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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法国革命史学家的托克维尔（第2页）

我告诉自己，我这本书里的观点不会让任何人高兴。正统派会把它看作关于旧制度和王权的糟糕的描绘……革命派会从中看出革命的所有廉价的华彩。只有真正的自由之友才会喜欢读。

托克维尔的一位朋友庞马丹（Pontmartin），说得更简洁：“所有人都会欣赏它，但没人会满意它。”让我们现在来设想这样一部关于最摩尼教式的题目——法国大革命，一个把欧洲划分成两大阵营达200年之久的历史事件——的著作，而这部著作却能同时得到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认可，并能同时为两边提供帮助和安慰。

尽管托克维尔一直没有完成他的这部历史，他还是能写一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历史》的（托克维尔曾想把该书简单命名为《大革命》，而该书的现名是某个不知名的编辑确定的）。他的本能正确地把他引向一个适合他的题目，即一部法国贵族的衰落与垮台编年史，那些贵族是他的著作中的隐蔽的主角。托克维尔把18世纪贵族描画成一个在强大的中央集权化的君主制和法国启蒙运动之间受挤压的阶级，被剥夺了权力却又黏着在它的身份地位上。在此书中，只有贵族的错误，没有贵族的滥权，没有封建特权，只有封建主义的残存“话语”。这个历史活剧中真正的坏蛋是法国王朝。它被指控持续破坏法国贵族政治，侵蚀那些备受贵族辩护者们赞扬的地方自由。托克维尔复兴了法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主题，即贵族主题；他按布兰维耶（HenrideBoulainvilliers，旧制度法国贵族制理论家）的传统写了一部旧制度史（罗耶［Royer］将他比作同样关注地方贵族自由被破坏问题的孟德斯鸠，这是何等的正确！）。

托克维尔的主要论点，那个我们仍感到那样吸引人并且新颖的论点，就是法国大革命不是与法国过去的激进决裂，不是针对法国历史的一场革命，就像伯克在1790年说的那样。相反，他认为法国大革命继续了法国历史的工作，是对法国最古老传统的继承，是中央集权的发展。这样，通过明确地试图反驳伯克，托克维尔似乎就将自己断然置于自由主义传统之中了。的确，法国革命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如斯塔尔夫人、梯也尔、米涅等，在托克维尔之前40来年就已经说过，法国大革命是法国民族历史的最近一章。这些历史学家也试图将法国革命的逻辑定位于法国的过去，方法是到12世纪去追寻抵抗传统的根源。

但是再仔细看看托克维尔的著作，就会发现他的意图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们是非常不同的。这些急切地要在法国历史中发现一种自由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中产阶级中，在中世纪公社起义中，在三级会议中，找到了它。而托克维尔的自由传统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他把斯塔尔夫人的口号“自由是古老的”解释为贵族反王朝的传统（他发现法国大革命遵循的是欧洲历史上的那种最古老的传统，解释为封建领主对他们的暴君国王的不服从）。托克维尔通过把1789年的法国革命看做法国行政管理史中的一章，看做第二等级和国王之间的古老斗争的最**，达致了他关于这场革命的那种非同寻常的超然观点。而且在这场第二等级与国王之间的斗争中，托克维尔的同情显然是在被轻视和被击败的贵族一边的。他认为贵族是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法国大革命对托克维尔来说，就是法国历史的这个最具破坏性的倾向的现代形式的继续。他能够把他对大革命的蔑视有效地掩盖在“中央集权化”这个总标题下。他著作中的真正主角是1788年的贵族反叛，而非1789年的第三等级。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最迷惑人的是托克维尔对旧制度的显见的反对态度。从其对被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的社会的控诉来看，托克维尔似乎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托克维尔对那个社会是非常同情的，对那个社会的消逝怀有真诚的遗憾之情。但这些情感被控制在他的宿命论里。这个社会的被击败和消失，在托克维尔看来是压倒一切的最值得考虑的问题。尽管他警告人们不要搞决定论史学，他自己的书却是纯粹的决定论史学作品。法国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在1789年前很久就已经诞生在时间的子宫里了。贵族、王朝和教会一起朝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迈进。这部法国史中没有行动者，没有人物，旧制度中没人能够延缓它的破灭。对历史判决的接受成为他分析的核心。

