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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第1页）

大革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1]

马塞尔·莱因哈特

【编者按】马塞尔·莱因哈特（Marhard，1899—1973）是巴黎大学法国革命史讲座第五任教授。他这篇纪念托克维尔的发言稿刊载于《法国革命史年鉴》1960年秋季卷，总第161期，257～265页。莱因哈特注意到，托克维尔经历了一个从“随笔作家”向“历史学家”转变的过程，他在1848年革命中的亲身经历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成功的历史学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直保持着随笔作家的敏锐而细腻的直觉。

托克维尔不写拉克勒泰尔、米涅那样的革命史，他要做“研究”。研究就是一系列的反思，它会切断陈述的连续性。他要走的是孟德斯鸠、伯克、博纳尔和迈斯特的路子。

他决心研究的，是法国一种新社会的起源。他是在旧制度的最后一些时间里和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这个新社会的，所以这个新社会是由一种自相矛盾但又非常真实的连续性焊接起来的。这个新社会就是他自己身处其中的社会。他考察它的起源以便更好地理解它，受到的是那种曾推动他去研究美国民主的同样的好奇心的驱使。总之，托克维尔是立足现实的，他讲述贵族的衰落，欢呼自由的发展，接受平等的发展，担忧平等会窒息自由。正是这种担忧促使他去考察各种历史的关联，各种先例。他从不为研究而研究地研究历史。

但他的方法还是历史学的方法。可能更多的是20世纪历史学的方法，而非19世纪历史学的方法。托克维尔要做解释，而非陈述。他分析结构而不是只谈事件。他关注的是长时段的运动，而非那些“革命日”。为了完成他的工作，他需要历史学家，需要他们的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作品，可是他只字不引。这种沉默引起了勒费弗尔的注意。在他介绍托氏著作的那篇精彩的导言中，他就谈到了这一点。[2]从托氏的文字中是找不到缘由的。关于大革命，他曾做出这样的最终判决：“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完全了解当时的时代精神。”[3]顺便说说，人们喜欢细谈托克维尔关于米什莱著作的观点。不管怎样，托氏的这句话走得很远，超越了一篇文章的方法，深入到了历史方法的核心。既然托克维尔不要写历史，那他就需要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有一种深邃的历史构想能力，能够抓住时代的“精神”，能够从革命文献的那些热昏的胡话中认出“真诚的、真实的、热烈的”东西。由于没有这样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只好尽可能在这个方面做些工作。就旧制度来说，相关历史作品的不足也是很严重的：历史学家们几乎都忽视了18世纪的各种制度惯例、法律、风俗和社会各阶级。所以托克维尔要做的，一方面要思考各种问题，一方面还要研究各种文献——他做得不错，收益颇丰。

托克维尔的文章开始时像随笔，但渐渐地就成了历史著作，加上最后的注释，就更经典了。托氏在书里经历了一个从随笔作家到历史学家的渐进转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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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民主是怎样以牺牲贵族为代价而兴起的，托克维尔召唤来了一种“尚不为人知晓的力量，这力量人们可以希望去调整它或缓和它，但不可妄想征服它，至少在它像这样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被表达的时候是这样。”[4]1836年的论述更清楚也更不容置疑，推动力不是不为人知的，它已经被定义、被解释了：那就是动产财富的迅猛增长。[5]

渐渐地贵族社会的平衡就被打破了。贵族们讨厌做生意赚钱，即使法律已不再限制他们经商。于是他们就越来越穷了，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部分地产，并试图从还在他们手里的东西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徒劳！贵族还是在衰落！然而第三等级的一部分人却在从新动产的交易中大把大把地捞钱，他们集聚起财富，购买土地，最后还做成了领主老爷，总之不断向贵族接近以便不再屈居贵族之下受欺侮。

与此同时，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第三等级的这一部分，也就是已经以资产阶级之名而著称于世的那些人，在开发它的才智，在转向教育和知识活动，在形成一种才智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出于其他一些同样强有力的原因，也在拒绝向贵族分子示弱。而那些贵族分子呢，则常常同一些文人混在一起，并在采纳他们的思想，实际上在以他们为资产者提供的一切服务削弱贵族阶级。

