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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02（第2页）

所以托克维尔认为[71]，经济学派实际上已只能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绝对王权的思维定势思考问题。他们毫不在意国民能不能成为“公民”，一心只关注办事的效率，而且他们发现法国现存的政府机构，尽管问题很多，但毕竟已彻底告别了中世纪，取缔了国内的种种自治势力，因而“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了，何不加以利用呢？当然在利用之前，还必须先对这个政府加以改造，使它成为能够“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的机构，而一旦国家完成了这种职能转变，那就必须授以“无限权力”，包括“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的权力——

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这句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熟悉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人已不难看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所设想的这种“国家”，正是后来的雅各宾派试图在大革命中建立的、被人们称为“民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它被19世纪的托克维尔称为“特殊形式的暴政”，[72]还将被20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称为“极权主义”。

批判了经济学派之后，托克维尔又捎带着批判了一批更另类的启蒙哲人——以摩莱里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看得仍然很准：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以平等压自由”方面比经济学派走得更远——后者只是幻想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来改变社会的形式，而前者则想利用同一政权来毁灭社会的基础。[73]比起经济学派的学说，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文学政治色彩自然更为浓烈，而问题的根源，显然还是旧制度王权的“行政集权”造成的政治自由的长期阙如。

（三）王朝政府行政集权的自毁效应

对于托克维尔关于中央集权不必行政集权的批评，旧制度时代的法国国王们若地下有灵，一定会怒火中烧：法国不比英美，不搞行政集权国家能统一起来吗？！

的确，由于中世纪法国贵族割据势力过于浩大，行政集权是国家统一的不二法门。实际上尽管历代国王奋斗了数百年，直到大革命爆发，法国的国家统一也远没有真正完成，即使在其巅峰时代——路易十四时期，也还有四分之一的国土游离于王权掌控之外。

所以旧制度法国王权不能不对以贵族为代表的一切自治性的“中间团体”保持高度警惕。为了强化中央政权，政府宣布任何结社活动均属违法。托克维尔描述道：“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74]由于不能自由结社，社会就只剩下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趋于原子化了。又由于当时的法国人还不会过真正的无团体的生活，于是便出现了前面所说的那种“集体个人主义”——一种追逐特权、不讲公德的畸形结社方式。

但王朝政府的这种高度行政集权，是否真能强化中央政权呢？托克维尔认为恰恰相反，高度行政集权给政府带来的，只能是无可救药的脆弱性。《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在各个角度论证这一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手握重权的国家行政官们根本不通治国之术。托克维尔指出：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没有政治经验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骇异的是——

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管理、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枝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75]

我们已经熟悉的杜尔哥，在托克维尔看来就是这种无知政治家的典型。他居然在1775年向国王进谏，建议搞一种“不给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的“代议制”，即每年在国王周围召开为期六周的代议制议会，这种议会没有任何实权，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这样，王权就会得到启发但不受阻碍，公众舆论将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无权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万一——尽管不可能——它们不听话，国王陛下永远是国家主宰”。托克维尔援引了这一例子后讥讽道：这种做法在革命临近尾声时搞搞还行，因为那时国民累了需要安宁，可以心甘情愿地任人欺骗，“但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倒使人民愤激。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杜尔哥却一无所知”。[76]

由于治国无术，王朝政府犯错误是家常便饭，而且很多错误都可能招致全国性的灾难。也就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著名问题。他看到，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长期衰败、停滞的经济开始趋于活跃，每个人都在努力发财致富，政府也在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努力创造条件，于是“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77]然而与此同时，“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走向革命”。[78]——于是，我们又看到了“托克维尔悖论”的第二次表述。

但是托克维尔这次对这个“托克维尔悖论”的解释，却似乎出了一些问题。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如巴黎周围的法兰西岛旧财政区，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相反，在旧制度保持得最完整的一些地区，如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这些西部地区，农民对大革命的反抗却最激烈也最长久。但在解释这个反常情况的时候，托克维尔却似乎忘却了他前面关于法德农民状况比较的言说，转而诉诸这样一种想象：“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79]这种心理解释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但总觉得还是有点空洞，不如把原因归结为法兰西岛贵族失去了统治权后还享有封建特权、西部贵族则是在没有失去领地统治权的情况下享有封建特权来的恰当。而如若能进一步点到当时的“领主反动”对农民造成的侵害，这种解释就更有说服力了。

但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还是王朝政府因治国无术而造成的财政管理不善在导致大革命发生方面的作用。他这样指出：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但它大量举债却总是无力还债，导致财政管理不善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于是债权人们开始联合起来向政府发泄怨愤，“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被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广大的中产阶级——包括食利者、商人、工业家等，如今急切而坚决地要求对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根本想不到一旦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就将全部垮台。一场浩劫于是不可避免：“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将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80]

