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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立法议会的结束革命激情和国防1792年89月02（第2页）

“共和国的统一要求军队的统一，祖国只有一颗心脏。”

《军队混编法》尽管受到吉伦特派的反对，但仍被通过了。然而，由于军事的需要，该法令一直拖到1793年与1794年之交的冬季才得到落实。但从1793年夏以来，服装、军饷及各种规章制度都统一起来了，正规军和志愿兵同化了。

1793年2月24日通过的30万人征召令，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国民公会曾向志愿兵发出呼吁：“士兵公民们，法律允许你们退役，但祖国的呼声却不让你们这样做。”试图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把他们挽留在部队里。但毫无效果。1793年1月25日，迪布瓦-克朗塞以总防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一份长篇报告。经讨论后，议会于2月21日作出一项原则性决定（这项决定后来由2月24日的法令完善化和具体化）：由国民公会下令在各省征召30万大军。原则上志愿兵的应募契约均维持不变。如志愿兵人数不足，“公民得不停地予以补足，为此他们将投票表决，以采取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第11条）

1791年和1792年的征召得到人民的热烈响应；1793年的征召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责任部分地应归于国民公会不愿确定军队补充人员的选派方式。国民公会让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从而使征兵工作被卷进个人之间的争斗。为了避免抽签或投票表决的麻烦，埃罗省于1793年4月19日决定实行直接的和个人的征召，即由国民公会特派员任命的委员会按地方政府的建议，选派“那些被认为是最爱国的，而且在勇气、性格和体力方面都最适宜于有效地为祖国服务的公民”入伍。同时，又向富人强行发行500万锂的公债，以支付军饷，补偿装备费用和救济“贫困阶级”。这种征兵方式的长处在于，它把征召工作交给地方革命政府去办，因而被普遍采用了。然而1792年2月24日颁布的征召令只招募到预计人数的一半。只有靠全国总动员和普遍征调才能解决兵力问题。可是，人们还得再吃些败仗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1793年的军事行动以进攻荷兰失利开始。尽管法军已明显处于劣势，迪穆里埃拟定的进攻计划仍被采纳。1793年2月16日，他率2万军队离开安特卫普进入荷兰，并于2月25日占领布雷达。但3月1日，奥地利最高统帅科布尔的军队向分散驻扎在拉罗埃尔的比利时法军猛扑过来。这真是一场灾难：在极度混乱中，法军3月2日撤离埃克斯-拉-夏佩尔，后来又撤离列日。这些败绩在巴黎激起巨大的爱国热潮，推动人们采取第一批救国措施。3月9日，两家吉伦特派报纸——《巴黎纪事报》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印刷所被人们捣毁。第二天，有人试图发动一场人民起义，但由于缺乏巴黎市府和雅各宾派的支持而告失败。不过，在3月10日这天，建立了审判敌特的革命法庭。丹东宣告：“我眼中只有敌人，让我们打击敌人吧！”

接着，比利时失陷了。迪穆里埃不得不向南方撤退。但他还不甘心，他认为保卫比利时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向鹿特丹进军。他把战败的部下——米朗达和瓦朗斯的部队重新汇集起来。1793年3月16日他在蒂尔勒蒙一度重新得手，但3月18日就在尼尔温登被击溃，21日又再次败于卢万。此后，迪穆里埃就和把自己打败的科布尔勾结了起来，意欲解散国民公会，按照1791年宪法重建君主制，把路易十七扶上王位。迪穆里埃答应退出比利时。4月1日，国民公会派了4名特派员和陆军部长伯尔农维尔到他军中，准备撤他的职。他却命人逮捕了他们并把他们交给奥地利人。最后，迪穆里埃还试图带领部队进攻巴黎，但士兵们拒绝跟他走。1793年4月5日，迪穆里埃带着几个党羽（其中有夏特尔公爵，即菲利普-平等之子、未来的路易-菲利普），冒着达武指挥的荣纳省志愿兵第三营的枪弹，仓皇逃入奥军阵营。

比利时的陷落导致了莱茵河左岸的陷落。1793年3月25日，一听到法军在尼尔温登失利的消息，布伦斯维克就跨过莱茵河，把居斯蒂纳的部队向南方压去。沃姆斯和斯皮尔被敌人夺去了。当普军进攻美因兹的时候，居斯蒂纳却在向朗多撤退。

正当30万大军的征召引起旺代叛乱的时候，反法联盟又在法国领土上燃起了战火。在安特卫普会议上纠集起来的联盟军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的战争目的是实行反革命和获得领土赔偿。失败使政治斗争激化了。吉伦特派指控丹东是迪穆里埃的同谋。丹东曾在3月初被派往比利时，是最初几次失败的见证人。但他却长期维护迪穆里埃，到3月10日还在国民公会上极力替他担保。3月26日，迪穆里埃在叛变的前夕，还在图尔内和3个很可能有问题的雅各宾分子——迪比松、佩莱拉和普罗利会晤过一次。而这3个人都同丹东有密切的来往。然而丹东毫不畏惧。1793年4月1日，在山岳派热烈的掌声中，丹东反控吉伦特派曾与迪穆里埃合谋。迪穆里埃的叛变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倒台。

