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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策论意义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吕西安若姆访谈录（第2页）

法国大革命不认可结社权，无论是在《人权宣言》当中，还是在《1791年宪法》当中，由于大革命的原因，以及后来共和派对宗教团体的担忧，结社权在法国一直是个棘手的问题，甚至相对自由的1901年法案，也对宗教团体有诸多限制。直至1971年，宪法委员会才在结社自由问题上作出独立于政府的决定，认为政府不能再宣告“授权”一个团体成立。

应当注意的是，伴随着旧制度的崩溃，国家权力在1789年革命中赫然崛起。并不是由于君主、贵族、天主教会遭到抨击，国家权力就随之衰落了；恰恰相反，大革命意味着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国家权力，尽管革命后确实经历了一段混乱无序的时期。概括地说，这种新的国家权力将分化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一条是宪政之路，制宪议会的改革者们与斯塔尔夫人等遵循的就是这条路线；另一条则是大恐怖、例外政府，它自1793年12月开始运作，并持续至1794年7月罗伯斯庇尔倒台；拿破仑也继承了这一路线，并因此建立行政集权，强化政府权威。

潘丹：所以，大革命对国家权力的强化，实际上是遵循着旧制度时代的既定方向，并通过进一步牺牲个人权利的方式来实现的？

若姆：没错。对此，人们或许会反驳我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不就是捍卫公民权利不受国家侵犯的壁垒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没有一项条款是确保公民有权反对代表们制定的法律的。人们的自然权利都是由法律重新定义的，如果人们不能对代表们制定的法律表态，自然权利也就失去意义了。革命者们本应当再设立一名独立的法官，负责审查代表们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和人权宣言，但革命者们最不想设立的恰恰就是法官，因为这让他们联想到旧制度下的高等法院！人权宣言宣称：法律就是“公意的表述”，没有任何一名法官能够阻止或监督公意。

在法国，迟至1791年，才设立了合宪审查机构，即宪法委员会，它负责审查法律是否合乎宪法及人权宣言的规定。而美国人早在19世纪就已经采纳合宪审查措施了。倘若没有一个独立的仲裁机构来监督政府和议会，就算法律文本写得再漂亮，也不会有什么效力，或发挥什么实际作用。还需要关注的，是如何设立这一独立的仲裁机构：在法国，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如何任命宪法委员会委员的程序，这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十分钦羡美国法官的权力，无论在哪一级法院，美国的法官都可以在怀疑一项法律是否合宪的情况下，搁置实施这项法律。2008年，在萨科齐的推动下，我们引入了一个类似的程序，所有法官都能够审查一项法律的合宪性。这一点在级别较高的机构中已经存在了，例如宪法委员会和负责审查行政法令的国务委员会。这是一项对公民有利的措施，它与大革命的精神迥异，因为它赋予司法机构更多的权限。

潘丹：这样看来，中央集权的强化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一以贯之的主题。在本书中，托克维尔主要批判了中央集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那么它在法国是否也曾起到过积极作用呢？如何客观地看待中央集权的作用呢？

若姆：托克维尔所言的“中央集权”究竟指什么呢？就是地方上一切事务，都交由中央政府来决定。我们可以通过中央集权的后果来理解这一词的内涵：只有处于首都巴黎的中央政府，能够在所有外省、所有地方捍卫与特殊利益相对的整体利益，因为地方权力机构很可能成为特殊利益和腐败的牺牲品。这也意味着，国家首先是一个行政国家，然后才是一个代议制国家，即政治国家。在法国，无论对于革命者们还是对于拿破仑来说，政府是国家的支柱，实际上至今也如此，哪怕弗朗索瓦·密特朗1982年的改革，及其后让-皮埃尔·拉法兰在雅克·希拉克任职期间的改革曾把分权引入法国，但基本情况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

人们曾说，在法国颁布的15部宪法背后，有一部永恒的宪法，即行政集权，这意味着政府的权威。由于坚信只有在国家机关的捍卫之下，公共利益才能得到尊重这一理念，人们还设立了一个专门的行政司法机关，即由波拿巴创立的最高行政法院，它负责解释什么是公共利益。

近三十年来，这一理念遭到挑战。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政府不再能够干预所有问题，对社会生活的介入越来越少。公权力不再能够垄断公共利益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它还将许多职能授权给有私人利益参与的机构。这样，公共利益成为各种特殊利益之间的对话与妥协，而国家不过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这就完全改变了大革命中所盛行的哲学原理与规范准则。