针对那个旧制度的任何复辟的无法辩驳的反对，是旧制度遭到强烈仇恨这一事实。

在过去60年间最危险的兴衰过程中，对旧制度回归的恐惧在我们不安和敏感的脑子里总能抵消每种其他的恐惧。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实验在我看来已经完成。

托克维尔从他的老师基佐那里接受了贵族失败的历史教训。是基佐教导托克维尔懂得了欧洲贵族的败亡是不可避免的现代趋势。然而，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托克维尔只接受了部分的教训，并将其余的教训当做了他自己的目的。他没有掌握基佐理论的重点部分，那就是这种被击败的贵族，在欧洲到处都在被一种积极的、聪慧的、代表整个社会最好利益的中产阶级所取代。托克维尔忽视了这部分教训，是因为它与他最深刻的本能相抵触，那就是他作为贵族而对资产阶级的固有反感。

托克维尔在一部关于旧制度的历史中，是怎样对待这个好争论的中产阶级的呢？他使用的是一些最简单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他决定让他们淡出这个故事。托克维尔对19世纪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反感，促使他采用了这种隐匿的精细工艺并达到了某种近乎奇迹的效果：写一部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史，其中几乎完全不谈中产阶级的作用。托克维尔没能甘心忍受创造了法国大革命的新法国，这种个人冲突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写一部有关法国革命起源的历史，在其中把中产阶级淡化为一种幻影，把它作为主要行动者、开天辟地者和主角的作用遮蔽掉。正是这种中产阶级的缺席成就了托克维尔革命史学的那种备受宣扬的超然性（detat）。他用消除革命精神真正承担者的办法让大革命真实的意识形态冲突变了味。他写了一个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

当托克维尔终于考虑到18世纪中产阶级的时候，他对它采取了一种几乎不加掩饰的鄙视态度。从托克维尔画的那幅古怪的肖像中，我们是很难认出那些制造了一场革命、同贵族进行了战斗、击垮了教士并最终结束了抵抗的王权的人的。托克维尔把这种革命的18世纪中产阶级描绘成一群职位寻求者。

因为他现在实际上只有一个野心，那就是确保获取一个官职。因为以为现代法国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表现出的那种对官职的渴求只是在大革命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纯属错误。这种特别的**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发生了，而且从那时起它就在不断增长，从未停息过。

稍后他又指控说，“那种排除了英雄主义和卓越品质的对物质福利的追求，让人们变得像公民那样循规蹈矩彬彬有礼，但同时也精神猥琐。”

有时这个著名的托克维尔的不偏不倚姿态也没撑住，他对法国中产阶级的深刻仇视公然迸发了出来。托克维尔所做的，就是把他对他自己时代的贪婪中产阶级的“观察”用来解读历史上的中产阶级。而且当他的“研究”会确认这一点时，当他能够在18世纪的资产阶级中找到跟他自己时代同样的企业家和职位寻求者时，他就十分欣喜。

于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名叫朗伯维尔（Lemberville）的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大意是任命一位监察员来监控一个由他指定的实业是符合公众利益的，而且最终建议应该由他自己来获得这个职位。这位朗伯维尔先生是我们熟悉的那种人，我们都见过这种人。

是的，“我们都见过这种人”。托克维尔的现代读者对这种人都没有认识上的问题。这就是那种备受马克思的咒骂、巴尔扎克的无情编排、多米耶的野蛮丑化的中产阶级。托克维尔的伟大现代声望就建立在这种古怪的汇聚之上，这种中产阶级观跟19世纪的批评太吻合了。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把七月王朝的议员们描绘成一群张牙舞爪撕扯猎物的豺狼，似乎就是从巴尔扎克和多米耶那里得来的灵感，但这种描绘却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是中产阶级的一个非常老式的版本，是那种带有贪婪的官职寻求者面孔的贵族。

马克思对那个阶级也充满轻蔑，但他对他们的历史作用却有着丰富而复杂的意识，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几页里他对中产阶级的褒奖是爱恨交织的：“一个其业绩远比埃及金字塔或罗马引水渠更惊人的阶级”。遍查托克维尔的15卷全集，你绝找不到这样的颂词，找不到类似的承认。托克维尔在很多方面都是比马克思更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但在这个关键的历史问题上，他却没法跟马克思相比。

