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国内学人评论（第1页）

国内学人评论

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一个核心思想

崇明[1]

一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在内心深处悲叹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人被革命与专制交替折磨的悲惨命运。

这种历史轮回的不幸结局，曾经一度是他们的伟大精神导师、名气在这里远远超出这个法国人的马克思这样调侃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旁观者而言是笑剧，对于亲历者来说恐怕只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哀叹：“我们身处一个动**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遥远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凑巧的是，托克维尔的哀叹和马克思的调侃都是由同一事件引起：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后称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推翻了1848年2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国，实行个人独裁，进而复辟称帝。他不过是效法他的伯父半个世纪之前的作为：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热月共和国，五年后把湮没在大革命血泊里的王冠捡起来，清洗装扮后带回自己的头上。如果说1799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处于内战外侵的生死关头，那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虽然要针对少数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安靖维稳，但既无内战之虞更无外侵之忧；如果说拿破仑发动政变时年轻有为战功显赫，他的侄子在时人看来不过是平庸之辈、乏善可陈。但侄子头上罩着伯父的闪亮光环，冠名拿破仑的复制品也足以让法国人屈膝投怀——难怪小拿破仑和法国人你情我愿的这一出被马克思讥为笑剧！

1851年的法国人被三年前1848年的两场革命吓破了胆，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让革命阴魂不散、社会主义徘徊窥伺，住在里面的农民和资产者们瑟瑟发抖，对能让自己体面度日的一亩三分地和房产薪水忧心忡忡。他们在小拿破仑身上看到的是当年那个终结革命但让法国人保住了从革命中得来的财产和饭碗的铁腕皇帝，于是先用选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1848年12月第二共和国第一次总统大选，在流亡中度过了大部分岁月、碌碌无为的小拿破仑以压倒性优势当选），接着又用选票供奉他的刺刀（1852年法国人通过全民公决，为1851年政变赋予了合法性），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不难理解，因为小拿破仑政变愤而退出政坛后，托克维尔首先觉得要搞清楚的是：何以1789年开始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在十年后会以拿破仑的政变和专制终结，“何以共和国会准备接受一个主子”？何以“他们在十年里取得的所有利益中，他们唯一准备抛弃的是自由”？

托克维尔发现，原因就是，很多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如果这个主子无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他们便会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个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热爱自由的法国人却因为长期生活在专制中失去了运用自由的能力，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却因为滥用自由而招致混乱，最后在对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专制。

然而，法国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而是旧制度开始剥夺他们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开始变得奴性，以至于在他们以为已经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旧制度之后，仍不知不觉地从中复制他们的思想和**。于是托克维尔最终从对拿破仑的研究转向了对旧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国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顽固的专制心态的病根。他在1853年11月动笔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年出版。

二

旧制度并不旧。1789年法国革命开始后，试图和历史一刀两断的革命者把他们刚刚终结的政治和社会体制称之为旧制度（theime），以此宣称他们要为人类文明开创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新事业。托克维尔恰恰要揭穿革命者和他们的继承者的幻想：他们以为在开天辟地，其实在很多方面他们不过是继承和强化了旧制度。

旧制度并非欧洲中世纪那种等级分明的封建制度，其中国王并无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不过是第一贵族。15世纪以来，法国国王开始加速强化并拓展其权力，不断打破封建等级制、团体主义和种种传统法律的限制，试图建立中央集权，从而将其统治延伸到王国的每个角落和每个臣民。由于王权并没有摧毁封建制而是将其从国家政治特别是行政管理中排挤出去，因此旧制度在很多方面仍然维系了封建制的表面特征，譬如虽然贵族已经逐步被国王剥夺了其传统的政治权力，但仍然保持如免税等种种社会和经济特权。这也是为什么大革命以来很多法国人把旧制度等同于封建制；而在托克维尔所处的19世纪上半期，人们普遍赞赏中央集权，并视之为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伟大成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不遗余力地澄清这一误解，反复指出中央集权是旧制度的产物并构成了它的根本特征，殚精竭虑地揭示旧制度当中那些被封建残余遮蔽了的现代国家因素。

托克维尔标新立异并非出于学者的虚荣心，而是出于忧国忧民的政治关切。在他看来，1789年的大革命和之后法国政治的动**都需要到旧制度的集权中寻根究底。大革命的爆发虽然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如政府的财政危机、1788年冬季和1789年春季法国恶劣的气候和经济形势，但其起源却是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社会断裂。集权的强化反而削弱了政治其权威；这种情况下，经济或社会危机的星星之火便会瞬间酿成燎原的普遍政治危机，中央权力失去社会的支持而崩溃，社会自身被长期的集权化过程剥夺了自我组织的政治能力，在危机面前加速走向解体。一言以蔽之，中央集权准备了大革命。

