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二 礼仪文明（第1页）

二礼仪文明

老北京人多礼，在这一点上最无愧于“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通常在说到这“多礼”之后，不免要感叹世风日下。这并不总是遗老情怀。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凭吊流逝中的文明，也应能表现现代人的豁达气度的吧。

礼仪文明是北京魅力的重要来源，并曾构成过北京人形象的重要侧面，是其外在形象亦是内在气质。老舍曾不无自豪地写到过，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他的作品中商人固不失斯文，近郊农民也因蒙教化而与别处气质不同。礼仪规矩并及于鸟类：“别小瞧这养鸟儿，自老年间就很讲究个章法呢！”（《红点颏儿》）北京到底是北京，即使骗子行骗也能骗得不胜风雅，彬彬有礼。《那五》中使主人公上当吃亏的，就是这种京产的骗子。鲁迅新编故事《采薇》里的强盗，不也十足京味？这里或者也有礼的妙用。

北京人的多礼，也缘于满族、旗人文化。“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四世同堂》）。汉民族有礼仪文化的悠久传统，北京市民却要向旗籍人学“规矩礼路”!传统社会因自身闭锁而更有同化力，如对上文中提到的老王掌柜，对进城谋生的祥子，对近郊农民。文化犹之陶轮，其塑造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们说习染，说耳濡目染，用了更古老的说法，曰“渐”。由风（习尚）而造人，因人而成风，到了后来，不必借诸训练，文化环境即实施“教化”。这也是典型的高度发展了的乡土社会。

礼仪文化的功用在这里也如在别处，最终在于使人类彻底脱出荒野，纳入农业文明。作为治道、统治术，则在有效地“牧民”，使其失掉犄角和利齿，驯顺守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篇》）。乡土社会中成熟的臣民都极明于“分”。北京话有“应分”。守分，不逾分，不作非分之想、非分之求，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礼”于是进入了最日常的思想行为。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本分），依循社会、公众认可的生活轨道，其结果是社会的稳态、常态。在人，“分”多半指其社会地位（社会伦理秩序中的位置）而非社会职业。“守分”并不包含现代职业要求，也不能无条件地转换成职业道德。这里的“分”多半是先天的、出诸社会的强制性安排，是社会结构中个人被派定了的地位、角色。所以才叫“应分”，须“守分”。

人各安其位，是当道者的愿望。经了习染、教化，也会成为普通人的本能。洋车夫小崔受了大赤包的羞辱（“大赤包冷不防的给了他一个气魄很大的嘴巴”），他不肯还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的身上”（《四世同堂》）。你悲愤于小崔的不争，却又会想，人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也是进化的结果？

进入了普遍人生的礼，其意味给复杂化了，不再适于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判断。北京人极讲“体面”，老舍也常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心爱的人物：“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四世同堂》），回民金四“又多么体面”（《正红旗下》）!“体面”在这里，形容人的美，仪容姿态的美。《我这一辈子》中落魄前的“我”体面，《正红旗下》里年轻的旗人后代福海体面。这些都是北京人中的漂亮人物。人物的“漂亮”总令人喜悦。汪曾祺笔下卖烤白薯的也自不俗，因为人精神，体面：“白薯大爷出奇的干净。……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安乐居》）。

训练出这一种仪态的，就有北京城的礼仪文明。“礼是按着仪式做的意思。礼字本是从豊从示。豊是一种祭器，示是指一种仪式。”〔5〕仪式一旦娴熟，也会如入化境。在上文中的洋车夫小崔，礼是习惯性克制；在文化更熟的北京人，则是姿态行为以至整个人的艺术化。这才近于理想境界。《正红旗下》写大姐，“她的不宽的腰板总挺得很直，亭亭玉立；在请蹲安的时候，直起直落，稳重而飘洒。只有在发笑的时候，她的腰才弯下一点去，仿佛喘不过气来，笑得那么天真可怜。”你觉出了作者本人对人物的赞赏爱怜。同书中福海二哥的请安，更是一种行为艺术，足以令人为了欣赏形式而忘了内容。“他请安请得最好看：先看准了人，而后俯首急行两步，到了人家的身前，双手扶膝，前脚实，后腿虚，一趋一停，毕恭毕敬。安到话到，亲切诚挚地叫出来：‘二婶儿，您好!’而后，从容收腿，挺腰敛胸，双臂垂直，两手向后稍拢，两脚并齐‘打横儿’。这样的一个安，叫每个接受敬礼的老太太都哈腰儿还礼，并且暗中赞叹：我的儿子要能够这样懂得规矩，有多么好啊!”大姐二哥，都是“熟透了的旗人”，不但动合规矩，而且美得如出天然，使你忘记了那种礼仪的繁缛，不合理，压抑人性。老舍写福海，不免解说太多。《茶馆》中的王利发掌柜更是活的礼仪大全——自然是生意人的礼仪大全，其完备性在这一方面无以过之。只不过也因此，礼也就显出了它本身的讽刺意味。