此外，还应当承认，中央集权曾在法国历史上起到积极的作用，例如发展出一套理性而有序的行政机构；此外，它还在法国各地（继而在殖民地）推进了一项强有力的教育措施，因此，当时的公共教育部长有一支名副其实的“教师军队”；托克维尔的同时代人维克多·库森曾开玩笑地说起他的中学哲学教师“军团”。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学校是实现社会升迁的重要门径，人们得以通过教育进入城市、进入首都。农民的孩子首先成为小学教员，教育乡村的居民，或者成为职员；他们的下一代，则有可能成为大学教授，也有可能在巴黎或外省当公务员。通过两三代的努力，他们有可能担任要职，或者在工商业领域干一番事业。因此，中央集权是促进社会流动的一个主要元素，尤其是在第三共和国的时候（1871—1940），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上，托克维尔一方面在批判波拿巴主义，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他和许多法国人一样，对拿破仑为法兰西带来的荣耀感到骄傲。但他清醒地认识到，不能沉溺于这种荣耀，为了法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进入第二阶段：分权改革。

潘丹：中国读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改革与革命之间的联系，因为人们现在都知道了托克维尔的这句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自我改革的时刻。”这句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

若姆：改革之所以会在法国引发革命，那是由旧制度的脆弱性造成的。上面的讨论已经说明，君主在旧制度下怎样通过卖官鬻爵，通过让世袭贵族与新贵彼此对立，人为地使各个阶层彼此隔离，使社会分化为原子化的个体。这个由君权塑造的社会，是一个被嫉妒吞噬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希望比他的邻人拥有的更多。这样，当大臣开始改革时，情况就急剧恶化了。

因为促使这个社会运转的，正是这种嫉妒之情。当人们尝试将改革付诸实施时，每个人都希望从中获益，每个人都希望保住既得利益。例如，当人们试图令贵族纳税时，必然遭到贵族及高等法院的拒绝，是他们成为改革者的对立派。当卡隆尝试进行改革时，国家已经负债累累。1787—1788年间的改革遭到特权阶层的抵制，这使国王威仪受损，并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并很快丧失了控制局面的能力。基于高等法院穿袍贵族的叛乱，很快就招致第三等级的叛乱，尽管他们与贵族的利益不同，也从既有权力中得到了些许好处，但改革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权力太小了，因此也图谋从改革中攫取更多利益。

潘丹：也就是说，尽管改革确实是革命爆发的一个诱因，但更深层的决定性原因还是旧制度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是由中央集权的消极作用造成的，它一方面致使人们彼此嫉恨，一方面使人们对公共生活漠不关心。不过，特权阶级或既得利益者对于改革的抵制确实激化了矛盾，这迫使国王召开三级会议，并导致革命情势最终失控。作为旧制度下享有特权的阶层，贵族在大革命爆发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有趣的是，托克维尔本人也是贵族出身，这样的身份对他评价贵族阶层有什么影响吗？

若姆：托克维尔出身于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先要么是穿袍贵族，要么是佩剑贵族，他毫不赞成买官卖官的行径，也不赞成君主出售贵族头衔的行为。此外，身处19世纪，他不太喜欢与自己同时代的那些自命不凡的贵族，因此，他拒绝接受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贵族头衔，但他还是保留了托克维尔家族流传下来的城堡，从他的通信中不难见出，他为自己家族的城堡感到十分自豪。

在托克维尔的祖先当中，有一位十分著名的穿袍贵族，即他的外曾祖父马勒泽布。马勒泽布先生曾经担任法官，还是一位权臣。当高等法院以君主之名行使书报审查权时，他曾暗中保护过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但在大革命期间，他也在路易十六受审时自愿为这位国王做过辩护，结果招致灭顶之灾——不久之后，马勒泽布和他的家人就被送上了断头台。托克维尔认为，马勒泽布在君主面前捍卫民众，在民众面前捍卫君主的做法，正是他极为珍视的“贵族精神”。

托克维尔是一名有些奇怪的贵族，他在书里不停地批判君主、批判贵族。托克维尔是有独立精神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看问题的态度并不是很客观，它也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我在《托克维尔：自由的贵族渊源》这本书里曾引用过基佐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在谈论、批判现代民主的时候，是站在一名被制服的、被说服的贵族的立场上，而不是作为一名理直气壮的战胜者。”而基佐自己是拒斥民主的，又希望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精英的政府。托克维尔的内在矛盾就在于，他一方面拥护民主，一方面却憎恶资产阶级。他希望现代民主能够通过汲取一些传统贵族的价值来完善自身。

