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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第1页）

第四章革命政府的胜利和垮台（1793年12月—1794年7月）

救国委员会视国防的需要高于一切。它不愿向人民群众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损害革命的统一；它也不愿向温和派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牺牲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统制经济，牺牲使所有人都服从的恐怖制度。但是，这两种矛盾的要求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在何处？革命政府极力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保持中立。但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激化。过激的反对意见和平民的不满情绪汇集起来，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间放弃保守主义立场。政府摆脱了极端派的困扰。通过镇压科尔得利派领导人，它取消了人民运动的独特要求，结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击温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摆布。后来政府拼尽全力，一度顶住温和派的压力，但终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而覆亡，做了从头一天起就控制着自己命运的那种矛盾的牺牲品。

Ⅰ。与乱党的斗争和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通过肃清忿激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暗中打击各种群众组织，尤其是各种区民社团，表露出要同人民运动（它始终也只是在尾随该运动而不是在领导该运动）疏远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它受到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同时还助长了议会中和舆论界反对派的攻势。

丹东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非基督教化分子，并非没有个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营救他的一些刚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国人阴谋”事件有牵连，就是与东印度公司清算案有关系（如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人）。丹东还有更远的考虑，即通过分裂救国委员会（其中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认为是亲无套裤汉分子）来削弱革命政府。丹东派的政策在极端恐怖统治、巩固最高限价、殊死战争等问题上都与埃贝尔及其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朋友们所拥护的平民纲领背道而驰。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进攻导致反动势力萌生，便利了丹东派的攻势。打击乱党的斗争开始爆发，这种斗争不仅给革命政府，而且给人民运动以致给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这两个事件，无论从其主要当事人来看，还是从其后果来看，都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既破坏了山岳派的统一，又加剧了国民公会中的纷争。

“外国人阴谋”是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在10月12日前不久揭发出来的。丹东的这位同极端派断绝了关系的朋友，指控那些极端派分子参与一个由外国人策划的、旨在用过激做法搞垮共和国的阴谋，并特别点了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和迪比松等人的名。革命派中有不少外国难民，大革命开始时曾宣布欢迎一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前来参加，也的确接纳了许多外国人。有些外国人，如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甚至在国民公会占有席位；有些则以科尔得利派的姿态出现，或活动在各俱乐部和民众组织中（如佩莱拉）。这些外国避难者很快就发挥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作用。尤其使救国委员会深感不安的是，他们同外国工商界人士过从甚密，而这些人士的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中有得到夏博保护的英国外交部的银行家瓦尔特·博伊德，有纳夏泰尔人（普鲁士臣民），银行家佩勒戈，有布拉邦特人（奥地利臣民）。雅各宾鼓动家德菲厄和许多山岳派议员的朋友普罗利（也是银行家），有奥地利臣民、实业家弗雷两兄弟（前嘉布谴会[1]修士夏博1793年10月6日娶了他们的妹妹为妻）和西班牙破落大贵族居兹曼（也是个实业家）……这些外国人和某些山岳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极端措施，如领土兼并、非基督教化运动，都得到他们的推动（克罗茨和佩莱拉曾参与使巴黎宪政派主教戈贝尔退职）。此外，他们还在军需供应上搞黑市交易，并搞指券的卖空投机。

东印度公司事件在这时发生，并使山岳派陷于分裂。1793年8月24日一纸法令，取缔了所有股份公司。这一法令是在德洛内（昂热人）、朱利安（图卢兹人）、夏博、巴齐尔、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实业家议员发动攻击后通过的。他们在谴责这些公司的同时，乘着这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投机牟利。东印度公司的银柜和文件均被查封。1793年10月8日，德洛内提出一项法案，对该公司的清算作了谨慎的安排。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条修正案，规定清算工作由国家而不是由该公司本身来进行。然而发表在《法令公报》上的最后文本却又恢复了最初的写法，即规定清算工作将由该公司主持。由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签署的法令原本竟在他本人的参与下被篡改了。法布尔、德洛内和他们的同伙曾接受了该公司50万锂贿金。共和二年雾月24日（1793年11月14日），夏博向揭发了这一事件。夏博本人曾因其同弗雷兄弟的关系和同他们的妹妹的婚姻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猛烈攻击。另外，他还有做投机生意的嫌疑，在非基督教化运动方面也受到牵涉。因而，他打算出卖同谋以求自保。巴齐尔为他的指控作了证。

