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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王政的倾覆（第2页）

有人告诉我……今天夜晚在圣安东和圣马瑟勒郊区一定会敲起警钟集合市民，把他们带到监狱去杀害所有被监禁的人犯[50]。

但是，这一运动并不限于郊区：同一天，市中心的格拉维叶区和崩索区传出了类似的威胁[51]；9月2日，凡尔登被普鲁士人攻陷的那天，普瓦松尼区议会决定向其他47个区发出决议的抄件，声明：

为了避免危险，为了提高市民们向国境线出发的爱国热情，没有其他任何方法可想，唯有立即裁决在押的为非作歹和阴谋叛乱的人[52]。

当天下午，有一部分犯人被武装押赴圣日尔曼·代·普雷教堂附近的亚培监狱，刚一到就被正在那儿等候的群众抓住当场处决了。屠杀扩展到沃吉拉街的加尔美教堂；夜间又扩展到贡西尔日里监狱、沙特勒监狱和阜尔斯监狱；在阜尔斯监狱，屠杀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6日或7日。3日，又在圣维克多街的圣斐曼神学院和贝尔纳丹修道院执行死刑，在这里，一般的罪犯正等待着被送往土伦、布列斯特和罗舍福等地去做划船苦工。这天下午和第二天，收容贫民、流浪汉和疯子的比塞特勒监狱医院的犯人们遭到屠杀；作为女贼和娼妓拘留所的萨柏特里埃监狱也有少数死者。只有两个监狱没有被触动——科勒夫街的圣佩拉纪债务人监狱和圣丹尼郊区的圣拉扎尔监狱（现在是妇女监狱）。屠杀到6日或7日停止。以上谈到的9座监狱的犯人共2800名，到这时为止，被屠杀的约为1100名至1400名（其中只有37名是妇女）。略多于这个数目——也就是1500或1600名——的犯人被仓促成立的法庭宽恕了，这些法庭中最有名的就是亚培监狱中由马伊雅主持裁判的那一个。使人惊异的是，这些监犯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僧侣、贵族或“政治犯”，而大多数都是普通的菜园窃贼、娼妓、伪造犯和流浪汉等[53]。

屠杀正在进行的时候和在以后的几天内，有些当权的人准备称赞这些屠杀，说这是必要的群众审判行为，甚至认为这是其他人可以效仿的榜样。9月3日以巴黎公社名义发给各省的一个通告（常常是由马拉执笔）是很有名的，其中说，“全国人民……为了挽救国家，当然渴望采取此种必要的手段”。还有圣马瑟勒郊区的菲尼斯太勒区议会，它在9月6日向所有48区发出下列号召的时候，也不过是表明了当时巴黎流行的看法而已。[54]

兹特郑重声明，人民已经复了仇，对于那些可能逃脱公正报复的阴谋家一定要给以法律制裁。[55]

但是危急的时刻一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任何党派会认为这场屠杀是应该的，或者是有功的；而对于挑起或组织这场屠杀——或者甚至对于仅仅是没能制止这场屠杀——的攻击却成了各党派彼此斗争的公认的武器，山岳党用它来败坏吉伦德党的信誉，而吉伦德党则用它来给山岳党脸上抹黑；同时，保王党和“温和派”则无区别地用它来对吉伦德党和山岳党进行同样的攻击。在热月罗伯斯庇尔败亡之后，斗争变得更为尖锐，最常见的给雅各宾派加上的形容词，除了“恐怖主义分子”或“嗜血鬼”之外，就是“九月事件制造者”。要想证明究竟谁是真正的屠杀者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人数很多吗？他们是少数心狠手辣的狂热分子吗？他们在任何意义上能够代表整个巴黎吗？不可能得出确切的回答。皮埃尔·卡隆在详细研究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考察了每一件他能够找到的证据，来确定许多意在列出“九月事件制造者”全部和详细名单的文件的正确性；他的结论是，绝大多数文件，即使是诚心诚意提供的，也是真伪难辨。除掉目击者关于到场的结盟军、国民自卫军和其他个人的记载以外——这些记载中很多是相当真实的——唯一可靠的证据是共和国第四年（1796年），对于被认为曾经参与1792年屠杀的39个人的司法审讯记录。虽然由于证据不足，除去三人以外，全被宣告无罪——本来就为数不多的一些例证，这样一来它的比例就减少到了可笑的程度——这张名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在当时的人看来，那些屠杀者可能是从哪些人和哪些阶级里来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包括小作坊主和工匠、店主以及少数退伍军人和宪兵；在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几乎每人的年龄都超过了30岁。卡隆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出结论说：法布尔·德格兰丁的说法比大多数说法更近于事实，他于1792年11月5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冲进亚培、奥尔良和凡尔赛各监狱的人就是8月10日的那批人”[56]。

这一插曲本身尽管很令人不快，但是这场屠杀却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因为在义勇军于9月20日在瓦尔美击败布伦斯威克的军队并把他们赶出边境线的几个星期以前，这场屠杀已经把内部敌人消灭殆尽。这样，这年秋天宣告成立的共和国，就是建立在最初看来是一个非常牢固的基础之上——革命已经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

[1]关于本章的政治背景和事情的主要经过，可参看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第217—256页。

[2]指券原来是作为教堂土地拍卖资金而发行的有息公债，后来渐渐成为革命时期公认的纸币，并且用于所有的金融交易。

[3]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55页；拉·格·霍特莱：《法国指券的崩溃》（R。G。Hawtrey，“TheCollapseoftheFrenats”），载《经济杂志》（TheEial），第28卷（1918年），第111期，第300—314页。

[4]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1页。

[5]关于**的一般叙述，参看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第36—49页。关于2月中旬圣马瑟勒郊区的**，参看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J。GodeentsdesmémoiresdeCharles-AlexisAlexandresurlesjournéesréivolutio1792”），载《法国革命史年鉴》，第126期，1952年4月至6月，第148—161页。

[6]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72，对开本第54页。

[7]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173，对开本第39页。

[8]警察局档案馆文件：Aa173，对开本第39页。

[9]参阅伊·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48—161页。

[10]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9（拘捕材料），对开本第103—137，200—204页。

[11]国家档案馆文件：DⅢ256（4）。

[12]国家档案馆文件：F7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佩迪昂文件）。

[13]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64页。

[14]“他们对于不携带武装游行表示反对和疑虑”（国家档案馆文件：BB3017；与1792年6月20日事件有关的资料）。亚历山大对于这项建议是有功劳的（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1—172页）。

[15]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67号，对开本第46—53页。

[16]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3—175页。

[17]国家档案馆文件：F744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18]图伊勒里区的警察记录，在1792年6月20日那一天的记事里记载着，“业已证实王储寝宫有好几扇门被砸坏了，公主的寝宫也有一扇门被砸坏了，而且还砸开了公主屋子里的两个箱子。”（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262，对开本第31页）

[19]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6页。

[20]国家档案馆文件：F7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1]其他记载还提到“一个带着军刀的市场搬运夫”（国家档案馆文件：BB3017）和“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6页）；但是，这里提到的人太少，当然不足以作为依据。比较有启发性的是某些图伊勒里宫的侍从的叙述，他们声称曾经从示威者当中认出了“奥尔良先生的留有小胡子的那些人”（国家档案馆文件：F74387，第2号卷宗）。

[22]国家档案馆文件：F7477470，对开本第472—600页。

[23]戈德肖：《查理-阿列克赛·亚历山大关于1791年及1792年革命**的回忆片断》，第179页。

[24]《美洲人富尼叶的秘密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