韩少华在《少管家前传》里，写少管家礼数上的精细周到，竟也流露出与老舍相似的欣赏神情。这福海式的漂亮人物也如福海，动止中节，一言一行都像有尺寸管着，却又极自然，似乎不假约束——也是传统社会做人的理想境界。到了这境界，礼仪行为即艺术化了。由技术而艺术，极人工反近天然，做人圆通之至倒令人不觉其圆通，“礼”于是乎成为“其人”的一部分，使人物尽善尽美，无可挑剔。

外在规范化为生命活动的自然节奏，是礼内在化的过程。这才真合于制礼者的初衷。由这种标准看，大姐二哥未见得已臻极境。那小说中另有一个不大起眼的人物，父亲，不如上述人物“漂亮”，甚至显出几分“拙”，却似更能体现这种文化对于人的要求。在父亲，礼并不表现为应酬的潇洒利落，而是渗透于性情且由内而外地弥漫在眉宇间的宁和之气。对此人物，作品着墨不多，省俭的描写却更能动人。“有人跟他说话，他很和气，低声地回答两句。没人问他什么，他便老含笑不语，整天无话可说。”每逢姑母发威，“骂到满宫满调的时候，父亲便过来，笑着问问：‘姐姐，我帮帮您吧!’”

“你!”姑母打量着他，好象向来不曾相识似的。“你不想想就说话!你想想，你会干什么？”

父亲含笑想了想，而后象与佐领或参领告辞那样，倒退着走出来。

这儿更有温煦气息，一片温煦中对于命运的顺从，因顺从而得的心灵的宁静和谐：更是礼仪化的人生态度，心灵状态。外在的行为规范势必影响到普遍心态，经由不断调整，渐次达到内外一致、表里相谐；由外而内与由内而外交互作用，由此造成一种人格，一种人生境界。古城式的和谐宁静正是经由发生在个人那里的如上过程而酿成。“礼”参与设计了北京与北京人。

在活的人生实践中，有些素来为人所诟病的礼仪行为，也因情境而宜分别阐释。礼仪作为外显行为，其内心依据从来因人、因人际关系有诸种不同的。至于北京人间的应酬，则因含有对于人情极细心的体察与体贴，易于酿成“魅力”，引人怀念。礼仪甚至有可能出自人的内心需求，对人际和洽的需求。在看似“纯形式”中，包含有丰富的情感内容。

我在这里想到了王蒙《杂色》中所写主人公对边疆民族礼仪行为的情感体验。“这种美好的，却又是千篇一律的礼节，换一个时候，也许叫曹千里觉着有些厌烦，有些浪费时间。……但是，现在，在这个天翻地覆，洪水飓风的年月，在他的心灵空空****，不知道何以终日的时候，这一次又一次的问好，这一遍又一遍的握手，这几乎没有受到喧嚣的、令人战栗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外部世界的影响的哈萨克牧人的世代相传的礼节，他们古老的人情味儿，都给了曹千里许多缓解和充实。生活，不仍然是生活吗？”他的《在伊犁》诸篇一再描写了由维族哈萨克族人与北京人相似的交际应酬中体验到的人生温暖；这也应当是异乡人在老北京人中间所能感受到的。我在读那一组作品时一再想到，这位作家对于伊犁的文化认识（如对其礼仪文化和语言艺术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了北京文化的熏染？一个有高度教养的知识者以他乡为故乡岂是偶然的!

与王蒙上述情况相似，老舍当写到知识分子人物在困厄中受到京郊农家“有礼貌”、“热心肠”地款待时，他对北京文化的过于愤激的批评变得有几分游移。因为这也是“中国人，中国文化”。

也许应当说，没有了老北京人丰富到极点的礼仪性语言，也就不足以造成北京的方言艺术。〔6〕“多谢您了，回见您哪，多穿件衣服别着了凉您哪!”（邓友梅《双猫图》）“您这位还想听我说？”“您在这儿听是不？”“您又棒锤了不是？”（《北京人·二进宫》，着重号是我加的）敬词、委婉语词、使语气委婉的疑问句式，无不显示出富于人情体贴与分寸感的人际关系。“礼”在这日常语言与语境中，“世故”亦在其中。再没有比化入语言习惯的礼俗更为普泛化的了。

