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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城市象征与城市人（第2页）

〔3〕易英：《走向纵深》，载《中国美术报》1986年第23期。

〔4〕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写了台北街头风味犹在的“吃的文化”，这城市中尚有存留的乡土情调，也写了“新潮”中时尚的浅薄和经济起飞后城市弥散的暴发户气息，类似于施叔青小说人物由香港感受到的如锦繁华中的“伧俗”。《傅家的儿女们》写如曼记忆里的台北，“还是台北的少女时代，一份清秀，一份羞怯，一份恬静的甜”。而今归来，“台北是个成熟的女人了，但珠光宝气、涂红抹绿却掩没了成熟女子动人的韵味”。差异感中又有归来者的特有心态。少女总归要成熟的，一段时间里的伧俗或也不可免。归来者固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北京索要早年间喝过的那一种味道的豆汁儿，向台北搜寻其少女时代的“清秀”与“羞怯”，北京市民口味的改变、台北的浓妆艳抹却出于普遍需求而自有其道理。城市不会稳定在某一形态上持久不变，“本土文化”更不必是也不可能是永远依旧，供人观赏、把玩的古董。

〔5〕三四十年代一批赴欧、日学画归国的画家组织的前卫美术团体如“决澜社”、“中华独立美协”等，把印象派、后印象派、野兽派、超现实主义派的绘画语言介绍到中国（亦称“新派画”）。这些现代艺术团体主要活动在上海。

〔6〕路翎写工矿，并不着眼于特定环境中人的文化性格，甚至也不特别注重人的阶级特质（尽管他描写了这一点）。他仍然关心着人性中的普遍方面，人的雄强与柔弱，人性自身各种倾向间的冲突，人对于他人、对于自身弱点的胜利，人的强大及其力量的限度等等。当然，他不是白白地或随意地把人安置在烟囱、传送带的粗野雄放的轮廓间。他也确实写到了大工业对于人性的作用，人与环境间的联系。

〔7〕茅盾的城市感觉固然受制于上海这一特定城市的氛围，也受制于欧洲文学提供的文学模型，比如左拉、巴尔扎克的作品。这影响到他对于印象的整合方式，他以什么为中轴组织感性材料，完成他笔下世界的统一。这个世界是以西欧某种“文学城市”为参照构筑的。

〔8〕也许，真正熟于城市，才能不把人的境遇归结为诸如“城市罪恶”一类道德主题，而归结为人性与更为普遍的人类处境。极城市而后有可能超越城市，使城市思考与更广阔的文化思考空间相接。

〔9〕〔美〕李欧梵：《论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10〕〔澳大利亚〕麦克杜戈尔：《中国新文学与“先锋派”文学理论》：“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新文学运动就其性质而言，究竟完全还是部分地可看作是先锋派运动。……特征最明显的是中国不存在虚无主义。尽管新文学运动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但中国并不存在像达达主义那样的反文化运动，甚至也不存在激进的未来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3期）

〔11〕都市与新形式解放了感性（审美），也解放了情欲（道德），你在文学中感到的却是紧张而非心理的舒张。这又提醒着上海在当时作为文化孤岛的现实。政治对抗的压力之外，更有城市文化圈外浩如瀚海的乡土文化的压力。即使在“孤岛时期”之前，俯临江南古旧城镇乡村之上的大上海，已孤悬乡土社会之上如“岛”一般了。

〔12〕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第3页，三联书店1985年8月第1版。

〔13〕〔日〕竹内实《鲁迅与上海》：“……日本当时的作家，有好几位到上海来受到很新鲜的启发。最受启发的是横光利一，他写了《上海》这本长篇小说，这个长篇小说现在收在《岩波文库》里面，……横光利一是‘新感觉派’，这个文学流派才是非常适合描写上海的。”“一到上海，直接碰到西欧的尖端的文化，租界有一种自由的气氛，给日本的知识分子带来许多新的启发。这样的事情另外还有，就是阿部知二的《北京》也是这样。”（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与研究》第9辑）

〔14〕在《结婚》中，作者的兴趣与其说在写主人公的人性变异，不如说在写上海以股票市场为轴心的投机活动与投机心理。这里是战时上海最活跃的地方之一，“战争时期顶能吊人胃口的地方”。战争环境中生死荣枯的瞬间变幻，无疑刺激了一切赌博性质的事业。这倒是对于中国人顽强的命定、宿命思想的嘲弄。师陀是写这个世界的理想人选。“芦焚”还是一种知识分子腔调，而且不能在“腔调”上与别人更分明地区别开来，而“师陀”阅世已久，更有历练，笔下老辣得远了。上海与写上海的，这才真有了点儿默契。