潘丹：可见，托克维尔并没有完全否定贵族存在的意义，甚至肯定了封建制度下贵族自由的价值。您认为托氏的这一观点对于思考革命后法国社会的问题有什么启示？如何才能实现自由与平等的融合，从而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若姆：托克维尔认为，拒斥民主制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已证明民主制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注定的命运。但人们可以通过努力来防止出现“民主的专制”，为此，我们应当捍卫贵族的一些价值，并以此教育民众、驯化民众。这方面托克维尔自己也曾身体力行，例如他当过议员，还当过外交部长，试图忠诚地为民主制、为共和国效力，尽管在内心深处，他似乎更喜欢君主制（遵循分权制衡原则的立宪君主制）。而托克维尔自己的父亲，就曾在复辟时期出任行政长官，在他眼中，这就是贵族为现代社会效力的榜样。

事实上，托克维尔所肯定的贵族只是中世纪的封建贵族，而非18世纪变得对君主奴颜婢膝的贵族。他对封建贵族的看法既是理想化的，又没有完全忽略实际情况。说他理想化，是因为他在封建贵族身上看到许多美好的品质，如大公无私、乐于奉献，以及高贵的灵魂；说他没有完全忽略实际情况，是因为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封建社会是一个罪孽深重的时代，又是一个不乏崇高美德的时代。”封建贵族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构成王权的制衡力量，而现代民主则倾向于强化国家权力，缺乏制衡力量。此外，封建贵族的价值，还在于其富于责任感，讲究对集体、对上级封建领主、对上帝都要负责任。托克维尔认为，应当在民主制中引入对集体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的诞生，有赖于“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他认为，美国人正是基于“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才为地方性的团体即乡镇这一共同体服务的：人们为集体服务，是为了因此得到认可，获得好评，获得赞赏；或者因此获得权力，能够干一番事业，或者得到丰厚的经济报酬。就个人而言，托克维尔不喜欢这种功利主义的生活，但他意识到，这一原则在美国的实践颇有成效：通过为整体利益服务，来获得个人利益的满足。

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贡斯当曾极力推崇无私的品德。但托克维尔认为，这在民主社会，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切实际的。也就是说，现代民主必然要促进经济发展，促进财富积累，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也必然会追求个人福利、寻求生活安逸、谋求发财致富。然而，现代民主的这一倾向是与政治自由相冲突的，因为醉心于发财致富的公民将会逐渐忘却自由，忘记了正是基于自由，才建立了资本主义，才具备寻求个人福利的可能性。在沉溺于更安逸的生活、享有更多福利的时候，他们忽略了政治自由。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前言中所谈到的那样，正是这种对物质享乐的沉溺、对政治自由的忽略，使拿破仑三世轻而易举地建立起专制。这体现了现代民主的矛盾性，为此，托克维尔强调结社的重要性，因为这让人们能够共同行动；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也是促使人们为集体服务的动力。因此，应当教育人们，使他们明白为了个人利益着想，应当为集体服务，应当相互合作、彼此结社，从而构成国家权力的制衡力量：这是从美国的经验中获得的启发。而对于托克维尔来说，在他的先辈当中，外曾祖父马勒泽布和在路易十八时期出任行政长官的父亲，都是为集体服务的榜样。

总之，托克维尔认为，现代民主的悖论就在于，它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却又倾向于摧毁自由；它同样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且对平等的热望远高于对自由的渴望，甚至为了追求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直至建立起“民主的专制”，在这里，所有的公民都失去了自由，但他们却是平等的！对他而言，波拿巴主义是令人恐惧的，因为它在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却剥夺了人们的自由。

依照托克维尔的想法，当下社会应当十分重视结社自由，因为，第一，结社让我们得以共同行动；第二，还应当注重分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公民社会的活力，让人们重树自信；第三，应当接纳那些卓越的个人，无论是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还是艺术家，允许他们从“民主的平等”中稍稍脱颖而出，应当鼓励、认可这些卓越的人，而不是把他们压制到平均水平。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那里获得的三个启示：结社、共同行动、接纳卓越的人物。而这一切，都与公民教育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就是教育公民在权力面前保持个人责任感与社会责任感。

对此，我希望人们也能关注托克维尔的另一本书，即《论美国的民主》（1835—1840），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探讨了民主制下的社会生活、社会交往、公共舆论、信仰等问题，对他来说，民主既是一种政治体制，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我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与民主—政治权力——托克维尔的直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