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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在革命中的角色（第2页）

三、政府发动的革命：以中国、土耳其等国为例

政府几乎总是在与革命做斗争，而不是闹革命。体现着时代需求和民意的政府，它们总是在追随改革者而不是引领改革者。

某些政府想开展一些激进的改革，但这些改革有时会导致革命的发生。改革的成功和失败取决于民族意识的稳定与否。

当一个民族是由半开化的部落组成的时，没有固定的信仰，也没有强大的传统，也即没有现成的民族意识，政府对这样的民族强加一些新的制度往往会取得成功。这就是俄国在皮埃尔大帝时代（PierreleGrand）的情形。为人所知的还有俄国是如何利用自身半亚洲、半欧洲的俄罗斯人的力量进行欧化的。

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形，革命是由政府发起的，但革命的对象是技术而非灵魂。

只有一个极为强势的、一个极具天赋的独裁君主方能成功地或部分成功地完成下列任务：改革要顾及全体人民。此处与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不同之处在于：专制君主是革命的，而百姓是保守的。通过仔细观察，人们很快便会发现，人民通常都是非常保守的。

失败不过就是这些改革企图的代名词。无论这些革命是从社会高层还是从底层发起的，它们都不会改变一个长期保持稳定的民族的灵魂。它们仅能触及已被岁月侵蚀的随时会崩塌的东西。

对一个政府而言绝难做到的事情就是：突然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对此，实际上是中国做了最有趣的尝试。中国政府原本想强行推动改革，在中国进行改良，但改革却引发了不满，不满导致了革命，革命进而推翻了封建王朝。禁烟、禁赌、改建军队、兴办学校导致税赋增加，这一点和改革本身一起，成为舆论责难的目标。

几位到欧洲留过学的中国学者，利用这种不满情绪，煽动人民起来抗争并宣布成立共和。但对于这个制度，中国人却毫无概念。

这个共和必然不得长久，因为推动共和的不是一个进步的而是反动的运动。对于接受过欧洲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共和”就等于“摆脱长期以来一切限制、法律、规则的桎梏”。他们剪辫子、戴鸭舌帽、自诩共和党人，认为由此可以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了。这与一部分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对共和这一理念的理解是一样的。

中国很快便看到了一个社会在失去了其日积月累搭建起来的骨架后所变成的样子。经过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后，中国必得要重新建立起一种权威，而这种权威的暴虐必然要远胜被推翻的旧体制。科学没有为中国找到一根能让一个无纪律的社会存在下去的魔棒。当然如果有这样一根可以代代相传的魔棒，也就无须苦苦相求而不得了。在人们宣泄着原始的本能，摧毁祖先苦心构筑起来的堤坝之后，也唯有通过一种暴政才能恢复这些堤坝。

土耳其的经历和中国类似，可以作为佐证来证实上述断言。几年前，一些在欧洲的学校里接受教育并满怀憧憬年轻人，在几名军官的帮助下，成功地推翻了一位残暴的让人无法容忍的苏丹[3]。在接受了我们强大的拉丁信仰——对制度的神奇力量的信仰——之后，他们想要在一个被宗教仇恨弄得四分五裂的、种族众多的、半开化的国家里，建立起代议制政府。

这种尝试前景很不乐观。改革的倡导者应当注意到，尽管他们十分宽容，但他们还是不得不用一些与被推翻的体制相近似的方法来管理国家。他们无法废止不经法定审判程序的死刑，无法制止对基督教教徒大规模的屠杀，也无法根除任何弊端。

指责他们当然有失公允。事实上，他们无法改变一个有着悠久传统和狂热宗教信仰的民族，在这里，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穆斯林按照自己的法典来治理他们信仰的圣地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难以撼动，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有点像是立宪体制的君主专制形成了，它和旧体制没什么大的差别。类似的尝试形成了这样一个范例：在改造民众的灵魂前为其选择体制是徒劳的。

四、在革命中，无法和政府一起被更迭的社会因素

前面我们谈到了稳定的民族意识的作用，由此，大家知道一个存续已久的现成的体制的威力有多大了，如以前的封建君主制。君主很容易被谋反者推翻，但是谋反者却无法推翻君主所象征的那些定律。拿破仑下台后，其替代者不是他的血缘继承人，而是国王的继承人。后者身上代表的是一个古老的定律，而拿破仑的儿子只是那些尚未固化在灵魂中的理念的化身。

基于同样的理由，一位要多聪明就有多聪明的部长，无论他对国家的贡献有多大，都鲜有推翻其君主的。俾斯麦自己也做不到这一点。这位伟大的首相独自一人完成了德国的统一，而他的主子，仅仅对他动一动手指便就让其滚蛋了。面对受到舆论支持的一个定律，人是那么无足轻重。

由于种种原因，以政府为化身的某个定律会和政府一道消亡，大革命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但并非社会一切的组织因素都会同时消亡。

如果只知道法国一个世纪以来的动**不安，就会认为法国是处在一个极度的无政府状态下。但法国的经济、工业和政治领域却与之相反，表现出一种连续性，似乎和所有的纷争以及体制无关。

在历史所关注的重大事件以外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书本都不屑去谈论它们。它们都是被迫在眉睫的大事所左右着。但它们的集合体构成了一个民族其生活真正的骨架。

不过，对重大事件的研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世纪以来名称频繁变化的法国政府，而对日常小事的研究则与之相反，它证实了法国政府实质上几乎没有变化。

一个民族真正的引领者是什么？从大的方面来说，可能是国王和大臣，但从每日生活中的小事来看，则没他们什么事。一个国家真正的引领力量，是非人为因素构成的行政机构，它们不受体制更替的影响。它们是传统的守护人，虽不显山、不露水但却连绵不绝，构成了一种隐匿的权力，其他的一切都得向它低头。这种权力的作用正如本书要分析的那样：形成一个隐匿的国家，要比形式上的国家更为强大。法国就是从这个阶段走过来，并逐渐过渡到由一些官僚和职员管理国家的阶段。研究革命史越多，人们就会越发感觉到，革命更替的只是表面。进行革命很容易，但改造一个民族的灵魂却非常难。

[1]查理十世为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的第二个国王（1824～1830年在位）。1830年7月26日，查理十世颁布四项高压敕令，如解散立法机构并改变选举制度等，敕令成了当年七月革命的导火线。从7月27日开始，以《自由报》为首的四十多家报纸发表了抗议书，公开号召人民放弃对政府的服从。次日，示威转变为武装起义，巴黎人民同政府军展开激烈战斗。29日，起义者攻占了王宫，查理十世被迫逃亡英国。——译注

[2]法国谚语，意思是同一阵营里的人之间产生严重的争执。——译注

[3]苏丹是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这里应该是指1908～1909年青年土耳其党革命，推翻了苏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恢复了1876年宪法，建立了君主立宪政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