〔15〕上海形象甚至不止在写上海的作品里。一个时期文学中的江南古旧城镇（如施蛰存的作品）以至乡村，其上往往笼罩着上海的巨大阴影。这种描写凭借了上海提供的文化眼光和审视位置。上海在文学思维中的存在比之我所能描述的广泛得多。

〔16〕当然这也因为北京有一个历史久长富含文化的市民层。一个相似处又是明显的，两处舞台上演出的戏剧中，市民都决不是主角，甚至不是清晰可辨的背景。新文化运动、学生运动凭借了北京作为“文化城”知识分子集中的条件；上海近现代的城市革命运动，也几乎没有真正触动弄堂深处的市民生活。

〔17〕左翼文学本是青春的文学，较“五四”文学更富于青春气息。或者可以说“五四”文学表现青春期的烦闷，这里则更有青春期的亢奋。蓬蓬勃勃，充满着对生活的新鲜感受，尽管技术上不免于幼稚。“幼稚”在这里，也造成着青春面貌。到40年代，青年题材的文学使青春复归，却已是更为老成持重的青年。

〔18〕程乃珊对于商业世家及其子弟遭际的描写，远承三四十年代类似题材的创作（中间还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揭开了于当今读者已相当陌生的上海昔日繁华的一角，更写出工商业文化经由人（主要是商业巨子的后代）的变化近几十年间的奇特命运。程乃珊所写世界虽与王安忆小说大异，却也以其描写态度的贴近、平易，补了新文学以来有关题材创作在风格上的贫乏。

〔19〕你由同时期施蛰存（如他的《追》）、师陀等作家那里，可以找到左翼文学扩张其影响的例子。文学运动有自己的逻辑，一个世界一旦打开，一种技法一旦被发现，就随之被“共有”了。扩展了的视界、丰富了的方法必然是属于整个文学的。

〔20〕参看严家炎《新感觉派小说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21〕上海形象也并非一味情绪化。即使在情绪化的时尚中，也有极冷静的写实，如茅盾作品。40年代徐写《风萧萧》就绝无穆时英笔下的癫狂和熏人的酒气。40年代初张爱玲写上海与香港，绝无“煽情”之嫌，以嘲讽，以描写的透骨与文字的泼辣强劲，显示其俯临人物世界的智慧与文化优越。

〔22〕本土文化与西洋文化这香港文化中的两大成分，在施叔青的小说中没有妥协更没有融合，而是姘居式的并存。用了张爱玲的说法，“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掺糅在一起”（《沉香屑·第一炉香》）。施叔青小说《困》中的人物说：“结了婚，就好比跟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在一起似的，……”话说得聪明。《愫细怨》中的一对男女间，情感选择十足是一种文化选择，生活方式、伦理意识到价值系统以至具体的两性关系处置等等无所不包的选择，其严重性在个人不啻一个国家的引进文化。即使在香港，女性的地位也仍然是软弱的。“香港”是人物背后的人物。作者所要诠释的，首先是这个位居中心的人物。诠释中她的确显示出如施淑所说的女性的专断。她把呈现和解释的权力都捏在手里，毫不放松地审视与判断，使文字间饱胀着她本人的道德感情与性格力量。

〔23〕张爱玲：《流言·到底是上海人》，《流言》，中国科学公司1944年12月初版。

〔24〕王蒙作刘索拉小说集《你别无选择》的《序》，其中说“……那种闹腾劲儿，那种嘲笑别人也嘲笑自己的语言，那种意欲有所追寻但又对不准目标的惶惑，那种不惜一切的献身精神与创造欲望，那种自我夸大狂与自卑自弃，尽管有时候是以‘不象’的闹剧形式出现的，却也真实地再现了八十年代某些城市青年的心态风貌。”小说集由作家出版社1986年出版。

〔25〕更多地写到经济进程、企业改革的具体运作的改革文学，较之写改革期中乡村的作品，场景更宏伟，构思更有大城市大企业式的规模，也更理性化，有分析倾向以至“理论色彩”，强调超越情节空间的全局意识。同时较之乡村小说，缺少人性的深，而人性总是文学所能把握的最有深度的文化；少情致韵味，美感较为粗糙，难得的，是贾平凹作为美学追求的那个“旨远”；情节中文化信息的拥挤与文字本身文化含量的稀薄恰成对比，这里又隐伏着十七年至今写工厂的文学传统。城市（即使改革期中日见粗糙的城市）也应有其深邃的灵魂，文化的浓厚，情致的细腻悠远的。我们已说过文学等待着城市，这里还应当说，城市也期待着文学滋生出相应的美感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