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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革命中的主流心理形态（第2页）

“没有哪座城市不分为两派；没有哪个州、哪个村、哪个家庭不为自己的派系归属而苦恼，若某个城市在一年中没有起兵攻伐或御敌，那将是一件相当稀罕的事。”

人类只是刚刚步入知识时代，而之前则一直受情感和信仰所摆布，因此，对仇恨在人类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可想而知。

指挥官兼军校教员科兰（）在下面的文字中，指出了情感因素在某些战争中的重要性：

尤其在战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仇恨更具有煽动性了；仇恨让普鲁士人战胜了拿破仑。那些最为经典的战役，那些最为关键的军事行动，若不是天才的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杰作的话，那么就必然是**而非算计的结果。1870年的战争[4]，如没有德国人对我们的仇恨，战争的结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作者在此还应当添加上日本人对俄国人强烈的仇恨，俄国人对日本人曾经百般羞辱，这是日本人获胜的因素之一。俄国士兵几乎无视日本人的存在，对其就更谈不上有什么仇恨，这也是俄国人失利的原因之一。

法国大革命期间谈论较多的无疑是博爱，至今依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团结主义是进步政党挂在嘴边的口号，不过人们清楚，隐藏在这些字眼之后的仇恨有多深，它对现实社会的威胁有多大。

恐惧

恐惧在革命中的作用几乎和仇恨是一样的。法国大革命既展现了个体的巨大勇气，也呈现了集体的极度恐惧。

面对断头台，国民公会议员总是大义凛然；但是在骚乱分子冲击议会进行威胁时，他们却表现得十分懦弱，面对最为荒谬的要求也是唯唯诺诺，这点我们将在总结革命议会历史时再行赘述。

这个时期的恐惧形式多种多样。最普遍的恐惧形式便是温和。国民公会的成员、检察官、特邀代表、革命法庭的法官等，都竞相抨击对手，以彰显自己的激进。恐惧是这个时期的犯罪动机之一。如果出现奇迹，恐惧得以在革命议会中销声匿迹的话，那么他们的行为就将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大革命也将因此而走向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

野心、嫉妒、虚荣及其他

正常情况下，各种情感因素的影响力都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例如，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里，野心必然要受到限制。一个士兵有可能成为将军，但必定要经历漫长的等待。但在革命时期就不必等待了。鉴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极短时间内爬上社会顶层，因而，大家的野心都是极度膨胀。最卑微的人都自认为可以胜任最高的职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其虚荣心便一发不可收拾。

在野心、虚荣心等所有的**都同时受到一定的抑制之际，对一夜间飞黄腾达的人的嫉妒却在日渐滋长。

在革命时期，嫉妒的作用一贯是重大的，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对于贵族的嫉妒是诱发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资产阶级已经崛起，并在能力上和财富上完成了对贵族的超越。尽管和贵族们的融合越来越深，但是和贵族们的距离感还是无法消除，由此便滋生出一种特别强烈的愤懑。这种精神状态让资产阶级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平等”哲学教条的忠实拥护者。

嫉妒心和受伤害的自尊心是引起仇恨的原因。如卡里耶、马拉等几位国民公会议员，每当他们回忆起自己在大贵族门下谋生的情形，无不愤恨不已。但在贵族社会影响力**然无存的今天，我们实在不理解这种仇恨。

罗兰（Roland）夫人绝不会忘记，在旧社会的某天，自己和母亲在一位贵妇人家做客时被人领到配餐室去吃晚餐的情景。

哲学家里瓦罗尔在下面这段话中明确指出了受伤害的自尊心和嫉妒心在诱发革命仇恨过程中的作用，泰纳（Taine）也曾引用过这段话：

最让国民痛恨的既不是税赋，也不是密函，既不是当局的贪渎，也不是总管的欺凌和司法的拖沓，而是贵族们的歧视，国民对这种歧视深恶痛绝。得出这种结论在于这样的事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人士以及所有嫉妒贵族的人们，他们从乡村到城市，四处鼓动市民、农民们起来对抗贵族阶级。

上述精确的分析也部分证实了拿破仑的话：“虚荣心导致了大革命，自由只是大革命的借口。”

热情

大革命发起者的热情丝毫不亚于穆罕默德信仰的传播者。资产阶级在第一次国民会议时打算建立起来的正是一种宗教。他们意欲摧毁一个旧社会并在其废墟上建立起一个不同的文明。诱人的幻想打动人心。新教义所宣称的平等和博爱将给所有人带来永恒的幸福。人们将告别黑暗的、野蛮的过去。新生的世界在纯理性光辉的照耀下熠熠夺目。最雄辩的说辞在各地回**，迎接依稀可见的黎明的到来。

这份热情之所以很快就演变为暴力，是因为觉醒是迅速且可怕的。不难想象，当梦想在现实生活中碰壁后会激起怎样的怒火，而大革命的先行者们正是带着这份怒火奋起反抗的。他们起初想抛弃过去、忘记传统、重塑人类。然而过去却挥之不去，人们也拒绝自我改变。改革家们虽步履维艰，却不打算放弃。他们试图用独裁来推行自己的主张，结果却适得其反。人们立刻便怀念起被推翻的政权，最终导致复辟。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最初的热情在国民议会中并未持续多久，但在军队中却一如既往，并成了军队主要的动力。事实上，早在法国成为共和国之前，大革命的军队便已信奉共和主义了，而在法国不再是共和国之后很久，军队依然信仰共和主义。

本章所分析的性格上的变化其产生的前提条件有两个：要有一定的共同的期待，要有相一致的环境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终固化成为几种均质的心理状态。其中最为典型的有四类心理：神秘主义心理、雅各宾心理、革命心理和犯罪心理。

[1]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左翼。——译注

[2]苏拉（约公元前138年—公元前78年），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独裁官。苏拉长期在军队中担任统帅，公元前88年他当选执政官，并被元老院选为东征统帅。

[3]此处在“巴黎公社”前添加“1871年”（原文没有）是为了和大革命期间的巴黎公社相区别。——译注

[4]1870～1871年普鲁士同法国之间的战争。因争夺欧洲大陆霸权和德意志统一问题，普法两国之间关系长期紧张。1870年7月14日，俾斯麦发表了挑战性的“埃姆斯密电”，触怒了法国政府。7月19日，法国对普宣战。战争开始后，法军接连败北。9月2日，拿破仑三世亲率近十万名法军在色当投降。4日，巴黎爆发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但普军仍**，包围巴黎。1871年1月28日，巴黎失陷，两国签订停战协定。2月26日，双方在凡尔赛签订初步和约。5月10日在法兰克福签署了正式和约。这一次战争使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结束了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