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拿巴于葡月17日(10月9日)在弗雷儒斯登陆,22日(10月14日)到达巴黎。这一消息十分惊人。《对外关系信使报》葡月23日写道:“波拿巴在法国登陆是人们已经听说多次但从未相信的事件之一”。同一天的《导报》写道:“……大家都如痴如醉。一直陪伴着波拿巴的胜利这时抢先了一步,他的到来对濒临死亡的反法联盟将是致命的打击。”
舆论把波拿巴看作康波福米奥的和平使者,是将能迫使欧洲再度恢复和平的人。确实,由于瑞士和荷兰战事的胜利,入侵的危险被排除了。战争结束了,在来年春天之前波拿巴不可能被任命指挥重大战役。他不愿意让督政府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荣获恢复和平的功劳。于是,他开始向以西埃耶斯为主谋的、积极主张政变的人靠拢。
1。社会上的恐惧和宪法修正论
政治问题及其社会反响实际上升到首要地位。危险排除了,但是一切仍然悬而未决。对外战争还在继续,来年春天将重新开战。内战再度爆发。葡月22日(10月14日),朱安党人先后夺取了勒芒和南特,随后立即被赶走。但这是一次意义深长的警报。共和八年春天又将进行选举。无论保王派还是雅各宾派获胜,政府的稳定将会再度受到影响。共和三年的宪法是争论的中心:并非对它建立在纳税人基础上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它的自由主义和各方权力的平衡,尤其是每年一度两院13议员的更新。果月政变后,督政府已经通过建立潜在的独裁体制解决了问题。每年一度的选举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必须使它不能如此频繁地进行——这是早在花月22日之后多努提出的要求。他虽然是共和三年宪法的起草者之一,但是他对政府的不稳定已经感到厌倦。他既憎恶王政复辟,也讨厌民主化。在多努的周围,以《哲学旬报》为机关刊物的思想家们也怀有同样的感情。邦雅曼·贡斯当早在共和五年(1797年)春就发表了一部题为《政治反应》的著作,要求有一个“强有力和稳定的政府”:“只有它才能保证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不可侵犯”。斯塔尔夫人自然同意这些观点。具有杰出宪法头脑的西埃耶斯是个宪法修正论者。国民主权的原则仍然是不可侵犯的:热月党资产阶级若要放弃这一原则就得否定自己,并且还会让神权的信徒占了便宜。因此就要把主权原则同建立一个稳定和强大的执行机构的要求调和起来。西埃耶斯设想用自行遴选代替选举,这将成为共和八年宪法的特点。热月党和督政府通过“23名额”法以及果月和花月的清洗,已经虚伪地使用过这种手段了。共和八年的宪法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督政府宪法实践的必然结果。
雾月政变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它轻易成功的原因所在。假如不符合新社会统治阶级的要求,它就不会成功。热月派确认了保守资产阶级的优势和政治权力。督政府捍卫了这些特权。但是在共和七年,雅各宾势力的高涨仿佛威胁到了有产者的特权。社会上再次出现恐怖情绪,它构成了宪法修正论的牢固基础。在革命过程中产生的新社会的两种人,特别希望安宁和社会稳定。
首先是有产业的农民。他们希望和平地劳动,社会秩序不被经常不断的抢劫所扰乱。他们仇视任何复辟企图,因为复辟就会恢复什一税和封建权利,停止出售国有财产,从而影响他们和平地享用自己的产业。但是,他们也同样惧怕人民运动的高涨,那样只会引起“无政府主义”,为实行“土地法”和瓜分财产开方便之门。他们准备支持确实能对付这两种危险的政权。
另外是商业资产阶级。他们看到自己事业的兴旺因政权不稳定和战争连绵不断而受到影响。他们认为强迫借款可能导致税务平等,因而对此十分害怕,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土地法”。他们希望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保护其利益,永远保障其权利,使他们能加紧经济革新。商业资产阶级和有产业的农民构成了执政府和第一帝国的社会基础。大部分显贵都来自他们的行列。
对共和三年宪法的修改程序在它的第13条里已有规定。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程序,要求两院进行连续3次投票,召集“修改宪法会议”,整个过程需历时9年。既然不可能这么办,于是只有政变。西埃耶斯下定了决心。但是,还必须像果月18日政变一样,求助军队迫使两院的多数就范。不过,共和五年的多数派是保王派,而共和八年的多数派却是共和派。儒贝尔将军感到自己能领导这次行动便表示同意。但是,1799年8月15日他不幸战死在诺维。西埃耶斯转向莫罗,但莫罗犹豫不决。正在这时波拿巴登陆了。莫罗对西埃耶斯说:“这就是你们需要的人。”他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他那能引起幻想的雅各宾派经历,他的威望和野心,他毫无顾忌的行为以及他擅自抛开埃及指挥权所造成的困境,这些都为他发动政变创造了条件。
政变的准备进行得很迅速。塔莱朗在波拿巴和西埃耶斯之间调停。其他督政官中,被迫恪守中立并表示同意;罗歇·迪科像影子一样追随西埃耶斯。元老院议长被收买了。雾月1日(1799年10月23日),吕西安·波拿巴被选为五百人院议长。军队的经费主要由被雾月7日(1799年10月29日)的法律激怒的供应商提供,因为这项法律剥夺了他们优先由国库支付的权利。阴谋家把要求全面和平的愿望和修改宪法巧妙地结合起来。更有甚者,他们利用社会恐惧驾驭两院,使资产阶级对他们肃然起敬。因为平等派恐怖主义的阴影再次引起资产者惊恐万状,甚至斯塔尔夫人也可为此作证。