所以，托克维尔旧制度史中明显缺乏的东西，便是对那些制造了大革命的人没有任何同情的考虑。托克维尔没有理解到“中央集权化”曾经是法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深刻要求，因为旧制度的滥权主要就和非中央集权化的弊端有关。进而言之，大革命带来的许多令人畏惧的中央集权化举措，诚如乔治·勒费弗尔后来所言，是18世纪90年代的情势的产物，是对于由外敌入侵和内战所强加的紧急情况的必然回应。

托克维尔的革命史是在1856年问世的，那一年对于把中央集权化凸显为法国历史的主要污点和大革命的主要弊端而言是个很幸运的年份。在第二帝国早期，在另一个拿破仑的统治下写作，托克维尔向所有把小拿破仑的独裁看作对自由的最大威胁的自由主义者发出了警示。

要是这种对中央集权化的攻击是在10年前发起的，那么它对于1830年后的自由派们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他们自己当时就在台上，试图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建设一个自由社会，赞助大学那样的自由机构，他们会对任何这样的攻击嗤之以鼻，把它看作一个愤愤不平的贵族分子的无奈哀嚎。

写这部旧制度史的人则更像一个18世纪贵族，这种贵族没有采纳19世纪的贵族风范。托克维尔不比国王更保王党，也不特别虔信宗教。他保持着一种18世纪的开明趣味，不尊重王朝，对教会也常冷嘲热讽。这样一种历史学家在处理18世纪贵族政治的困境方面，自然条件最好也最有感觉。贵族的主要错误，实际上是“罪行”，似乎在于他们做出了要把他们自己作为“纯粹的贵族”孤立起来的决定，以及在于他们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并领导他们的公民伙伴们。按托克维尔的说法，他们的罪恶是骄傲，他们的失误是历史想象的失误；他们本该把自己置于民族之首，他们传统上就属于这个民族；可是他们不这样做，却选择了“骄傲之道”和自我孤立。然而也不是只有他们应该为放弃责任而受责，真正的坏蛋还是法国王朝。“一种外在于他们自身的权力解除了他们保护、教导和救援他们附庸的任务，同时却让他们在金钱和荣誉特权上毫发无损。”托克维尔对18世纪贵族满足于靠特权生活并任由实权悄然流失的描画，可谓是入木三分，但无论这些贵族有多懒，他还是坚持认为贵族活力和品位堕落的责任在法国王朝。

托克维尔强调了在1789年之前分裂了旧制度统治阶级的内战。他为这种等级间的分裂而懊丧，尤其为导致了旧法国的毁坏的贵族政治的毁坏而懊丧，尽管他也对法国王朝在愚蠢地摧毁了它的贵族政治之后的垮台流露出些微的快意。贵族和王朝都表现出对那种要把它们吞没的共同危险懵然无知。但首先是王朝犯了“依赖中产阶级的错误……他（路易十六）像他的前任一样把中产阶级和人民视作王权最忠诚的支持者”。

托克维尔给了我们关于大革命前夕法国贵族政治的一个经典的、保守主义的描述。托克维尔揭示了一个被剥夺了权力的上流阶级，这个阶级与其说该受到谴责不如说该受到怜悯，绝望地死守着外部标志和过去的头衔，那景象实可以令托克维尔这样的人为之号啕。“实际上他们不领导任何人，他们走啊走，当受到攻击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跑。”这个阶级被打破了，分裂了，衰弱了，随时会在他们凶恶的敌人面前溃散解体，而他们的敌人有二，一个是专横而集权的王朝，一是那群贪婪的官职追寻者。这真是一幅令人满意的历史肖像，因为它符合我们关于19世纪贵族的看法。但它真是18世纪贵族吗？

19世纪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采纳发掘大革命的历史根源这一策略，是为了替大革命做辩护。而托克维尔使用同样的技巧却是为了消除大革命的独特性和首创性。

法国大革命创造了许多辅助性的和从属性的东西，而它最有意义的工作却只是发展了先前既存的一些东西的萌芽……它调整了、安排了、法律化了一个伟大事业的成效，但它自己却不是这个事业。

托克维尔强调在大革命很久以前，民主平等精神就已经在18世纪社会到处得势。这也是一个自由派历史学家都熟悉的手法，大家都强调18世纪改革精神以凸显旧制度和大革命之间的连续性。但托克维尔采取这一手法只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些改革已使大革命变得没有必要了。