救国委员会相信“外国人阴谋”确有其事，更何况巴茨男爵的王党阴谋和实业家议员及外国避难者的阴谋牵扯到了一起。夏博的检举似乎证实了法布尔的揭发。救国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及其民族性比对贪污事件更为敏感。同时，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里仍然受到这些被检举人的攻击。雾月20日（11月10日），巴齐尔和夏博先后抨击恐怖制度、谴责各政府委员会压迫议会的暴政。国民公会在这一天作出决议：任何国民公会议员未经国民公会事先听证不得被送交革命法庭。这场辩论表明，那帮实业家议员已跟正在冒头的宽容派勾结起来。例如夏博和蒂里奥，前者有投机倒把嫌疑，后者有温和主义嫌疑，而两人都是非基督教化分子。这项决议两天后即被取消。但政府各委员会已经接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的报警（他揭发别人只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开始从一切旨在分裂爱国者的阴谋中看到外国的黑手和皮特的金钱。它们对于夏博检举的反应，是在11月17日下令将检举人和被检举人（包括夏博、巴齐尔、德洛内和图卢兹人朱利安）统统逮捕。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雾月27日（1793年11月17日）《关于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对“假爱国者们残酷的温和主义和偏执的过激主义”一律予以抨击，说那些假爱国者是“外国各宫廷雇佣的密使”，他们“在危险的道路上猛推革命之车，企图使之撞碎在革命的目标上”。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再次谴责那些“外国特务”，那帮一手策动了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卑鄙的暴君密使”。在他的推动下，普罗利、德菲厄、迪比松和佩莱拉被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

“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丑闻牵涉到重要人物，公开暴露出腐化，将那些实业家议员和敌国特务之间的联系大白于世，因而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圣茹斯特雾月15日写信给罗伯斯庇尔说：“若还同那伙堕落分子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就一钱不值了。”从此，人们时时处处都疑心重重，这使党派之间的争吵更趋激化，仇恨更趋强烈。“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使山岳派彻底分裂，同时加剧了针对乱党的斗争。

2。宽容派的攻势（1793年12月—1794年1月）

丹东于1793年10月离开巴黎。这年夏天他再次结婚，这时正在奥布河畔的阿尔西镇休憩。接到了库图瓦的报警后，他得知他的朋友巴齐尔和法布尔已被牵连进东印度公司事件并预感到此事可能伤及自己。丹东遂于雾月30日（1793年11月20日）急匆匆赶回巴黎。正互相串联的温和反对派很快就聚集到丹东的周围。他们的阴谋曾由于救国委员会，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力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而得到某些便利。为反对过激派，革命政府依靠过丹东，而且一开始并没有防备宽容派的攻势将通过极端派来破坏革命政府的组织和结束恐怖统治。

丹东领导宽容派向激进革命派迅速占据的所有阵地发动攻势。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丹东起来反对反宗教的“迫害”，要求“爱惜人血”。霜月6日，他向反宗教的化装舞会提出抗议，要求“人们加以制止”，并要求各政府委员会“就被人们称为外国人阴谋的问题”提出报告。霜月11日（1793年12月1日），丹东走得更远了。当康邦提议强制人们用现金兑换指券（这是无套裤汉的一贯主张，而且科尔得利派也在当天的一份请愿书中要求采取该措施）时，丹东当即表示反对，并宣布“长矛”的作用已经结束：