半官方的《导报》于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写道:“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包括自由、产业以及保证它们的宪法在内的一切都不可能再恢复了。”《导报》还指出:“强迫借款这项强盗法律毁坏了我们的财政,人质法给我们带来了内战,共和八年的一部分收入被征收吞噬了,任何信贷都不复存在。”
共和二年的幽灵萦绕着资产阶级。它渴望永远摆脱这一幽灵。
2。政变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元老院于清晨7点开会。一些部队借口检阅,集结在杜伊勒利宫。一个不知名的议员以这时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厅巡视委员会的名义,揭发一起虚无缥缈的阴谋(“阴谋家……只待发出信号就会举起匕首向全民代表机构的成员刺去”)。第二天的《导报》更加明确地或更有创造性地提到了雅各宾派的计划:“改两院为国民公会,排除不合他们口味的人,把政府交给一个救国委员会。”
元老院根据共和三年宪法第102条的规定,投票决定把两院迁往圣克鲁。波拿巴将军“负责执行此项法令”,巴黎的部队归他指挥。这是非法的措施,因为它属于督政府,而不属元老院的权限范围。督政府就这样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它的卫队也归波拿巴指挥),它只得屈从。辞职隐退到自己的庄园格罗布瓦。穆兰气急败坏,但又无能为力,他和戈耶被莫罗监禁起来,直到他们辞职为止。关于这一天的意义,雾月19日的《导报》是这样阐明的:“人们议论关于强迫借款法和人质法的报告,以及不再增添流亡者名单问题。”
雾月19日(1799年11月10日)下午1点左右,两院在圣克鲁集会。波拿巴在城堡周围集结了4000—5000部队。在元老院,前一天缺席的议员要求作出解释,并对是否存在什么阴谋提出怀疑。在吕西安·波拿巴主持的五百人院,从会议一开始左派就用唱名的方式强迫每个议员上讲台重新宣誓忠于宪法。事情可能要拖延下去。于是波拿巴出面干涉。
在元老院,他保证忠于共和国,否认自己想要“建立一个军政府”,并且控告五百人院里“有人企图恢复国民公会、革命委员会和断头台”;他对可能反对他的“正直的”战友们进行干预的人发出威胁:“我已看到战友们的刺刀。”至于宪法,它已“遭到了3次**”,不复存在了。“督政府也不存在了”。最后他允诺:“致使我拥有这些特别权力的危险状态一经消失,我就放弃这些权力。”
波拿巴在掷弹兵和将官们簇拥下来到五百人院。全体议员顿时站了起来,因为不经召唤波拿巴没有权利进入议会大厅。有的议员抓住他的衣领,推搡他。有人则高喊:“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波拿巴只得在几名士兵保护下退出会场。讨论在混乱中继续进行。吕西安竭力为其兄辩护,但不起作用。一队士兵奉波拿巴之命把他劫走。军队,特别是两院的卫队犹豫不决。吕西安骑在马上鼓动他们。他谴责一小撮手持匕首的代表企图暗杀他们的将军,恐吓大多数议员。他终于说服了士兵,他们出动了。一队士兵在米拉和勒克莱尔率领下,敲着战鼓进入橙园大厅,驱散议员。议员们高呼着“共和国万岁”离开会场。
当天晚上,元老院的多数议员和五百人院的少数议员着手组织了临时执政府。他们宣告督政府不复存在,并把62名“经常胡作非为”的议员从全民代表机构里开除出去。成立了一个由西埃耶斯、罗歇·迪科和波拿巴3名执政官组成的执政委员会,他们——“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官”被授予指导政府的全权。议会两院被两个各由25人组成的委员会替代。后者被赋予投票通过执改官提出的法律、准备修改宪法的权力。根据第12条,该宪法的目的是“确认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国人民的主权、统一与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代议制、分权、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
最后,元老院取消了使供应商惶惶不安的措施,恢复由国库支付他们的优先权。3名临时执政官宣誓后回到了巴黎。
一份张贴在巴黎的通告(雾月24日),即1799年11月14日的《导报》提请人们注意这份通告充分表达了政变后资产阶级的愿望:
“法国需要实现伟大和持续的事业。动**把它毁了,现在它祈求安定。它不要王政,王政已被废除。它需要执法的权力机构行动一致。它要一个独立、自由的立法机构……它希望代表们属于稳健的保守派,而不属于动乱的革新派。总之,它要采摘10年牺牲结出的果实。”
现在要最终结束革命时代了。巩固应取代动乱,有产者的社会优势地位应最终确立。在这方面,雾月政变同热月以及1789年的路线完全一致。如果说资产阶级愿意加强行政权,恢复政府行动的一致性,它并没有放弃实施自由的权利,只要这对它的私利有好处。然而,事态的发展使资产阶级的打算成为泡影。雾月分子企图建立的专制制度,很快变得只对波拿巴的个人权力有利。社会显贵的共和国转变成军事独裁。
[1]阿尔比荣(Albion),凯尔特语,意即英国,常含贬义。——译者
[2]“马穆鲁克”是土耳其-埃及一支部队的名称,源自13世纪,最初由奴隶组成,后成为统治埃及的集团。拿破仑收编他们参加法军。1811年白色恐怖时,被总督哈麦德·阿里在开罗屠杀殆尽。——译者
[3]拉斯塔特为德意志西部城市,1797—1799年间,法、奥、普三国代表在此谈判,讨论莱茵河左岸问题。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后,谈判中断。1799年4月28日,当法国代表准备回国时,受到奥地利骑兵的砍杀。——译者
[4]吕西安·波拿巴系拿破仑·波拿巴之弟。——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