如考虑到由贵族出让的土地促成了一个由小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农民群体的出现，我们就发现了贵族贫困化的最后一个后果也即社会不稳定的最后一个因素，就理解了一个真正民主化了的法国与种种过时且令人厌恶的贵族习俗之间的那种强烈而为时短暂的反差。大革命在权利意义上完成之前，就已经在思想上和事实上完成了。

读着这些写于1836年的分析推理，我们不会不想到1830年革命，那是资产阶级向复辟王朝复仇，由此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对1789年革命做出类似解释的文化气氛，并使这种解释的发表和完善获得了完全的自由。我们可以请出一位证人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确信这一点。这位证人名叫乐德磊（Roederer），他在1831年推出了一本关于“1789年的革命精神”的小书，书中宣称“这场革命在法律上完成之前，就已经在精神上和风俗上彻底完成了”。他将之归功于有文化教养的、积极的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他特别展示了美洲发现以后流动财富的增长和资产者对土地财富的购买。他也讲述了那些资产者在才智上的进步，讲述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以及公共舆论的兴起。[6]

乐德磊的论点是鲜明的，尽管说得有点笨拙和粗糙。它能让人想起西哀耶斯那个著名的小册子，它也预告了托克维尔这个小册子的诞生。

但为什么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这种逻辑严密、简洁而令人满意的表述竟无影无踪了呢？在1856年的这本书里，托克维尔只是很勉强地给资产阶级——包括商业资产阶级和才智资产阶级——留了一个位置，但他把启蒙哲人抛在了一边，把他们从社会中割除，把1836年很清楚的一些东西模糊化，甚至唤来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何故会有这种带有本质性的变化？

我们先排除一种可能的政治演化，即作者宣称他忠于他的旧信念。或许拿破仑三世的体制甚至曾强化过他的这些旧信念。但另一方面，1848年革命已经引起了他的深思，他曾预感到并深刻地观察过这场革命，他还曾亲身经历过这些革命事件并感受过那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威胁。他已经认识到了各种因素和原因的复杂性，他已不再相信那些过于简单的解释。还需要加上他已经又长了20岁这一点吗？年龄的增长也可以解释他对于这些制度的不信任。总之，历史学家以随笔作家身份崭露头角，他的史学作品岂不更老成了吗？而且，托克维尔还从1850年起就在研究原始史料。这些情况使他得以修改或放弃他最初的已成为偏见或过于简单化的看法。随后，借由对其著作第二卷的准备工作，他又发展了他的研究并进一步细化了他的思考，同时也使之更加丰富了。

所以托克维尔告诉人们，大革命是由一些“最有特权的人”、由贵族发动的，而不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很久之前他就看破了这种贵族反叛，而这个问题只是到20世纪才得到揭示。他的相关研究是通过强调资产阶级的怯懦、优柔寡断（这情况至少一直持续到三级会议召开）来完成的。

最后，他还关心人民——巴黎和外省的人民——的情况。他指出人民在1788年就开始起义了，并将这种起义的原因归结为生计危机和实业危机。生计危机从原因上是传统的，从后果上看则是革命的。实业危机要新得多，在他看来那是“现代革命”的预示。这里，托克维尔再次早早预支了大革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他充分意识到了他的这些观点的创新性，并考虑到要为饥荒和实业危机写一整章文字。[7]

这些观察使他超越了巴黎的范围，关于1789之夏的研究又使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他的方法值得仔细研究，因为这种方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是怎样从随笔作家变成历史学家的。

托氏在他的书里强烈主张巴黎起了领导作用，“巴黎就是法国”。他决定在对革命的开始阶段的研究中说明这一点。他写道：“努力到行政通信中去发现可以证明外省在巴黎崛起前的‘消极性’。”[8]这些研究一旦完成，他一定会从中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我们看到在得知巴黎出事之前，抵抗就已经在外省发生了。”[9]

