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结论 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第1页）

结论大革命和当时的法国

随着雾月政变，一直没能实现的最后稳定的时刻终于来临。新的现实在许多方面与资产阶级在1789年所表示的愿望还相差甚远。社会还在融合，新的社会等级制度尚未完善。国家的各个机构虽然经过督政府努力改革，但仍然效率低下。行政机构的组织也很不完善。持续不断的战争可能使一切都成为泡影。然而，主要的成果已经取得。尽管有过1799年夏那次最后的恐惧，建立在产业基础上的显贵们的至尊社会地位已经不容置疑。在社会方面，自从1795年春巴黎的无套裤汉运动被粉碎以来，革命就终止了。从社会的继承性和机构的确立这两方面来看，执政府时期是这场革命悲剧的必然结局。

革命事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它对于法国和当时世界的命运来说，仍不失为一项伟大的事业，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毫无疑问，资产阶级社会之所以能在欧洲和世界上确立起来，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这一胜利的具体方式因各国的特定条件而异。早在1789年前，英美两国的革命已经使盎格鲁-萨克逊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然而共和二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以及争取平等的伟大尝试，赋予了法国革命完全不同的意义。

通过摧毁封建结构、宣告经济自由，大革命为资本主义扫清了道路，加速了它的进程。此外，贵族的反抗、内外战争也迫使革命的资产阶级把摧毁旧社会的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团结民众各阶层，它只得把原先只是为反对贵族而提出的权利平等原则置于首位。因此，法国革命事业在它后来的进程中表现出许多矛盾方面。这使它更加光辉，更加伟大。1789年大革命为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奠定了基础。但是在共和二年，它曾勾画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平等社会的轮廓。它是争取资产阶级平等和民族团结统一的革命。但是，共和二年的制度曾试图超越这种表面平等，并且给团结统一赋予社会内容，即把民众各阶层真正纳入国家范围内。这是一项由于矛盾重重而注定要失败的宏伟事业。但是它曾使全世界为之发抖，其反响至今仍在延续。

Ⅰ。新社会

假如考虑到1789—1799年这个时期社会冲突深刻的统一性，旧社会的复杂性以及人民革命潮流的重要性，并试图对法国革命作出总结，人们就会发现，任何简单化的模式都与实际情况格格不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革命摧毁了旧的生产体制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它推翻了旧的统治阶级——土地贵族（但需要具体说明其程度）。但是，特别是由于通货膨胀，革命也同时摧毁了在不同程度上和旧制度融为一体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此外，革命依靠经济自由确保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胜利，但它也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与传统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那些社会阶层的衰亡，尽管资本主义在当时尚未牢固地确立下来（尤其是在农业生产领域）。

1。封建贵族的灭亡

土地贵族及其特权是革命资产阶级在农民和无套裤汉运动的帮助下，经过异常激烈的斗争之后被摧毁的。

贵族的土地基础通过取消封建捐税和什一税以及出售国有财产被摧垮。

封建捐税的收益极不相同，但不容忽视。它是许多贵族家庭收入的重要方面。使农民附属于贵族的针对人身的捐税权从8月4日夜里起就和什一税一起被取消了。1790年3月15日首先宣布针对土地的封建捐税可以赎买。立法议会在1792年6月18日宣布，取消没有原始文书证明的额外捐税，并不必赎买。8月25日又取消了对任何封建捐税的赎买。最后，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17日永久地取消了一切封建捐税，并下令销毁一切封建契据。

出售国有财产对贵族也是沉重的打击。从1789年11月2日起，国有财产的首要来源——教会产业被收归国有。8月10日后一切例外都被取消，先后被没收的有教会工场的产业（1792年8月19日），马耳他修士会的产业（1792年9月2日），各圣职人员团体的产业（1793年3月8日）以及救济机构的产业（1794年7月12日）。1792年2月9日，国有财产的第二来源——流亡者的产业被收归国有，这一法律在3月30日被再次重申。1792年7月17日决定出售这部分产业。