“我们要记住：社会的大厦如果是靠长矛来推翻的，那么它的建立和巩固只能依靠理性和天才的罗盘。”

霜月13日（1793年12月3日），丹东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反击。他随即撤退，说他并无意于“割断革命的神经”。他不得不为自己作辩解。罗伯斯庇尔出于对山岳派团结的关切，出面维护了他。罗伯斯庇尔说：“爱国者的事业是一致的，就像暴政的事业是一致的一样。爱国者应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

《老科尔得利报》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丹东派攻势的规模，政府的全部政策都被牵涉到了。卡米耶·德穆兰（作为新闻记者，他很了不起，但他作为政治家却平庸无奇）于共和二年霜月15日（1793年12月5日）开始出版他的新报纸。“皮特呵，我向你的天才致敬！”——照德穆兰的说法，所有过激的革命派都是皮特的特务。德穆兰在霜月20日出版的第2期报纸上猛烈攻击在非基督教化运动问题上有责任的克罗茨，并把他和巴黎市府检察长肖梅特联系了起来：“阿纳夏尔西和阿纳克萨戈拉以为他们在推动理性的车轮，但他们推动的实际上是反革命的车轮。”霜月25日（1793年12月15日），《老科尔得利报》第3期出版，它对整个恐怖制度和革命政府本身提出指控。卡米耶·德穆兰借用塔西佗[2]的话，通过谴责历史上最初的一些君主的罪行，谴责了恐怖的镇压政策：

“救国委员会……曾经认为，为了建立共和国，它需要暂时采取专制君主的法律原则。”

这期报纸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唤醒了反革命的希望，使一切惶惶于恐怖统治的人都跟到宽容派的后面。罗伯斯庇尔此时还保持着对宽容派的善意中立态度。宽容派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肆无忌惮，共和二年霜月27日（1793年12月17日），成功地欺骗了救国委员会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向国民公会检举激进革命派的两位最突出的领袖——陆军部秘书长樊尚（由于这位秘书，布肖特部长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和革命军将领龙森。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他们。大恐怖的矛头难道就要转向它的创造者了吗？……各政府委员会事先没受到征询，这个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搞垮它们的权威。霜月30日（1793年12月20日），国民公会应来自里昂的一个代表团的要求（“愿继恐怖统治之后实行仁爱的统治”）和一个很有影响的妇女代表团的要求，作出了组建负责审查各种拘留案和释放错押犯人的司法委员会的决议。

然而到了霜月底，风向骤变。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在德洛内的查封令中发现了伪造的东印度公司清算法令（原件同法布尔修正案相违，其正文下面有他的签名），丹东派的处境大为不妙。更糟糕的是，激进爱国者开始了反攻。得到报警的科洛·代布瓦突然从解放市回来。雪月1日（1793年12月21日），把夏利耶的头颅和遗体从巴士底广场护送到杜伊勒利宫的广大群众和一个里昂无套裤汉代表团簇拥着科洛·代布瓦来到国民公会。他以共和国所蒙受过的危险为名，为里昂的镇压运动进行辩护。国民公会当即表示赞赏。当晚，科洛·代布瓦向雅各宾俱乐部训话。他谴责雅各宾派的软弱，赞扬龙森的干劲，并痛斥那种对被镇压者的毫无道理的同情心：

“当爱国者的心被撕裂的时候，什么人还有多余的眼泪去哭悼自由之敌的尸体？”

救国委员会也抛弃了对宽容派攻势的善意中立态度。雪月3日（1793年12月23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超党派的姿态。

