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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明清(第2页)

董其昌的书法十分强调用笔,尝言:“作书须提得笔起,不可信笔。盖信笔则其波画皆无力。提得起笔,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1]其中“提得笔起”是他用笔的关键,即强调笔尖的重要和用笔的流动感、虚灵感,强调书家要主宰笔,“须悟后可学”。在结字上,董其昌讲究精微、紧密而有势,章法上讲究疏密相间,字距和行距都较大。这样以来,结字的紧密和行间的留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其书作白大于黑的视觉效果,给欣赏者一种恬淡萧散的意境。董其昌的书法成就主要集中在行草书上,但他对自己的楷书,特别是小楷也相当自负。他传世的作品数量巨大,著名者如《书东方朔答客难并自书诗卷》《草书扇面》《杜甫诗卷》等。

图11-8董其昌《书东方朔答客难卷》

《书东方朔答客难卷》,纸本,行书,纵36厘米,横334厘米。书于崇祯元年(1628),辽宁博物馆藏。刊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董其昌的书法继承了“二王”的体相,后又转师多家,主要效仿他终身都崇拜的米芾,对米书下力最多。他尝言,“运笔得米元章髓,非敢自誉,书道本如是,历代皆迷耳”,自己的笔法“皆是颜尚书、米漫士书法得来,书家当有知者”。[2]此卷用笔虚而骨力内蕴,章法疏而气韵贯通,用墨淡而神韵不减,飘飘欲仙,充分体现出他自己所追求的淡雅、秀润的审美取向和书法风格。

明书家何三畏《书林藻鉴》谓其“精益八法,不择纸笔则书,书辄如意。大都有意成风,以无意取态,天真烂漫,而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3]

徐渭

图11-9徐渭

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山人、天池生、青藤道人、田水月、天池鱼隐、金垒、白鹤山人、鹅鼻山农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因又号山阴布衣。斋名一枝堂、青藤书屋。徐渭的生活充满着多种不幸,幼时丧父,生母改嫁,在寡居的嫡母身边长大。二十岁考中秀才,同年成亲,妻子十四岁,五年后,妻子病逝。在其二十岁至四十一岁之间,参加了八次科举考试,八次都名落孙山。青年时期的徐渭心中充满着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的进取精神。虽然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但徐渭在书、诗、文、画方面的造诣早已使他声名鹊起。浙闽总督胡宗宪慕其才名,将其招为幕僚,此后,徐渭一直尽心尽力协助胡的抗倭军事活动。徐曾为胡宗宪草《献白鹿表》,明世宗见后极为赏识,因此,徐渭深得胡的宠信,胡宗宪也被徐渭视为自己的恩主。直至严嵩被罢黜,胡宗宪因同党下狱,而后自杀。徐渭内心痛苦交织,矛盾重重,精神分裂而发狂。恩主的自杀只是徐发病的导火索,在徐作为胡幕僚期间,他高傲倔强的人格就有分裂的趋势,他常常身不由己,为帝王和严嵩等显贵写一些阿谀奉承的文章,同时他对严嵩的奸佞又是深恶痛绝的。胡宗宪下狱、被逮自杀后,内阁大臣李春芳爱惜徐渭的文才,想把他招为幕僚。李与胡素为政敌,徐渭深惧得罪李春芳,又恐愧对胡宗宪的恩主之情,战战栗栗,遂下定决心一死了之,先后自杀九次,自杀方式骇人听闻,“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或以利锥锥其两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4]在他自杀未遂后的第二年,因怀疑自己的第四任妻子有不贞的行为,他亲手将妻子杀死,因此被抓入狱。六年后,在同乡好友张元卞的多方营救下才得以出狱,此时的徐渭已是五十三岁。在其生命最后的时间,他饱受精神病和其他疾病的折磨,生活穷困潦倒,仅赖诗文书画糊口。晚年的徐渭,放浪形骸,恣情山水,纵酒无度,曾游遍齐鲁燕赵等地。七十二岁时,这位生前落寞,死后方受人尊敬推崇的一代奇才告别了人世。

图11-10徐渭《草书诗轴》

徐渭曾跟随王阳明的弟子——季本先生遍游四方,故他的思想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颇多,这从他的诗、书、文、画中都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心学主张儒生从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呆板学问中解脱出来,更加强调对理的运用。徐渭一生著作甚多,有《徐文长文集》《徐文长佚稿》《徐文长佚草》《四声猿》等。

徐渭最为看重自己的书法,尝有“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5]之说。对于书法,徐渭追求的是萧散和洒脱。徐渭传世的作品大多是行草书,主要有《淮阴侯祠诗翰卷》《女芙馆十咏卷》《草书诗轴》《咏墨词轴》等。