那么，既然中央集权是导致革命的罪魁祸首，是否因此可以断言它反动愚蠢、陷法国于贫穷和灾难而遭人唾弃？确实，最为专权强横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驾崩时留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民生凋敝的法国。但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三十年，法国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政府致力于种种改革：改善农民和穷人的处境，修正行政治理的弊病，推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这一时期可谓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是一位虔诚善良、关注民生的君王。“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事实上，正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而政府却未能通过进一步改善来满足期望、减少不满，反而进一步加大了不满和期望之间的差距而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改革引发革命，触目惊心！这岂不是对锐意改革的人当头棒喝？

显然，托克维尔正是要提醒改革者改革的艰难，而长期压迫民众的坏政府所要进行的自我改革尤其充满风险：“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伟大天才是罕见的，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戈尔巴乔夫比他幸运很多，保住了脑袋，但也不幸沦为自己发动的改革的政治牺牲品。

坏政府之所以改革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以坏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哪怕是好的改革，其结果是加剧了政府的坏，积重难返。

三

无疑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的中央集权是一种坏政府，虽然他也指出其建设和改革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文明的方向。中央集权的“坏”根本上在于它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它以为统治没有自由而不能与之对抗的国民才意味着它的强大，但它不知道这样做恰恰是自我摧毁。确实，当社会被剥夺了政治自由之后，它“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政府可以为所欲为；然而同时，它“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间就会全部毁灭”。“在那些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为什么要到中央集权那里寻找大革命的起源？因为“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疾病”。

中国人通常把封建和专制联系在一起。但是在面对欧洲历史时，我们需要牢记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女作家斯塔尔夫人的一句话：“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是现代的”。在欧洲的封建社会，王权受到贵族和教会的约束，国王需要借助三等级共同参与的议会进行统治；城市拥有自治权，民众通过选举共同处理城市事务；农村由领主在农民的协助下进行治理；各种行业和团体也有其独立的权利。这个社会的特点是充满多样性，缺少统一的中央权力。这既是其缺点，也是其优点。缺点是国家内部缺乏统一的法律、市场、管理，等级、团体、地区之间有各种阻碍，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优点是不存在专制的中央权力，民众拥有各种地方和团体自由来进行自治，而这种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在充满等级和身份差异的法国维持了共同利益和社会稳定。

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不断挑战传统的等级制和团体社会对其的限制，试图以服从国王、从上到下的官僚体制削弱和取代贵族、城市、团体、教会因各种特权而拥有的政治自由和权力。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可以说无处不在，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托克维尔当然知道法国需要强大、统一的政治权威。他在二十年前的另一部名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曾区分过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前者是处理全国事务、掌控国家资源的中央或国家权威，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行政控制。前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后者则往往被误认为是前者本身或者是其必要手段。托克维尔则指出以行政集权来构建政府集权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强大的行政集权反过来会损害政府集权——行政的强大绝不意味着国家、更不意味着民族的强大，反而有可能削弱国家和民族。他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旧制度中央集权的批判针对的就是行政集权。旧制度政府的“坏”正体现在行政集权上。

中国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难道除了行政集权之外还存在其他建构政府集权或国家权威的方式？当然。且不说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分析的美国的联邦制和乡镇自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被托克维尔经常引为镜鉴的英国虽然像法国一样经历了从封建制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但却避免了行政集权而保留并强化了议会传统和地方自治。相反在法国，相当于议会的三级会议自1615年就停开了，174年后它在1789年再度召开时，其直接后果便是革命的爆发。旧制度后期，中央集权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并进入了国民的日常生活。中央集权负责收税、征兵、修路、维持治安、救济穷人等；它教导农民在什么土地上种植什么作物，命令手工业者使用某些方法生产某些产品。中央集权控制了城市。中世纪的城市由各等级和团体共同治理，具有某种共和色彩，而中央集权则通过买卖官职和官僚制逐渐把城市掌握在手中，取消了城市的选举和代议制，民众被排除在城市的公共生活之外，结果“各地人民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像局外人一样生活在家墙之内。行政官员一次次试图在人民当中唤起中世纪曾建树种种奇迹的城市爱国主义精神，但毫无结果：人民不闻不问”。在农村中，教区同样逐渐处在中央集权的统治之下。中世纪时法国的教区由领主领导、民众共同参与管理。官僚系统同样把领主和农民排挤到教区事务之外，历史上敢于对抗王权的贵族领主在王权的威逼利诱之下逐渐屈服。结果领主和农民都不再参与实际的教区管理，地方的政治生活逐步消失了。此外，所有“独立自主、具有集体属性的团体”遭受了与城市和农村教区同样的命运。法国政府对于一切想从它的外部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充满仇恨，任何独立团体、自由结社都会让它畏惧。最终，中央集权遏制并逐步剥夺了封建制度中地方和团体的独立和自治，取消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试图建立一个完全服从于国家权威的社会。