在外省，对乱党的斗争实际上已在威胁政府的稳定。自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以来，革命政府同人民运动关系的破裂越来越明显，在许多方面引起政策方向的改变。许多国民公会特派员同无套裤汉断绝了联系，并把镇压的矛头转向“极端派”。在色当、里尔、奥尔良，嫌疑犯获释了。奥尔良的一名忿激派——塔布罗被关进监狱。在布卢瓦，从霜月起开始了反攻倒算。在里昂，富歇现在打击的是夏利耶的老朋友们。在波尔多，塔利安为掩饰自己的贪污而检举“过激派”。在加尔省，布瓦塞撤换了尼姆的爱国市长库尔比。到处都出现温和派与过激派的冲突。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也加入了这些冲突，而不再充当仲裁人了。救国委员会意识到危险，随即予以调解，以确立自己的仲裁地位。

罗伯斯庇尔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作的《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报告，对雪月4日散发的第4期《老科尔得利报》作了答复。卡米耶·德穆兰在这一期报纸上以自由神（“这位自由神降自上天，她不是歌剧院的美女，不是一顶红帽子，不是一件脏衬衫或一件破褂子。这位自由神是幸福，是理性，是平等，是正义……”）的名义，要求释放“那20万被你们称为嫌疑犯的公民”，并宣称：“如果你们建立一个‘宽赦委员会’，自由肯定会得到巩固，欧洲也肯定会被降服”。罗伯斯庇尔在雪月5日以战争状态为由替大恐怖作辩护。他向国民公会概述了革命政府的理论，指出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开创共和国，而立宪政府的目的则在于“维持”共和国：

“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宪法则属于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

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下，故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

“它应当给予好公民一切国家保护；对于敌人，它只能叫他们灭亡。”

罗伯斯庇尔以仲裁人的姿态，谴责了两个极端的派别：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亦即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

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经比约-瓦雷恩提议，霜月30日成立的“司法委员会”被撤销，宽容派的攻势由此开始走向失败。救国委员会一度还力图在斗得不分胜负的两派之间保持公允的平衡。共和二年雪月16日（1794年1月5日），卡米耶·德穆兰出版了第5期《老科尔得利报》，向埃贝尔发起了全面进攻，指控他从布肖特领导的陆军部领钱办《迪歇纳老爹报》。但是，雪月18日（1794年1月7日），《老科尔得利报》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罗伯斯庇尔警告卡米耶，最后还主张烧掉他的报纸。德穆兰反驳道：“烧掉并不是回答。”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谴责这两大派，说他们正在威胁着革命政府，而且他们“像森林里的土匪一样”串通一气。就在同一天，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痛斥了因亲笔修改清算东印度公司法令草案而声名狼藉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他于雪月23—24日（1794年1月12—13日）的夜间被捕。第二天，当丹东为帮助朋友而出面干预此事时，比约-瓦雷恩大声嚷道：“谁坐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一边，谁就要倒霉！谁就是执迷不悟！”宽容派的攻势宣告失败，而且名誉扫地，立即处于政敌反攻的威胁之下。

3。过激派的反攻（1794年2月）

过激分子的“极端派”曾一度被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否定态度弄得晕头转向，后来又因和某些外国极端派有牵连而受到打击，当了法布尔·代格朗蒂纳阴谋的牺牲品。然而一旦摆脱了宽容派的攻击，它就恢复了自己的影响。这个派别带动了坚持要求释放樊尚和龙森的科尔得利俱乐部，被樊尚安插满“坚定爱国者”的陆军部各机关也是它的一个堡垒。这个派别还通过埃贝尔和莫莫罗分别在巴黎市府和巴黎省产生影响。过激派致力于释放被关押的爱国者，加强恐怖统治和巩固统制经济。

科尔得利俱乐部顽强地继续推行营救樊尚和龙森的运动。这场运动成了在各平民社团和巴黎各区进行宣传鼓动的中心论题。共和二年雨月12日（1794年1月31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宣布存在着压迫现象，并将写有人权宣言的木牌用帷幔蒙住。这种含蓄的威胁，加上缺乏起诉证据，革命政府试图以向激进爱国者让步来抵消温和派势力等原因，樊尚和龙森终于在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获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