其次，托克维尔强调了王朝政府的“低效”给自己带来的脆弱性。

王朝政府事无巨细一把抓。托克维尔描述说：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由总督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创办乞丐收容所也必须告知总监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进出的准确时间；早在18世纪中期，委托给大臣们的细务就漫无边际，没有他们什么事也办不了，而为了做到身居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结果行政程序慢得惊人，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通常需要两三年才能获准。[81]

托克维尔还发现这种政府特别爱“折腾”：它并不懒惰，十分勤政，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只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而有害，比如新规则会飞快地一个接一个更替，常使官员们无所适从。[82]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令不行禁不止：托克维尔看到，国家法令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政府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自己的命令办事，结果条规看起来强硬严峻，执行起来却松软疲沓，如1757年国王关于严禁反宗教或反现行制度出版物，违者处死的条例，实际上形同废纸，根本阻止不了伏尔泰威临文坛和启蒙思潮的盛行。[83]

再次，中央政府因具有全能外观而被赋予过重的社会责任，也极易受攻击。

托克维尔指出，18世纪的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发育成熟，还没有具备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却因所有中间政权机构的被摧毁而成为人们眼中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的唯一代理人。首先一些形形色色的改革家，虽目标各异，但都试图借助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而这种认为国家全能的思想也没有仅停留在书本里，它们渐渐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化作了社会习俗。大家都认为，若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甚至种田人都相信，若农业得不到改进，责任主要在政府，因为政府既不提供足够的咨询，也不提供足够的帮助。确保公共秩序的责任也唯有政府能够担当。所有人都出于个人需要向政府求助：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政府帮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垄断特权；制造商则常以买卖不景气为借口通过总督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一些大贵族都会常常致信总督申请延期或免除他们必须承担的某些税务。一旦发生饥荒，所有人都会向总督要粮食。每个人都会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甚至季节气候异常，都会被认为是政府的错。[84]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然很难维持其公信力，而很容易成为众矢之的。

最后，高度行政集权还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危险的首都——巴黎。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第七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85]，它无疑是旧制度行政集权自毁效应的一个关键表征。

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政府的性质是首都对国家其他部分的政治优势的决定性因素。而由于长期、高度的行政集权，巴黎从规模到重要性都在不断发展，到大革命发生时它已经吸取了全国的精华，取得了压倒性的政治优势，实际上已经成为法国本身。

巴黎的这种扩张其实早就引起了政府的恐惧，国王们在17、18世纪还曾颁布大量旨在阻止这个城市扩张的敕令，但终究未能成功。“这些君主越来越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而他们却希望巴黎维持小规模”，这哪儿可能！

伴随着全国公共生活向巴黎的集中，外省的地方自由权利渐趋消失，所有人都只能唯巴黎马首是瞻，以至于制宪议会竟能一举废除法国所有的旧省份，重新把王国划分为83个部分。所以，巴黎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获得，是以外省的政治自治地位近乎彻底的丧失为条件的。

与此同时，巴黎完成了由消费之都向制造业之都的转变，其中的某几个区里聚集起大量的工人（实为手工业者，也即大革命时代的无套裤汉群众），而这一情况的出现，恰恰还得益于路易十六在这些区（主要是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推行的打压行会的特殊政策。

熟悉大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情况对于当时的法国王朝是多么危险。诚如托克维尔所言，行政集权和巴黎对于全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乃是大革命的“主因之一”。

一方面，首都成为国家主宰，其中还驻扎有一支即将成为首都主宰的无套裤汉大军；另一方面，外省政治自由近乎彻底的丧失，又使中央政权在社会上已找不到任何可靠的支点——因为社会的普遍碎裂，已使这个社会“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86]了，这当然意味着首都的一场骚乱就有可能颠覆这个中央政权，而一旦中央政权倾覆，在没有任何其他权威替代的情况下，自然是天下大乱。

四结语：托克维尔解说的局限与启示

透过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如何引发大革命的这一套解说，我们首先可以感到，托克维尔这个人是真诚的，但也的确很“右”。

他深爱他出身于其中的那个法国贵族团体，尽管那主要并不是出于虚荣，而是出于对自由的热爱。其实他那种对自由的热爱，本身也是和一种深入到他的骨髓里的“贵族传统”密切相关的，因为真正的贵族，在他看来都必然是崇尚独立自由的。所以他认定只有在有贵族团体存在的情况下，自由才有保障，贵族是自由的天然堡垒。

但他所热爱的贵族，实际上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中，或者说只生活在中世纪，因为在他的现实生活中，这种贵族已经不存在：到“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很久以来就不存在那种能使君主为之震慑、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权的贵族了”[87]。而对于这种已经丧失了贵族精神的“贵族”，他是绝难予以认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