由于归还被贵族以及新的继承法强占的乡村公社产业，贵族的地产更少了。1790年3月15日，制宪议会取消了在公社产业中实行了30年的“财产分类”办法。1792年8月28日，立法议会承认各市镇对公共土地的所有权。在财产继承方面，新的继承权引起了财产的分散。1790年3月15日的法律取消了“长子权和男性特权……以及根据人的身份差异导致的分配不平均”。1791年4月8日的法律规定，在无遗嘱继承时分配必须平等。共和二年雾月5日和雪月17日（1793年10月16日和1794年1月6日），山岳派的法律重申要平均分配。立遗嘱人有直系继承人时只能支配110财产，只有旁系继承人时可以支配16财产，而且这部分财产只能授予非继承人。1793年6月4日，国民公会同意私生子参加分配其父母的财产。共和二年雾月12日（1793年11月2日）的法律规定，他们可以得到和合法子女同样的份额。这些法律的效力可追溯至1789年7月14日。然而热月党的国民公会废除了追溯效力。

贵族的人身和他们的财产一样也受到了打击。不算群众性的屠杀与合法的处决，僧侣和贵族作为社会等级消亡了。8月4日夜，把法国人分为3个等级的制度取消了，1789年11月7日的法令肯定了这一做法。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一切差别都不复存在。从此贵族降到了和普通公民同样的地位。1790年6月19日，制宪议会废除了世袭贵族、称号和纹章。而且，封建制的废除、administrativereform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取消了领主对农民的一切特权，在法律上，他们和普通人等同了。1789年人权宣言的第6条宣告，一切公民都可在国家机构担任公职，甚至要职。1790年2月28日的法律对军衔又重申了这一原则：出身不再享受任何特权。随着危机的加深，贵族除了对革命有过重大贡献者外，都被逐渐革去公职。尽管人民大众不断呼吁，救国委员会却从未同意通过普遍措施剥夺贵族的公民权。反对贵族的立法在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都继续维持。这一点再次表明，即使在热月党执政后，阶级斗争的意识始终未变。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公职。此项法律被共和五年的保王派多数废除，果月18日政变后又重新恢复。在西埃耶斯的提议下，当局甚至考虑要驱逐在旧制度下担任过职务的贵族，并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即使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只采纳了这些措施的第2部分，而且也从未实施过，它们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

穿袍贵族的消亡不仅是由于对贵族产业的打击，而且更可能是由于取消了买卖官职，并且规定用贬值的指券按官方价格偿还这些官职。建立在选举原则基础上的行政和司法改革，其首当其冲的受害者通常是这类无职位的官员。

然而我们也不能言过其实。贵族从未被完全和永久地剥夺财产。即使所有贵族因废除封建制度和领主特权而遭到损失，但只有流亡者的土地被没收。许多贵族经过这场革命并无重大损失，而且还保留了地产。当然这些地产现在已成为从封建制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类型的产业。此外，假离婚、通过顶替人赎买等方法也使一些流亡者保留或收回了部分地产。这样，一部分旧贵族保存下来。他们尽管失去了头衔，但仍然保持了一部分传统的地位。到19世纪，他们便和上层资产阶级融合在—起。

2。经济自由和民众各阶层的命运

和摧毁贵族一样，革命的资产阶级也在顽强地摧毁着同资本主义企业发展水火不容的旧的生产和交换体系。显然，共和二年他们不得不向无套裤汉运动妥协，并重新接受限价和经济统制，但这只是反对贵族的斗争所必需的一段插曲。热月9日以后，在人民运动的废墟上，自由经济成功地确立起来，其后果对传统的平民各阶层尤为严重。

毫无疑问，从取消间接税到恢复入市税之前，城市各平民阶层一直能得到某些好处（间接税是使他们生活费用昂贵的原因）。但是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这种好处。这种情况至少一直维持到督政府后期粮食丰收、物价下降时为止。1791年2月2日的“达拉尔德法”废除了行会。在手工业者里，如果说帮工从此可以自己开店，因而感到很民主，那么该法律却损害了师傅的利益。广大工资劳动者的工资虽有提高，但持续的失业、救济机构的瓦解、尤其是纳税人政权和勒夏普利埃法使他们的低下地位合法化，这些因素造成他们的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自由经济促使资本主义高速发展，并由此加快企业的集中。随着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不断改变，传统平民各阶层的结构遭到了破坏。当然，不应该过分夸大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的进展。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局势发展，尤其是战争的限制。并且，资本主义只是在某些部门，如棉纺织业里发展得比较迅速。但是，促使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条件已经具备，它将必然使广大的无套裤汉沦为无产者。资产阶级革命把不能自卫的城市人民各阶层交给了新经济形式的领导者。1791年6月14日的“勒夏普利埃法”禁止“结社”和罢工，它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有效工具。