随着文献资料的增多，革命现象就变得复杂多了，观察也深入了许多。贵族、资产阶级、人民之间三角关系的形成，后续影响众多。巴黎的真实作用凸显。

在这方面，并循着一种相同的过程，托氏渐渐纠正了他关于中央集权化的看法。他曾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了一种将两个时期统一在一起的中央集权化潮流的延续性，他当时对这个论点表述得很成功。他的研究使他看到，大革命一开始就坚决主张非中央集权化。他把这一点记了下来。然后更进一步，他观察到了两个相反的潮流的存在，它们对同一群革命者产生了影响：一方面，是一种非中央集权化的意愿，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央集权化的坚持。[10]

看看托氏关于大革命时期宗教问题的研究我们会感到更受教益。在1836年的文章里，只有教士在政治上有能力享有一个很有限的位置。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作者起而反对他们（他们在法国和国外都人数众多），因为他们认为大革命基本上是一种反宗教的运动。然而他还是忘不了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那种强烈的反教权甚至反宗教的**。尽管这种**在大革命上留有显著的印记，他还是把它看作一种偶然事故而非本质特征。他提出的理由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推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业绩就衰亡了。”[11]这样看来，是1850年的法国一举终结了有关1789年或共和二年法国的犹豫不决，那是随笔作家的态度而非历史学家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作者的修改后来就很谨慎了。但他的笔记仍指出共和三年政治反动期间反基督教运动还在持续，并确认“对教士和天主教的强烈仇恨是革命**中最活跃、消逝得最晚的一种”。[12]同时，托氏还为那些宣誓教士做了辩护，至少为其中的一些人，说他们中间有一些殉道者，这个态度在当时的大革命历史学家中还很少见。[13]我们知道，后来19世纪末的历史学派重新强调了大革命的反宗教特征。现实政治按照某种特有的而且常常是骗人的进程再次对史学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也能带来对以往被忽略的文献资料的研究的深化。大革命中一波波的反宗教浪潮比托氏所想象的要持久一些，所以反宗教因素是很强的。

最后，为了不要在例证上叠床架屋，托氏重新思考了法国革命史在西方历史中的地位问题。在他的1836年的研究中，何以大革命发生在法国这一点解释得不很透彻，指出的原因带有很大的普遍性，它们即使不是西方共有的也是欧洲共有的，它们本可以引发一场普遍的革命。这种偏差没有逃过1836年这些文章的作者的眼睛，通过指出国王的一些作为，如平等化、集权化，他对这个问题作出了部分的解答。这并不是他的工作中最好的部分。

《旧制度与大革命》努力证明，那些欧洲更普遍存在的原因，在法国的影响特别强烈：向民主的演进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突出，仍在反对这个进程的人在这里也最不得人心。对旧制度的深刻了解使他得以更好地解释大革命。此外，他还把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进行了比较，并同时引证了美国革命的资料。他否定了美国革命的影响，因为很显然：“美国人似乎只是贯彻了我们的作家们的理论……就好像费内隆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了萨朗特。”[14]那景象是惊人的，但不值得作示范讲解。

应该在托氏为他的书的续篇所做的笔记中找一些论点。我们找到了一个亮点：“为什么同样的一些原则和相似的理论只在美国引起了政府的变化，而在法国却带来了社会的整体颠覆？”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大运动之间的反差——这不是规模上的反差，而是性质上的反差（的确，这里有点夸张）。托氏十分看重这种反差，并认为“从这个观点中我们能了解到很多东西”。

转到英国方面，托氏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法国革命主要是为了争取平等，而英国革命几乎只是为了争取自由。人民在法国发挥了主角的作用，在英国只是个配角。”

通过这两种比较，托氏凸显了法国革命的社会特点，凸显了“阶级仇恨”在法国革命中的作用。[15]

终于，这位历史学家的研究又重新表现出随笔作家的直觉，只是这种直觉现在更明确、更细腻了，并被置于一个复杂和变动不居的历史事件的整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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