，它便露出峥嵘。

整个的精神框架开始分崩离析并迅速解体。这也是一些之前由于缺乏适宜滋生的土壤而一直名不见经传的所谓新思想，在大革命时期能够迅速传播开来的原因。

实际上，这些极具**力的思想早已出现过多次并影响了英国政治多年。早在两千年前，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们便已开始捍卫自由、诅咒暴君、宣扬人民主权。

发动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尽管其本人及其父辈早已从教科书中知道了这些事物，但他们却不为所动，因为时机不成熟。为何在一个把等级制度当成一种必然且加以尊重的时代，人民反而会受到这些思想的触动？

哲学家们在大革命爆发中真正的作用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他们并没有揭示出什么新东西，但却发展了批判精神，而面临着分崩离析的教条无法对抗这种批判精神。

在这种批判精神的影响下，业已不受待见的事物变得越发不堪，当传统和声望尽失时，整个社会大厦便会轰然倒塌。

这种逐步解体最终传导至民众，但解体进程并非由民众开启。民众只是效仿，绝非首创。

哲学家们无法对人民施加影响，但对于民族中的开明阶级的影响却不同凡响。游手好闲的贵族阶级，长久以来不予委任职位，因此，对社会心怀不满并跟着哲学家们一起鼓噪。缺乏远见卓识的贵族阶级率先与自己唯一赖以为继的传统相决裂。满怀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则不断地以批判来挖自己特权的墙脚。最热忱的改革者往往出自命运的宠儿群体之中，如今也是一样。贵族阶级鼓励人们去论述社会契约、人权、公民平等。在剧院里，他们为批判特权阶级的武断、尸位素餐以及各种弊端的演出击节叫好。

一旦人们失去了对规范其行为的精神框架的信任，便会感到痛苦，随即便是不满。所有的阶层都感到之前的行为理据都消失不在了，之前眼中那受尊崇长达数世纪的事物不再受尊崇了。

作家们和贵族的苛责的精神不足以撼动根深蒂固的传统，但与其他的重大影响叠加后可以产生共振效应。我们在前文引述博絮埃时提过，如今业已分道扬镳的教权和世俗政府，在旧制度下却是紧密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实际上，在君主制发生动摇之前，宗教传统的力量在受过教育的人心目中已经大不如前。知识的持续进步让人从信奉神学走向崇尚科学，从神启的真理走向观察到的真理。

精神上的演化尽管一直模糊难辨，但这表明，规范人们长达数世纪的传统并没有人们所想的那么大的价值，有必要取而代之。

但能够取而代之的新因素又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能够在“人们普遍不满”的这片废墟之上建起另一座社会大厦的魔术棒？

人们一致相信，理性具有传统和神灵所失去的那种力量。理性的成就不计其数，由此认定以理性来建设社会，以理性完全改造社会，难道不合理吗？为何要怀疑理性的力量呢？随着传统越来越被人鄙夷，理性对于人的作用有可能很快会变得非常大。

理性至上成了终极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催生出了大革命，还完全驾驭了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人们为了与过去相决裂，为了按照逻辑指定的蓝图来建立社会，付出了一切努力。

哲学家们的唯理论逐步传播到了民众并被总结成为一句话：从前应当遵从的东西如今不再被遵从，人是平等的，不必再对从前的主子唯命是从。

对上流阶级所不再遵从的事物，群众很自然也跟着不再遵从。当遵从的障碍消除后，革命便水到渠成。

这种新的心理状态造成的第一个结果便是普遍的不顺从。据维热·勒布伦夫人（Vigée-Lebrun）[1]讲述，当她在隆尚（Longchamps）游历时，老百姓一边踏上马车的踏板一边对她说，“明年，您便会待在后面，而我们则坐在里面”。

不只是民众表现出这种不顺从和不满。在大革命前夜，这样的情绪随处可见。泰纳说：“底层教士对高级教士、外省贵族对宫廷贵族、诸侯对大领主、农民对城里人都充满了仇视。”

这种精神状态从贵族、教士一直蔓延到民众，同样也波及了军队。在全国三级会议召开之际，内克尔（Necker）[2]说“我们对军队没信心”。因为军官们也被人道主义化、被哲学化了。从社会底层招募来的士兵虽然没有被哲学化，但都变得不听话了。在他们简单的大脑中，平等观仅仅意味着可以对上级和一切命令说不。1790年，二十多个团的士兵对他们的军官加以威胁，甚至有几次，如在南锡，军官们还被关押起来。

精神上的无政府主义蔓延到了所有的社会阶层，包括军队，这成了旧制度消亡的主要原因。里瓦罗尔写道“受到第三等级[3]（LeTiers）思想的影响，军队发生了背叛，正是这种背叛导致了王朝的覆灭”。

二、18世纪哲学家对民主的厌恶及其在革命酝酿过程中的作用

一般认为哲学家们是法国大革命的煽动者。但不能因为他们抨击不公和舞弊，就认为他们就是民众政府的支持者。他们在研究了古希腊时期民主的作用后，普遍对民主极为反感。因为他们无法忽视与民主伴随而来的破坏、暴力，他们知道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民主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国家中的每一件事情，包括法律，都取决于民众的意见，民众俨然是登基的暴君，是被几个演说家所左右的暴君。

皮埃尔·贝尔（PierreBayle）是伏尔泰真正的前辈，他对雅典民众政府的所作所为做了如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