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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马尔斯教场大屠杀（第2页）

这项决定导致民主派阵营的分裂。哥德利埃俱乐部于7月16日起草请愿书，号召人们举行抗议示威，这一号召得到了雅各宾俱乐部的赞助；可是同一天晚上，在罗伯斯庇尔的提议下，雅各宾派又撤销了他们的支持[36]。哥德利埃派现在不能不于取消示威游行和独自继续干下去的两种办法之中选择其一，他们决定采取后者。结果是7月17日由弗朗索瓦·罗培起草了一份措辞更激烈的请愿书。请愿书没有指明要求成立共和国，然而他请求议会“召集一个新的制宪机构作为代替，并着手于组织一个新的行政机构”[37]。签名运动立刻发动起来了[38]，各联谊会和俱乐部被邀请于上午10时或11时在圣安东门集合他们的全体会员[39]，从那里出发到马尔斯教场去举行和平示威。

那天早晨，在请愿者到达之前，在马尔斯教场发生了一件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怪事，这件事在当时的政治气氛紧张的情形下，给当局提供了—个干涉的借口。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有两个人潜伏在“祖国之坛”下面——可能是为了更清晰地观赏女士们的大腿——被起疑心的旁观者拽了出来，并老实不客气地把他们吊死在附近一个窗户上。下午，5万名公民按照计划集合起来举行和平示威[40]，其中有6000多人在军队赶来之前，已经在请愿书上签了名[41]。与此同时，因为市政厅官员警告贝野要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戒备，于是他就实行了一个看来早已拟订好了的计划[42]。戒严令发布了，执行武力镇压的红旗展开了，在拉斐德的指挥下，10000名国民自卫军冲向示威群众[43]。关于以后的情况，记述各有不同；但是人们似乎向自卫军（包括拉斐德本人）扔了石头，大约有50人死亡，十余人受伤[44]。一个裁缝在两天后因为抗议国民自卫军的行为在亨利四世区被捕，用他的话来说，“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45]。很多人被捕：在马尔斯教场被捕的只有十余人；在各区被捕的却可能有200多人，其中有少数哥德利埃俱乐部会员和其他被认为是暴动领袖的人，绝大多数是敢于批评市政当局和自卫军行为的普通请愿者[46]。有许多被捕者在一个月之内获得释放，其余的在9月13日大赦令颁布后被释放[47]。这就是马尔斯教场的示威和“大屠杀”。

要把这些和平请愿者叫作“革命群众”，也许我们会感到犹豫。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这个名词是适合的；探讨一下他们是如何组成的，来自首都的哪些地区，这对于本书的研究肯定是有意义的。这方面的直接证据尽管比十月暴动的证据充分，却仍然寥寥无几。在军队到来之前征集的6000个签名中，据组织者声称，有2000以上是属于国民自卫军、市政厅职员和选举人的[48]。另一方面，布舍和卢曾经见过被1871年大火焚毁以前的完整的请愿书，他们坚持说“广大的签名群众几乎都是不识字的人”，并且举出请愿书上画的许多十字来支持他们的论点[49]。还有，《杂谈》曾带着惯常的恶意描写示威者说：“在这些人中，我想，没有一个人识字。”[50]

即使我们认为《杂谈》怀有极端党派成见的说法中有夸大成分，而且根据文化程度来从事社会分析并不可靠，我们也应该接受布舍和卢的推论，即示威者大部分是由巴黎比较贫穷的各区居民组成的。巴黎档案馆中仅存的不多几件与示威参加者直接有关的文件也证实了这种情况。例如，市政厅官员费越在马尔斯教场附近的格罗卡尤军医院检验了在教场上被杀死的尸体，他提出的报告书表明：在验明的九具尸体中，有三个是作坊帮工，一个是女人，穿着用“杂色布块拼凑起来的裙子”，其余的是一个马鞍师傅，一个酒商的儿子，还有两个衣履比较整齐的资产阶级中人[51]。巴黎各区的警察报告只提到一具尸身，7月17日运到罗亚尔宫警察所那儿的一个伤兵医院区的皮匠。[52]不幸的是，阜尔斯监狱登记簿上的12个于马尔斯教场被捕的人中间，只列出了一个人的职业：他是一个名叫帕罗舍的修道院长[53]。示威后在各区被捕的人中，只有5个人承认那天下午在马尔斯教场，他们是：一个厨师，一个裁缝，一个桌椅匠帮工，一个咖啡馆侍者和一个擦皮鞋的失业者[54]。在这些人当中，擦皮鞋的说，抵抗军队的“全是理发匠和其他工人”；据裁缝说（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人们向工人开枪射击就像扫射飞禽一样”。《杂谈》的报道进一步提供了工资劳动者参加马尔斯教场示威的证明。它说，码头工人们曾经到帮工的作坊和住所去发动他们参加示威[55]；当皮瑞特·韦里勒以煽动工人到马尔斯教场集合这种罪名被控诉时，他回答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因为那些听他讲话的人自己已经准备好要到那里去。”[56]