无套裤汉的分化是因革命加速了经济发展而形成的。在构成1793—1794年间民众运动骨干的中小生产者和商人里，有的人发财致富成为工业资本家；有的人仍然是手工业者和小店主；大部分人则逐渐被淘汰，从而壮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手工业者和帮工预感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从手工业者上升到工业资本家的过程中有多少人惨遭失败啊！）。帮工知道机器会增加他们的失业；手工业者则明白资本主义的集中会导致他们的工场倒闭，使他们沦为雇佣劳动者。在整个19世纪，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应该指出从1848年6月到1871年巴黎公社这一时期，他们一部分沦为无产阶级，另一部分则变为传统的人民阶层是很有意义的。人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些阶层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而退化的程度，同时可以了解19世纪历次革命尝试的某些动机和弱点。

3。农民的解体

大革命中的土地改革给农村各阶层带来的好处是不平衡的。把这些阶层联结起来的主要因素（消灭封建制）一旦实现，他们各自利益的差别就开始加大。革命极大地增强了有地农民的力量。只占有小块土地或无产业的小农经过激烈的斗争，在革命后不像城市人民各阶层那样一无所有。即使革命加速了农村公社的瓦解，但它却没能把它完全摧毁。

有产业的农民独自享受到废除什一税、封建实物捐税以及实行税收平等的好处。各类佃农和无地农民只能从取消奴役和涉及人身的特权中得到好处。国有财产出售的具体方式有利于加强已经拥有地产的自耕农、大农场主以及大农业发达地区的佃农的产业。即使在对农民最有利的时期——山岳派制定法律的时期，国有财产拍卖也只对有产业的农民有利。1793年6月10日法律规定分配公共土地，这有可能使贫困农民成为私有产业拥有者，进入农业集约化的渠道。但实际上，不分年龄和性别，按居民人头分配土地会造成地产分散，因此遭到大部分农村公社的反对。因为他们觉得每人得到的份额太小，而共同经营牧场则更为有利。为了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和小农的利益，正像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还有别的牌可打（如分割大农场）。“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也不可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这样做。有产阶级把大部分国有财产都据为己有。在诺尔省，教会的地产不复存在（在1789年它高达总数的20%）；贵族的地产在1802年从22%降到了12%，由此可见特权阶级毁灭的程度。在这同一时期里，诺尔省资产阶级的地产从16%上升到28%以上；农民的地产从30%上升到42%以上。但是，只有考虑到当时北方农村人口急剧增长，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上述结果。

新确立起来的财产权的观念是有产业农民的观念，即资产阶级的观念。农村广大群众并不仇视个人产权的原则，但是他们认为个人产权绝不能超越集体权利，即共同放牧权和二茬草权、拾落穗权、森林使用权。公有地被小农认为是公共财产。制宪议会宣告了耕种和圈地的自由，废除一切规章限制，导致“强迫轮作”和“义务轮作”在原则上被淘汰。人工草场即使不圈围栏也不能实行共同放牧权。这样，大革命加强了大地主和大农场主的地位（除规定最高限价时期外），自由贸易进一步壮大了他们的实力。当然，农民永远颂扬大革命使他们的村庄结束了贵族统治。土地革命虽然表面激烈，其实际效果却很温和，甚至“保守”（勒费弗尔语）。从此，少数强大并忠于新秩序的有产业农民在保守的抉择方面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

贫苦农民的条件没有得到很大改善，但他们保住了其传统地位的主要方面。从总体来看，他们没能获得地产。但是，革命中的历届议会没有敢永久地摧毁农村公社，废除公共产业和集体使用权。围圈土地是准许的，但并不强迫。这一规定在整个19世纪一直保持着，未被淘汰，因为至今仍然有效的1892年法律规定共同放牧权的废弃取决于全体村民的意志。因此，革命在这一领域里只达成了一项妥协。但是，当人们把法国农业的发展和英国农业的发展进行比较时，就可发现其全部意义。集体使用权按照农民的意愿被保留下来，然而土地和经营的分散却大大妨碍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村小生产者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给法国的政治史带来某些独有的特点。假如圈地和地产重新组合像在英国一样被强行规定，那么资本主义在农业领域将会和工业领域一样获得彻底胜利。封建贵族顽固地反对革命，在长时间里阻止了资产阶级同它达成任何政治妥协，并迫使资产阶级向农民，甚至向贫苦农民让步，因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会使贫苦农民变得更加令人生畏。