大革命所做过的那些事情，没有大革命迟早也会完成。大革命只是一个迅捷而暴烈的过程，借此，已经在社会里实施的变革被引申到了政府领域。

托克维尔坚守不参与自己时代政党活动的自由，这使他得以巧妙地掩饰他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敌意（甚至对自己掩饰），以至于他的确成功地误导过他在当时和以后的众多读者。但在19世纪也有一些读者没有上当受骗，他们认识到这部著作尽管外表迷惑人，实质上属于保守传统而非自由传统。

在自己的书信里，托克维尔说话就不那么周到了。尤其是当他给他的保守派老朋友如柯格力（Kergoley）写信时，他会让他的真实情感自然流露。1858年11月29日，他的旧制度史出版两年后也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在那个被称作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疾病中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这东西我能感觉到但却说不好或不能精确地说出它的原因……那是某种新的未知病毒。世界上曾发生过许多暴力革命，但那个时代的主角们的那种不受控制的、凶暴的、激进的、绝望的、无畏的和几乎疯狂的行为，使我不得不认为这在过去几个世纪的社会大地震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新奇的人种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是由什么产生的呢？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有效力？它如何得以持续？因为这些人还健在，尽管环境已经变化，而且他们已经在文明世界扎下了根。我绞尽脑汁试图就这些事实形成一个正确的概念。大革命中除了所有那些可以解释的事情之外，还有一种与其动机和行为有关的神秘的要素，我可以看到它的存在但始终揭不开它的面纱。似乎有一种异样的实在横亘在那里，不让我清楚地感觉和看到它。

勒费弗尔在他为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现代版写的导言中，写了段很长的话试图将托克维尔置于自由主义传统之中。然而勒氏也不得不注意到托克维尔对恐怖时期没有只言片语的评论，即使在注释中。

弗朗索瓦·孚雷为这个论断增添了一种聪明的现代虚饰。注意到托克维尔没能把他的革命史学的触角探入大革命的实际祸害，孚雷认为这是因为托克维尔不情愿讨论雅各宾派。这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在探讨法国大革命的这个最激进的阶段时，托克维尔一定是体验到了巨大的情感上的困难。但是如果公平看待托克维尔及其所谓的在完成他的革命史方面的无能，我们应该记得这部第一卷是在1856年完成的。写完这部书后的三年间他就生病去世了（1859年）。托克维尔在他54年的生命中只写了三本书。跟他的表兄、“写作机器”夏多勃里昂不一样，托克维尔不是一年写一本书的人，所以肯定会因没有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被遗忘。

要是他能写出一部有关恐怖的历史，他笔下的恐怖一定不会跟保守派的看法相去很远，就是说会被处理为一种罪行。在1836年的一封信中，他就曾这样写道：“我不认为在法国还有比我更不喜欢革命的人了，也没有比我更憎恨那种被唤作革命精神的东西的人了。”

所有人都说托克维尔是一个未来时代的人，而托克维尔也认为自己是站在他的时代之外、超前于他的时代的人，一个能对可怕的19世纪无聊纷争持超然态度而洞见奇妙未来的人。人们总想象托克维尔先知先觉，眼睛总盯着同时代人头上的虚空。然而托克维尔，这位预言家，实际上是个屁股完全坐在过去的人。他因此而有力，也因此而虚弱。他是个过去的人，却注定要为欧洲准备一个他永远也不能归属的未来。“我属于一个正在消逝的有知识讲道德的家族。”托克维尔终身都在试图把自己从那个他与之共命运的阶级中摘出来，但终于只能得到部分的成功。在他留给我们的那些为他那部未完成的有关伟大的法国革命的著作而准备的笔记里，他以深深的痛苦，以贵族阶级的自怨自艾，描绘了这个旧秩序的那些不仅屈服于新秩序而且还为之大唱赞歌的成员们。这笔记是这样写的：

失败者的怯懦已是那样司空见惯。被屠杀的官兵们尸骨未寒，巴黎圣母院的大主教已在唱感恩颂。教士总是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他们同时支持妥协和政府。当这些做法未果时，他们就为新的胜利者唱感恩颂。

向新胜利者唱感恩颂，正是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的悲剧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