除此之外，我们还具有虽然大部分是间接的然而数量却多得多的证据——与马尔斯教场示威前后数月内因政治犯罪而在各区被捕的250人左右有关的警务委员的报告和阜尔斯监狱的登记[57]。我们承认：这些资料不能提供任何关于参加哥德利埃请愿书签字或愿意签字的确切证明。但是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群众运动，研究哪些阶级的人和首都的哪些地方被吸引到这场以7月17日的请愿和示威为其**的政治运动中来说，却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

在这些人当中，只有一小撮人是因为发表了可以勉强解释成为反革命的言论而被捕的；差不多在每一个案子里，那些被捕者的罪状都是辱骂或批评了政府、国民自卫军或者拉斐德本人。从他们辱骂时所说的话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民主派和群众团体在这一时期中对巴黎的小商贩、手工业者和工资劳动者发生的影响。因此，在1791年4月14日到7月15日之间被捕的、有详细职业可查的52个人中，有34人是就业或失业的工资劳动者；其余的人主要是小店主、作坊师傅或独立的工匠。在7月16日到11月15日期间被捕的另外186人中（大多数人是因为批评国民自卫军或市政当局对马尔斯教场请愿者使用暴力而被捕的），有102人是工资劳动者，其余的是小雇主、工匠和其他小有产者。这些证据虽然是间接的，却似乎可以支持我们从研究直接与马尔斯教场事件有关的文献中得到的看法，即：7月17日马尔斯教场的请愿者和示威者是典型的“贱民”——小商贩、工匠和工资劳动者，这些人构成郊区和市中心人口密集地区居民的主要部分。

事实上首都的哪些地区与这次运动有关系呢？就马尔斯教场的集会来说，组织者的意图无疑是想使它成为一个全巴黎的事件。虽然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就设在左岸的多飞内大街，各俱乐部和联谊会的集合地点却是圣安东门，而第一次发出示威号召的7月16日的请愿则是在圣端诺累街、圣马丁门和圣安东郊区街等相距甚远的地区发动的[58]。至于这个目标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由于和马尔斯教场参加示威人数直接有关的官方文件比较少，所以现在很难断定。但是，就是从这些材料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显著的事实，那就是，圣安东郊区对于这次示威的反应是微弱的。拉斐德曾在巴士底广场布满了军队，这很能说明为什么美洲人富尼叶发现那天清晨到那里聚合的人非常少；市场协会派出去的委员普里梅里不仅发现到集合地点来的人寥寥无几，而且当他在这一区努力唤起人们兴趣的时候，遇到的反应也是不大的[59]。从圣安东门到马尔斯教场的直线距离为3英里半，这可能也有些关系；此外，雅各宾派的撤销支援也可能影响了很多人——例如，在富尼叶看来，桑代尔的行为就有些躲躲闪闪[60]。但是，我们研究一下作为间接证据的警察报告就可以看出，圣安东郊区和整个这一时期的政治运动并没有什么关系。在4月到9月间被捕的，而且住址业已查明的约240人中，只有10人住在圣安东郊区，其中仅有3人是在桑代尔那一区——盲人收容院区。

应当承认这些记录是有很多缺陷的，因此可能造成一种假象。巴黎48区有关的警察报告，现今只有25区保存下来。但是，如果我们把曾经收禁过将近130名囚犯的阜尔斯监狱的警察登记中所包含的资料加进去，我们就可以弥补一部分这种不平衡；除此之外，有许多情形是，被捕人的就捕地区并不是他居住的地区。根据这些综合的资料我们发现，无论是被杀死在马尔斯教场的还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整个时期中被捕的240名巴黎市民，来自于不下47个区——只有圣路易岛区不在其内。这件事本身就显著地证明了民主派的政治思想已经广泛地散布在首都的“贱民”中间；既然情况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认为支持者是从城市各地区汇集到马尔斯教场上来的。

然而证据并没有表明这种支持分配得很平均，我们已经看到圣安东郊区的反应就是冷淡的。最集中的支持力量似乎是来自距离哥德利埃俱乐部本身不远的左岸几个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这一地带，仅仅三个区（四国区、朱利昂温泉区和圣日讷维叶区）的被捕者就达38名。还有50名被捕者来自中央和中央偏北的五个区——阿尔西区、崩索区、格拉维叶区、罗浮区和奥拉托利区。以上两地似乎是支持者的重要力量所在地。市政厅区罗浮区之间居民密集的市中心各区，对于不仅是一个地方性的请愿运动照例给以积极的赞助；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圣马瑟勒郊区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仅在几个月之前，市政当局还特别单独称赞这一区的居民，认为他们的行动自革命爆发以来一直是和平的和守秩序的[61]。这个好名声以后再也得不到了：从现在起，圣马瑟勒郊区在这一时期的每一次政治**中都始终站在最前列。