还有必要在这里指出一些细微差别，在旧制度时的农民社会结构里就可以见到这些差别。在大规模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农场主都积极要求农业资本主义化。农村公社因其主要成分外流而很快瓦解：迅速地无产阶级化的贫苦农民成为现代农业和大工业必要的劳动力。在进展缓慢的小规模农业生产地区，农村公社因其内部有地农民和竭力维护土地和树林使用权的贫苦农民之间的对立而遭到破坏。于是两种经济形式互相对峙，一种是过时的旧形式，一种是体现资本主义生产者的个人主义的新形式。这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隐约的、尖锐的斗争。它经常通过传统的农村骚乱表现出来。最后一次斗争发生在1848—1851年间，这既不是最缓和也不是最一般化的斗争。

4。新老资产阶级

准备并进行了这场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的受益者。但是，不同的阶层受益程度各不相同。资产阶级仿佛经过了彻底的改造，它的内部平衡也发生了变化。在它的队伍里，原来拥有巨额财富的人地位最为显赫，现在他们已让位于那些商人、企业家以及领导生产和交换的人了。

旧制度下的资产阶级，即和旧的经济、社会体系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遭到和贵族同样的命运。拥有封建领地并一直依靠各种土地收入过着阔绰生活的资产阶级丧失了封建捐税收入，而他们收取的房租和地租一直被用贬值的指券来支付。共和三年热月2日（1795年7月20日）的法律才规定地租的一半必须用谷物缴纳。“官员”资产阶级和穿袍贵族一样，也因废除了买卖官职而毁灭。从事自由职业的资产阶级也因1793年8月8日取消了律师等级、地方学院和大学而遭到打击。商业大资产阶级则因废除了间接税的承包制而受到影响。1793年8月24日国民公会甚至取消了股份公司。大金融集团也因交易所被关闭，兑现银行消失而深受其害，如同共和二年受到限价和管理条例，即限制利润的约束一样。革命捐税和强迫借款对已有的财产是沉重的打击。此外，还应看到革命对某些部门的资产阶级的打击以及通货膨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的资产阶级比工商业资产阶级更喜欢把余钱用于发放抵押贷款或购买公债券。共和三年，指券的垮台促使债务人用贬值的纸币归还本金，了结抵押债务。共和三年获月23日（1795年7月10日）的法律禁止索还1792年7月1日以前的债务和提前索还其他债务。国民公会时期康邦的“清理永久和终身债务法”以及督政府时期拉梅尔的“23破产法”（即“清理法”）对他们又是新的打击。这些事实都说明为什么大部分旧制度时的资产阶级站到了反革命一边，并且和贵族有着共同的命运。然而，如果他们的财富主要是地产，而动产只占其财富的一小部分，这些资产阶级只要没有逃亡，就保住了他们的大部分产业。混乱的局面结束后，他们重新有了收入。他们的至尊地位虽然因拥有地产而得到社会认可，但却远不如从前那样无可争议了。

一种新的资产阶级成为头面人物了，这就是金融和经济巨头。从事投机活动，出售国有财产，提供军队的装备、武器、供应以及对被征服国家的剥削，这些给工商业者提供了扩展事业的新机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财富积聚不断发展。当然，资本主义的进展是缓慢的，企业的规模通常都不大，商业资本主义仍占优势。然而，主要在纺织行业里已出现了一些大企业，例如：巴黎的理查-勒努瓦尔、帕西的博温斯、波尔多的拉舍夫蒂耶尔、亚眠的雅奈特等开办的工厂。多菲内的佩里耶（又名米洛尔）、图卢兹的布瓦耶-丰弗雷德都是大工业家。但是这些新的巨大财富的来源主要不是工业生产，而是投机倒把和军需供应。大量“公司”利用督政府的软弱掠夺国家财富：朗谢尔公司和博丹公司专长军需供应；弗利斯公司专长服装；莫纳隆公司专长炮兵车辆。资产阶级因吸收了这些“新富豪”而更新了队伍，其中金融家乌弗拉是最典型的人物。这些人经常给督政府这家“大公司”定调。他们是新社会真正的冒险家，通过他们的事业精神和冒险欲望使领导阶级复苏。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鼻祖，从他们的行列里出现了一批工业资本的创始人，他们撇开投机事业，把资本投入生产。

