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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裂 托克维尔笔下旧制度的致命弊病（第2页）

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17]

这段文字表明社会分裂首先致使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不再能充当约束政府的力量。依靠社会，尤其是社会中的各个团体，形成约束专制政府的屏障，这是托克维尔秉承自孟德斯鸠的思想。但他黯然神伤地看到，旧制度下各阶级的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144页）。而且按照托氏的理想，在反抗专制的斗争中，应当由贵族一马当先，然而由于贵族坚持隔绝于其他阶级，已无法充当各阶级的领袖，也无法组织人民反抗王权。

社会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表现为前者不仅能约束后者同时也能援助后者，然而，旧制度后期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在前工业社会中，饥荒频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中央政府希望获得社会的帮助，但它最终陷于孤立无援之境。[18]因此，可以说社会的分裂能使国王政府短期受益，因为彼此冲突不断的各个小团体需要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子做仲裁；然而从长远来看，政府失去了来自社会的援助力量后变得脆弱不堪，君主制由此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由路易十四奠定的绝对君主制的宏伟大厦最终轰然倒塌。托克维尔还将大革命中的旺代叛乱作为一个耐人寻味的特例。在旧制度下的安茹省（即后来的旺代），贵族们不愿脱离农民赴宫廷效力，这在时人看来简直是不识时务，然而这也正说明这一地区没有陷入阶级分裂的困境，社会依然存在活力，也正因此旺代地区的贵族在革命中誓死捍卫君主制度。[19]

社会的严重分裂不仅会腐蚀政府赖以存在的根基，它也很容易转化为极其尖锐的政治冲突。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时，法国人原本指望三个等级的代表能够共商大计，化解财政困境与政治危机，然而这个会议实际上将法国推向了革命。我们往往认为是当权者拒绝改革导致了政治协商的失败，托克维尔却指出了更为深层的原因：

60年前（即1789年——笔者注），当时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的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20]

最令托克维尔忧虑的是，长期的社会分裂释放出的仇恨、嫉妒情绪不会因大革命的退潮而消散。使法国人彼此分离容易，但要使他们重归于好则困难得多。[21]

托克维尔关于旧制度下阶级分离、社会分裂的探析发人深省，他讲阶级冲突与仇恨，但不是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殊死搏斗，更没有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占据历史舞台的线性逻辑。他抨击贵族的自我隔绝，但是并不认为社会危机仅是由贵族的特权及无能造成的，而是从制度层面剖析社会分裂的深层原因。更难得的是，托克维尔意识到了社会与政府之间应当建立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从其分析我们可以推断这样的关系应当是：政府促进（或至少不阻挠）社会中的各阶级、团体较为融洽地相处（三级会议、市政生活等公共政治领域尤其能推动不同阶级的成员和衷共济，观照普遍利益）；社会在约束政府的同时也援助政府，二者之间唇齿相依。这样的见识不仅适用于旧制度或19世纪的法国，对当今世界也至为重要。

不过，也应注意到，托克维尔在书中渗透了颇为强烈的感情色彩，以今天的研究来审视，他无疑夸大了旧制度下中央集权的程度，似乎也美化了中世纪后期的封建社会。更为重要的是，旧制度下绝对主义的历史不只是罄竹难书的罪恶史，它对于法兰西民族的构建也有积极意义。

[1]庞冠群，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桂裕芳、张芝联校，商务印书馆，1992）第二编第九章小标题为“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第十章开篇指出，“我刚描述了在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由此可知，托克维尔将法国社会分裂成一个个自私自利的小团体的现象当作旧制度的致命弊端。“阶级分裂”的说法见144页，公民的分裂见146页，他称“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

[3]RolaheInstitutionsofFraheAbsoluteMonarchy，1598-1789，theUyofChicagoPress，1979，pp。124-125。

[4]LIbid。，p。126。

[5]JeremyD。Popkin，AHistoryofModeric。，2001，p。11。

[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255～256页。

[7]WilliamDoyle（ed。），imeFrance，OxfordUyPress，2001，p。48。资产者（beois）这个头衔本身就意味着此人非贵族，主要靠工作生存，但这种工作主要是脑力劳动而非体力劳动。参见RolaheInstitutionsofFraheAbsoluteMonarchy，1598-1789，p。237。萨拉·马萨也指出，资产者总是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与“有闲”紧密联系在一起，“巴黎资产阶级的头衔禁止他们以双手从事劳动”，“不能做任何有失身份的事情”，这与对贵族的限制十分相似。参见SarahMaza，TheMythoftheFrenchBeoisie，AheSocialImaginary1750-1850。HarvardUyPress，2003，p。22。

[8]参见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4页，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威廉·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13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法国革命史专家乔治·勒费弗尔在20世纪前期指出：“尽管法国资产阶级也主要集中在各个城市，但在18世纪乡下小村庄里，越来越多的家庭‘以资产阶级的方式’生活着——律师、医生、商人、投资收入拥有者。资产阶级与其他人口混杂在一起，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承担起大革命领导责任的原因。”资产阶级与人民打成一片并领导了大革命的观点，曾长期在史学界以及教科书中盛行。不过，20世纪60、70年代，以科本（A。）和孚雷（F。Furet）为首的法国革命史修正派学者推翻了大革命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典解释，否认上升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者。

[9]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0页。

[10]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33页。

[11]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4页。

[12]在法国旧制度下，买官制度不仅长期广泛存在，而且它是公开的、合法的，所售官职都明码标价，跟官场腐败没有关系。这一方面由于法国政府时常感到财政拮据，另一方面是因为法国人特别爱当官，有了钱的平民若不捞个一官半职就死不瞑目。这两方面的原因相结合就促使法国人把买官制发展到了极致。这些买来的官职被当时的人讽刺为“平民的香皂”，用它可以洗刷掉平民的身份。这种“香皂”也不是一洗就灵，因为买到了官职不会被马上封为贵族，有的要任职满20年才能获贵族头衔，还有的要付出两三代人的时间。这种被授予的贵族头衔是可以世袭的。参见弗朗索瓦·布吕士：《太阳王和他的时代》，38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13]参见HaydnT。Masooe:booksaiohtury，Oxford，1998，p。258。

[14]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19页。

[15]参见多伊尔：《法国大革命的起源》，128页。

[16]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28页。

[1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71页。

[18]同上书，167页。

[19]参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59页。

[20]同上书，145页。

[21]中译本原文为“使他们彼此分离比使他们重归于好要困难得多”（145页），此处显然为误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