我们已经看到，面包的供应和价格问题对于支持马尔斯教场请愿或民主派的其他政治活动并没有起多少鼓动作用。这一问题只是在这次政治运动被镇压下去，运动的领袖们被捕或者逃往国外以后才重新出现。8月中旬，由于歉收和面包商缺乏面粉，4磅重面包再一次开始涨价，到9月，似乎已经涨到12苏或者甚至还要多[62]。《革命日报》9月7日报道，贝野在粮食市场曾经受到含有敌意的接待：受到要被“吊到街灯柱子上去”的威胁而被迫退出了市场[63]。第二天一个纽扣工人皮恩奇在邻接中央市场的迈尔区被捕，并被解往阜尔斯监狱，因为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一定要买到2苏一磅的法国面包，不然就拼命。”[64]

但是，政治运动到这时候已经成为强弩之末，而当局所担心的穷人们将为马尔斯教场的屠杀进行惊人的报复是不会实现的[65]。假使面包危机在5月或6月发生，情况就可能不同了，而马尔斯教场事件的发生也可能更具有决定性。事实是这样，所以警察密探拉保德能够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巴黎一直过着十分平静的日子。”[66]

[1]用饶勒斯的话来说：“一部分资产阶级力求在人民中间寻求支持，以反对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可怕威胁。贤产阶级的这种分裂增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这时，无产阶级虽然软弱，但却已经表现出他们能够成为革命的主人。”（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第1卷，第367页）我认为：这段话里的“无产阶级”这个名词指的是“无套裤党”或“贱民”，而不是“工资劳动者”。

[2]《市政会议议事记录摘要。关于面包价格与销售的决议》（1791年8月17日）。大英博物馆文件：F59*（18）。

[3]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130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4]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56号，对开本第159—162页（拉斐德的侍从武官德木特关于当天事件的叙述）。据一个目击者说，其中也有来自圣马瑟勒和圣马丁郊区的人〔《狂暴的日子：1791年2月28日革命**》，农学家阿列克赛·乌佐（AlexisHouzeau）的手稿，现在保存于芳特纳苏布瓦的M。埃斯塔培先生（M。Estabert）手中，承他借阅这份资料，谨此致谢〕。

[5]关于官方记载，可参看：《1791年3月4日万森市镇当局公布的1791年2月28日万森事件的调查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4622，对开本第201页；关于桑代尔的辩护状，可参看：《桑代尔先生……关于万森事件的报告》（国家档案馆文件：F74622，对开本第202页）。

[6]国家档案馆文件：F74622，对开本第151—156页（韦里勒文件）。

[7]关于这一过程的最详细的记载，参看亚·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LeClubdesCordelierspendantlacrisedeVarelemassacreduChampdeMars），1910年巴黎版。

[8]在1791年4月14日到11月15日期间巴黎各区被捕的238人中，知道职业的人里面，有45人是失业者，或者是由于失业已经沦为报贩，其中10人曾从事公共工程。他们当中，有8个家庭仆役或马车夫，2个油漆匠，2个装修木匠，2个裁缝，还有几个人过去在奢侈品行业〔参看巴黎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不同匣装）和Ab集324，第7—60页〕。

[9]国立图书馆新得法文资料，第2673号，对开印刷本第229页；国家档案馆文件：C71，第695号。

[10]《人民之友》（L’Amidupeuple），第422期，1791年4月7日，第6页。

[11]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35、239、246—248页（贝野—拉斐德通信集）。

[12]巴黎市历史图书馆手抄本，10441；国家档案馆文件：C71，第695号。

[13]国立图书馆法文珍藏资料，第11697号，第254—259页。

[14]国立档案馆文件：C71，第700号。

[15]斯·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5卷，第261页；国家档案馆文件：F74622，第1册，对开本第14页。

[16]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7]《杂谈》（LeBabillard），第21期，1791年6月25日，第6—7页。

[18]国家档案馆文件：DXXIXb36，第376号，对开本第28页。

[19]《杂谈》，第23期，1791年7月5日，第7页。

[20]《杂谈》，第24期，1791年7月6日，第3页。

[21]《巴黎革命》，第96期，1791年5月7—14日；拉克罗瓦：《巴黎市府文件》，第2辑，第3卷，第700页以下；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二篇。

[22]格·莫·约菲：《法国革命时期的巴黎工人运动》，第124页。

[23]一直到1884年议会通过另一个法案。

[24]《内外新闻》（Meratioranger），第25期，1791年5月11日。

[25]《人民之友》，第487期，1791年6月12日，第1—5页。

[26]马迪厄：《瓦雷讷危机和马尔斯教场大屠杀时期的哥德利埃俱乐部》，第66页。

[27]凡未缴纳相当于三天工资的租税的人，就是消极公民，按照1789年12月的一项法令，这种人没有选举权。以后这项规定被采入1791年的宪法中，立法议会于1792年9月解散前通过的最后一批法案，其中之一就是取消这项规定。

[28]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148，对开本第30页；206，对开本第217—219页；220，对开本第142页。另一个仆人说，他曾经在4个月内对雅各宾俱乐部捐助24苏基金（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a206，对开本第365—3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