3。旺代叛乱

30万大军的征召引起了许多骚乱。1793年3月9日，国民公会不得不派出82名议员去各省监督征兵工作。西部各省发生的动乱最为严重。在伊尔—维兰省，人们大批大批地在“国王路易十七、贵族和教士万岁”的口号下聚集了起来。在莫尔比昂省，拉罗舍贝尔纳和罗什福尔这两个县的首府落到了叛乱者手里。瓦纳也遭到了围攻。3月23日，赴雷恩执行任务的国民公会议员们（其中有比约-瓦雷恩）致信国民公会说：“白旗还在污染着自由的土地，人们还在佩戴白色帽徽……阴谋主要是教士和逃亡贵族搞起来的。”布列塔尼叛乱刚刚发生就被扑灭了。

在旺代省、曼恩-卢瓦尔省、安茹地区和普瓦图地区的边缘地带，在受过教士和贵族长期影响的莫热地区，30万大军的征召如果不是叛乱起因的话，至少也为叛乱提供了契机。1793年3月2日，即肖莱地区赶集日那天，由于农民示威反对征召，商业活动被推迟到第二天才得以进行。3月3日，一伙年轻人又在那里挑起一场殴斗。几乎到处都发生了类似肖菜地区发生的事件。3月10日（星期天）是既定的抽签日。这一天，圣弗罗兰勒维埃伊敲响了警钟，农民们拿起长柄叉、长柄镰或连枷，驱散了国民自卫军。旺代叛乱由此开始了。

旺代叛乱是大革命所遇到的反抗和农民群众不满情绪最危险的表现。农民群众一直在痛苦甚至灾难中挣扎，因而很容易接受反动派的挑唆，起来反对城市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常常是这些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中的包税人、谷物批发商和国有财产的获得者。一个叫做米洛坦派的传教士团体（其中心在博卡日地区中部的圣洛朗絮塞夫尔）自17世纪末就在西部各省布道，因而这个地区的宗教情绪十分强烈，并随着宗教危机的发生而出现了动**不安的局势。为数甚众的反抗派教士利用农民的宗教感情煽动他们反对大革命。自从战争蔓延开来之后，保王派也抬头了。但旺代的农民并没有支持1791年8月的贵族叛乱，也没有在1792年起来帮助那些“仁慈的”教士们免遭流放。

30万大军的征召令很难为农民所接受，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们想起旧制度农村中最令人厌恶的自卫队和通过抽签向正规军输送补充兵员的义务。该法律的实施带有很大随意性：它让被征者自己决定谁应参军，结果就让地方情绪支配了征召工作。1793年3月10日之后，从大西洋之滨到布勒西尔和肖莱的广大地区内发生的农民暴动，都以“和平！和平！不要抽签！”为口号。这些暴动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事先串联的。农民尽管受到反抗派教士的挑拨，但他们毕竟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都拒绝到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去打仗。贵族分子们开始很惊讶，但又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场暴乱。

叛乱一开始，好几个县的首府，首先是肖莱，就落到了叛乱者的手里。在雷茨地区的旧首府马舍库尔，共和派资产者惨遭毒打和屠杀。旺代的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战争的范围也扩大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这个地区的状况及博卡日的地形结构为叛乱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条条被树篱夹起来的坑坑洼洼的小路阻挡了视线，很容易设伏。人们居住分散，分成制租田零散，大路和聚居点罕见，而且军队也很少。国民公会开始时只派国民自卫军来平叛。叛乱首领最初都是民众中产生的，如莫热地区的马车夫卡特利诺、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布列塔尼马莱的前盐税收税员苏许、假发师加斯东等。到4月初出现了一些贵族首领，有马莱的夏雷特、莫热地区的邦尚和代尔贝、博卡日地区的萨皮诺、普瓦图地区的拉罗舍雅克兰。他们都是一些旧军官。一位反抗派教士——贝尔尼修士充任“王家天主教军”的顾问。但农民极不愿意远离家乡而任田园荒芜。因而，叛乱首领们无法组织大规模作战，只好搞一些简单的突袭。往往是一旦发现共和国士兵农民们就起来战斗，仗一打完就分散回家。