四

不过，事实上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尚无法做到对社会的全面掌控。前面提到，中央集权并没有摧毁封建制而只是将之边缘化，因此封建制遗留的种种古老习俗、风尚、法律乃至弊端都可能对集权构成障碍。以高等法院为代表的司法机构对王权有一定的约束。国王在剥夺贵族的政治权力的同时不得不保留甚至增加其经济和社会特权来加以收买，因此贵族虽然不再能够参与或干预中央集权，但他们可以依据这些特权反对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国王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卖官鬻爵。君主制政府当然知道行政效率取决于执行者的责任心和服从，因此绝不出卖集权体制中的关键职位如总督和总督代理，但对于其他不那么重要的职位特别是城市中的官职则拿来交易。出资购买公职的人把公职作为自己的财产加以对待，对国王命令的执行三心二意，结果使专断的意志在执行中变得软弱。教会因其信仰、制度和掌握的土地而能够与王权保持距离。资产者通过购买官职等方式获得特权，也因此相应地获得某种独立性。正是借助于种种风尚、制度和特权，法国社会仍然拥有某种自由而可以对中央权力进行抵抗，并且为法国人推翻专制准备了条件。因此托克维尔强调旧制度绝不是一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换句话说，旧制度社会中的传统因素对现代国家构成了某种约束，因此中央集权的专制尚未达到现代威权和极权的程度。

然而，旧制度的种种自由也许能够帮助法国人抵抗甚至推翻专制，却不能帮助他们避免革命的血腥暴力，也不能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因为这些依据传统和特权的自由并不能弥合中央集权所造成的社会断裂，相反会加剧等级、团体之间的隔阂和对立。

旧制度的监护人式中央集权国家掌握了地方和公共事务，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生活，国民不再为公共事务和利益操心，彼此之间也就不需要合作和联合。非但如此，政治纽带的缺失使得民众之间的不平等变得更加难以容忍，社会紧张和对立进一步强化并渗透到法国社会的每个方面。失去了政治职能但仍拥有特权的贵族逐渐变成了封闭的种姓，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后更热衷于彰显自己的特权和出身来保持自己的优越，这进一步刺激了平民的仇恨和嫉妒。在农村，领主不再像以前一样参与和领导教区和村社的事务，但他们仍然享受种种特权、压榨农民，这使他们更令人憎恶。在中世纪，三级会议和地方自治允许资产者和贵族联合起来反对王权、保卫地方自由，联合的必要通过共同利益克服了出身和等级差异可能造成的分歧。而在三级会议停开、地方自治消失后，双方也就在公共生活中失去了联系；当他们在社会和私人生活中相遇时，因为没有共同合作的需要，彼此的差异只是激化了相互的对立乃至仇视。这和英国的情形大相径庭。在托克维尔看来，真正使英国区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正是贵族与社会的融合：英国贵族绝不是封闭的种姓，与其他阶层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们与其他阶层从事共同的事务，共同参与社会和政治生活。英国废除了世袭领地与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差异，加速了这两个阶级的凝聚。虽然贵族和平民之间也会存在对彼此的不满，但公共生活的合作必要抑制了这一不满。正如政治自由的存在使法国贵族蜕化为自私封闭的种姓，政治自由的存在把英国贵族转化为担当政治和社会责任的精英，同时促成了社会阶层的流通与合作，能够使国民以协商与合作的方式来处理共同事务、应对危机，对国家的权威予以限定的同时也使之得到支持。在19世纪，与法国的不断革命不同，英国通过三次议会改革及其他相关政治和社会改革不断扩大民众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和参与，成功地避免了革命并把英国建成为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坏政府的改革导致革命，好政府的改革则能避免革命。

在法国，中央集权除了造成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隔离，也造成了资产者与其他民众之间的对立，因为它把资产者也同样变成了享受特权而不承担政治责任的阶层。农村中的资产者为了逃避税收利用一切机会逃避到城市中去，结果资产者与农民分离，农村与城市彼此仇恨。在城市中，资产者急于谋求官职以获得免税的特权并可以把自己和下层民众区分开来，于是城市内部也陷于分裂。不仅如此，资产者之间也分割成各自享有不同特权的小团体，彼此争吵不休。中央集权对国民之间的分裂乐观其成：王权为了阻止不同等级和团体国民能团结起来一致行动，对他们分而治之，在他们之间制造对立。托克维尔指出：“没有什么比阶级仇恨和嫉妒更有利于培育专制主义。”旧制度末期，除了中央集权之外，法国已经不存在凝聚国民的政治纽带；因此一旦中央集权出现危机，整个民族便陷入动**当中：“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中共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大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并且，大革命为彼此积怨已久的法国人提供了报复和宣泄仇恨的机会，其暴烈和恐怖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