这里说到“世故”与“分寸”。礼仪行为在作为人际交往方式时，通常既有情感含量，又表现为关系衡度与自我行为制约。人们所批评的虚礼的“虚”，也因了上述成分的复杂性。礼仪行为在王利发（《茶馆》），有纯粹的应酬周旋，亦有真诚的体贴关照，真假虚实都有，且未必总能区分得清楚（甚至在施礼者本人）。“您知道，旗人老太太们，是最讲究面子的。有点子什么新鲜吃的，愿意街坊邻居尝一口，是个心意，也是个礼数”（《辘轳把胡同9号》）。

亲切而又适度，才合于礼。北京人的礼仪文明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乡俗人情。这里又有“分”。讲求“分际”，明于限度，也得自人类在进化中的自我塑造。在这一方面敏感细腻的程度，通常标志着一个民族文化成熟的程度。这里且不去说人类为这种进化所支付的代价，进化中的失落。

“体面”不止在仪态，这字眼儿还包含有自尊感，人的自尊自重。“体面”关心的更是人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是一种借助他人的肯定才能成立的自我评价。乡土社会的心态，向来注重环境反应、社会眼光。但关心他人眼光的“体面”确也出于自尊感。祥子当着被践踏时，最令他痛苦的，是他精心维持并引以自傲的“体面”的丧失。老北京人极其自重自爱，也由于礼仪文明的熏陶。乌世保在绝境中问自己，一问是否吃得了苦，二问是否忍得下气，三问“气或能忍，这个人丢得起丢不起呢”？（《烟壶》）这第三问，才是最要命最绝望的一问。苦吃得，气亦忍得，“人”却万万丢不得。《鼓书艺人》（老舍）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为尊严而挣扎抗争的故事。被那个社会贱视的艺人的尊严又特具敏感性。有人说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区别于西方的“罪感文化”），或许受了本尼迪克特论日本文化的启示。知耻近乎勇，士可杀而不可辱。正派北京市民在这一点上亦可说“咸近士风”。

在小民，自尊自重包含有价值态度与人生信条，半由文化熏染半由切身经验中来。老舍与其他京味小说作者在写到类似情境时，笔端总流泻着庄严的感情。落魄到作艺维生的小文夫妇气度“是这么自自然然的不卑不亢”。他们所操为“贱业”，却不自轻自贱。难能的就在这“不自轻自贱”。在别人面前，他们“表示出他们自己的尊傲”，极其“坦然”，坦然到令有狎玩之心者感到压迫。《话说陶然亭》中的几个老人，在云雨翻覆的年头，只是“各自站在各自的位置上，练自己那一套功夫，不比往日用力，也不比往日松懈，一切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一样”。这持重也表现着特定情势中人的尊严，不趋附不苟且不为威压所动的一点风骨节操。令作者们肃然起敬的也是这骨子里的“尊傲”。手艺人的自尊感更出于行业传统。“家有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是市民，尤其小手工业者、手艺人的信条。他们的自尊也建基在职业尊严上。《烟壶》中说买卖人“讲的是和气生财、逢场作戏”，而“手艺人自恃有一技之长，凭本事挣饭吃，凡事既认真又固执，自尊心也强些”。这也是传统社会的手艺人性格。老舍、汪曾祺都善写这种性格且写得动情。

老舍笔下的漂亮人物，都由自信与自尊撑持着，那自尊也就铸进了气质风度（“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的风度）。自尊使人高贵，提升着小民的人生境界。人们感受到的北京风度气派，即半由此构成。“老字号”体面的失败（《老字号》），镖客沙子龙体面的没落（老舍《断魂枪》），体面、尊严浓重化了传统技艺、商业没落的悲剧意味，使其呈现于文学时弥漫着感伤与凭吊的气氛。在市民人物，这份“尊傲”则有助于避免俗媚——通常市民文化中最致命的病象；如《四世同堂》中棚匠刘师傅的凛然之气，小文夫妇的雍容气派，闲雅神情，尊严态度，礼仪文明使古城于优雅中更添了尊贵。

北京人作为北京人的自尊，又与“北京人意识”联系着。他们不止尊爱自己，也尊爱属于自己的古城。这扩大了的个人尊严感，也是北京人文化性格与北京风度的一部分，看似非关礼仪文明却又由礼仪传统节制着。最令老北京人自豪的，就是比别处人更懂礼仪。祁老者即使日本兵临城下也不能不做寿，因为“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绝不能忘了礼节”（《四世同堂》）!

正如古代自居为“中心”的华夏民族，以文化优越的眼光看待“夷狄”，老派北京人也因袭了类似的文化中心意识，以至善良热心的张大哥不能不用了悲悯的态度对待老李，因为“据张大哥看，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佬。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是乡下”（《离婚》）。这种夸张了的尊严感源于封闭，封闭才“只此一家”。上述文化优越感是乡土社会中的普遍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