当时的形势使那些比资产阶级低一等的大量小商人和少部分手工业者扩大了经营，增加了生产，积累了财富，从而脱离了平民行列而进入资产阶级队伍。在这方面，投机经常是社会地位上升的手段。新的领导阶级不久就在这个中产阶级队伍里吸收各级公共行政机构的官员和自由职业者。

经过10年动乱，新社会的各种特点尚未最终定型，但是它们的轮廓已经很清楚。有产者要求恢复秩序的愿望，无论是为了保护拯救下来的原有财富，还是为了和平地享受新积聚的财富，都有助于执政府的稳定。新社会的结构在拿破仑时期得到巩固。于是，在建立保证资产阶级优势地位的国家机构时，开始了新统治阶级各类成员的融合：焕然一新的资产阶级和归顺他们的贵族在富有农民的协同下把国民和财产等同起来。这样，1789年人们为大革命确立的目标之一终于达到了。

5。意识形态的冲突：进步与传统，理性与感情

思想运动在整个革命时期反映了社会、政治冲突。传统的社会框架解体后，许多人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秩序。社会变迁引起不同人之间的混杂以及人们的思想易于激怒。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提高非理性的威望和力量。革命是启蒙时代的结局。反革命用权威和传统来对抗理性主义，并诉诸感情和本能的潜在力量来反对它。聪明才智的优势地位受到了直觉的挑战。反理性主义的反动也扩展到文学艺术领域。如果说，古典美学和古代的影响通过达维德还继续有力地统治着造型艺术，那么传统的文学形式却被抽空了全部实体。古典的科目很难抵御社会变迁、个人解放以及感情的激怒带来的冲击。像整个社会一样，文化生活也处在动**之中。

科学研究仍然主要是理性主义的天下。1789年出版了拉瓦西埃的《化学论》，1796年拉普拉斯发表了《行星体系阐述》，1799年蒙日发表了《画法几何论》。这是人类思想的发展和进步史上3个重大的年代。拉瓦西埃分析了空气和水，并创立了普遍原理，如物质不灭的原理，总结了当时化学研究的全部成果。拉普拉斯为了解释世界的起源，提出了星云说的假设，即星云的逐渐凝聚可能产生恒星和行星。至于蒙日，他创造了一门新的数学学科——画法几何学。在自然博物馆任教的是当时最著名的博物学家：居维埃、若弗鲁瓦·圣依莱尔、拉马克。共和八年，即大革命末期，居维埃发表了《比较解剖学教程》，这是划时代的科学综合。而一直主张物种不变学说的拉马克在1794—1800年这一期间构想了物种变异论的伟大假设（他的《动物学哲学》1809年才出版）。

人文科学领域是“思想家”们的沃土。他们维护了理性和经验的首要地位。1795年后，这些“思想家”云集在法兰西研究院的第二分部，即道德和政治科学部以及国民公会创办的各高等学府里。他们拥有《哲学旬报》，并通过其门徒掌握各中心学校。他们对传统和恢复宗教仍然持反对立场。

德斯蒂·德·特拉西在介绍迪皮伊的著作，即出版于共和三年的《一切崇拜的根源》时指出：“神学是世界幼年时代的哲学，现在到了它让位于理性时代的时候了。它是想象的成果……而另一种哲学则是建立在观察和经验基础上的。”

因此当时的思想意识处于18世纪的哲学和实证主义之间。1795和1796两年，卡巴尼医生在法兰西研究院宣读了组成《人的肉体与精神之关系》（1802年）的12篇论文中的前6篇。由此可见，他是心理生理学的创始人。另外，他也很关心建立道德科学，认为这和人体科学一样可靠，能够为独立于宗教信条的道义提供坚实的基础。硝石制造所的医生皮奈尔在同一时期创立了心理病理学。1798年他发表了《论精神错乱或痴想：医理与哲理的探讨》。许多关于习俗研究或思想史的著作仍然充满18世纪的精神。继伏尔泰的《论各民族的习俗与精神》（1756年）之后，曾以故事集《埃及和叙利亚游记》（1787年）闻名的沃尔内，于1791年当制宪议会的议员时发表了《论毁灭或关于古帝国的衰亡的沉思》[1]这一巨著。他在作品里重申了18世纪反宗教的全部论点。斯塔尔夫人以她的著作《论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1800年）为扩展文学批评作出了贡献。她指出：“我试图分析宗教、道德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这是把历史批评引入文学作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