不过旺代人打了不少胜仗。他们一开始就控制了布勒西尔、肖莱和帕尔特内。1793年5月5日夺取图阿尔，6月9日又夺取索米尔。但在6月29日，他们对南特的进攻被挫败。海岸线也由于各港口资产阶级成功的抵抗而保住。3月23日和29日，萨布勒多洛纳港口的居民打退了两次进攻。旺代叛乱未能同英国取得联系。3月19日，国民公会一致通过决议：判处一切手执武器的叛乱者死刑并没收其财产。但行政会议到5月份才决定从前线抽调一些正规军来平叛，并建立了由康克洛指挥的布雷斯特海岸军和比隆指挥的拉罗舍尔海岸军。共和国将军们打了不少败仗：韦斯特曼在7月5日、桑泰尔在7月13日都吃了败仗。直到1793年10月，旺代叛乱还未被平息。

这些失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内战激怒了共和派，并把他们推向山岳派阵营。而山岳派作为唯一的拥护救国政策的派别，俨然成为保卫革命的政党。但是，为了战胜反革命，打败联盟军，山岳派需要人民的支持。于是，它不得不同意对人民群众作出一些让步：3月10日建立了革命法庭，20日成立了一些监视委员会，4月11日通过了指券的强制流通法，5月4日规定了谷物的最高限价。所有这些特别措施，每一项都要同吉伦特派经过一番斗争才得以通过。旺代叛乱把大革命所面临的危机推到了顶点，同时也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垮台。

洛特省议员让邦·圣安德烈1793年3月26日致信巴雷尔说：

“国家正濒于毁灭。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要拯救这个国家，只有采取那些最有速效、最激烈的办法……经验现已证实，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国民公会：你是革命的议会……我们与大革命生死与共……我们必须把国家的航船开到目的港，否则我们就将与它同归于尽。”

Ⅳ。吉伦特派的终结（1793年5—6月）

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危险，人民运动强制推行了第一批救国措施。当吉伦特派明确地表现出对于排除这些危险无能为力的时候，决心拯救大革命的山岳派逐步采纳了民众活动分子们提出的纲领。于是，自1793年春天起，不顾吉伦特派的反对，人们开始酝酿建立革命政府，“自由专制主义”初露端倪。

1。第一批救国措施

形势的曲折发展使群众运动及各种革命措施的发展带有某种节律。

革命法庭在1793年3月10日创设起来。当时，法军在比利时的失败，如同前一年8月间普鲁士军队进逼一样，在巴黎激起了爱国热情的高涨，同时也产生了人心惶惶的景象。许多区要求设立审判国内敌特的特别法庭。被9月屠杀的记忆搅得心神不宁的丹东也于3月9日提出了这一建议：

“我们应当从前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立法议会没有办的事，我们来办！让我们变得可怕起来，以便人民不再显得可怕。”

3月10日，尽管被吉伦特派斥责为独裁，国民公会还是通过决议：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其判决一经作出便不准上诉也不可撤销。“该法庭将受理一切反革命罪行，一切损害共和国自由、平等、统一和不可分割原则及国家的内外安全的罪行，以及一切阴谋重建王权的罪行。”国民公会保留了任命法官、陪审员的权力，特别是保留了起诉权。

各革命监视委员会在1793年3月21日（即在尼尔温登失败之后）成立。国民公会由此推广了一项在巴黎各区发展起来的制度。在各市镇或大城市的各个区，这种委员会握有监视外国人的权力。它们的权限很快就扩大到发放公民证、检查军事证件及逮捕不佩戴三色帽徽的人等事务。不久，这些委员会又担负起开列嫌疑犯名单和签发嫌疑犯拘捕证等工作。这些革命委员会均由忠诚可靠的爱国者（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无套裤汉）所组成，成为一种反对吉伦特派、温和派和贵族分子的战斗组织，也是救国统治体制的主要部门之一。

惩治逃亡贵族的法律在1793年3月28日完成编订，且在编订过程中更加严厉化了。凡在1789年7月1日以后离开法国领土又没有在1792年5月9日以前返回的法国人，凡不能证明自己在1792年5月9日以后一直不间断地居住在国内的法国人，都将被视为逃亡贵族。逃亡贵族被永远驱逐出法国领土，并被判定为“民事上的死亡”，他们的财产被共和国没收，违反该流放法者将被处以死刑。

1793年4月5—6日创建了救国委员会，它取代了1月1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总防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在国民公会中遴选出的9名委员组成，每月改选一次，实行秘密会商，负责督促临时行政会议的行政活动。在紧急情况下，它还有权采取全面防御措施。它的决议行政会议必须立即加以贯彻，“不得拖延”。吉伦特派再次叫嚷反对独裁。马拉反驳道：

“我们必须通过暴力来建立自由。为了粉碎国王的专制主义，我们现在应该暂时实行自由的专制主义！”

丹东进入了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巴雷尔、康邦这些转向山岳党的人。

1793年4月9日，国民公会委派一些人民代表进驻各军。早在3月9日，国民公会就派了82名议员去各省开展30万大军的征召工作。4月9日的决议又向共和国的11个军各派了3名人民代表。这些代表被赋予无限权力，最严格地监督“行政会议官员、军队的所有供应商和承包商的活动和所有将军、军官和士兵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