与明代前期沉闷的书法风格相比,徐渭的书法气势磅礴、独抒性灵,充溢着鲜明的个性,可谓前无古人。徐渭的书法狂放恣肆,是许多对立因素的完美融合。其书看似无法,实则有法,是以对古人作品心摹手追的研习为前提的,如其笔法多用米芾法,结字趋扁,又可见其对东坡笔墨也有吸收,而底子则是颜体楷书。用笔大胆又不失细致,不单强调中锋用笔,还大胆地运用出锋、破锋、涩笔。结字多采取横势,同时又不时出现放纵之笔,表现力极强。章法上茂密充盈,字法上散而不乱。这些都是徐渭作品之外在表现,窥其内在,徐渭之书乃徐渭之人,其中注入了徐渭强烈的个人情感。袁宏道评其书:“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6]

徐渭曾有题画葡萄诗云:“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这首诗不仅道出了徐渭的坎坷命运,也表达出他对自己才情的自信。徐渭生前寂寥,死后赖陶望龄、袁宏道二人推崇,方才显名。其特殊的人生遭遇造就了书法艺术上的奇才,也成就了风格独特的徐渭行草书。

王铎

图11-11王铎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烟潭渔叟、雪塘渔隐、痴仙道人、兰台外史、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等。河南孟津人,世称“王孟津”,祖籍山西洪洞,故又自称“洪洞王铎”。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中进士,授翰林编修、经筵讲官,崇祯十七年,授礼部尚书,因清军攻陷北京,未能就职。清军入关后,至南方任东阁大学士。清顺治三年,王铎投降仕清,任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编修。成了事奉两朝的贰臣。清顺治九年,王铎病逝,时年六十一岁。卒谥文安。

王铎博学好古,不仅工诗文,尤擅书法绘画,且以书法名世,世称“神笔王铎”。王铎的书法注重传统,认为“书不师古,便落野俗一路,如作诗文有法而后合,所谓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也”。他虽自称独宗“二王”,从传世作品看,他的涉猎面则是相当广泛的。他的楷书直接师法锺繇,又学颜真卿及柳公权,笔力洞达,既端正庄重,又显大气俊逸。如《拟山园帖》《琅华馆帖》中的小楷,气息高古,体势宽博。除二王书法,王铎最崇拜的书家为米芾。如清人梁巘所评:“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苍老劲健,全以力胜,然体格近怪。”王铎的书法功底颇深,以行草书最为令人敬重。他的行草书,四十岁以前大抵扎根于二王,四十岁以后,方显个人之面目,作品呈现出奇险而痛快沉着的面貌。傅山评王铎书云:“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矣……王铎四十年前字,极力造作;四十年后,无意合拍,遂能大家。”如《雒州香山作行草诗条幅》利用墨的流动造成笔画与墨块的对比,对前人的规范有较大的突破,给人一种明快的视觉享受。

图11-12王铎《雒州香山作行草诗条幅》

王铎的书法属于大写意一派,有着鲜明的革新思想。虽师承与董其昌相近,但两者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书风。董书强调淡雅、秀润,有线条凋疏、缺乏筋骨的弊端。王铎的书法呈现的却是飞腾、恣肆、狂放,以力取胜。王铎十分重视对魏晋境界的追求,而不是一味地师古、仿古,更强调以“我神”代“他神”,他的行草书,恣肆狂野,挥洒自如,用笔沉着痛快,纵横跌宕,自然出奇,表现了撼人心魄的雄浑气势,极富感染力。在用笔上,“涩与畅相反相成,爽利与浑厚糅成一体,以圆转贯其气,以折锋刚其势,骨力既重,风神自生。凝练中寓韧健,酣畅中显沉着,故笔力厚实却流贯淋漓,在连绵不绝中,表现了撼人心腑的雄壮力量”。充满一种流转自如、力道千钧的感觉。在结字上,王铎特别重视“字势”,米芾尝于《海岳名言》中云“惟有体势难”“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知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王铎在创作大幅作品时,正是理解了米芾的这种“作大如做小”的思想,注意到了字势的拓展,才能使其大字笔法精微、锋势备全。王铎的书法墨迹流传很多,对近现代的影响很大,他的临帖作品和创作的行草书作品传世较多,有长幅立轴、手卷、扇面及碑帖等。其中有《再芝园诗轴》《雒州香山作行草诗条幅》《自书诗文稿》册页等。

图11-13

王铎生活在明清之交一个社会剧烈动**、江山易帜的特殊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他充满矛盾而苦难深重的内心世界。而这一切同时又激发了他的杰出的艺术创造性。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书法大师,同时也是中国书法史上勇于开拓、创造新美境界的巨匠。他以其独特的书风和书学成就,确立了在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清代书法鉴赏

清代自1644年至1911年,历时268年,是中国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前期的书法艺术,基本上是沿袭明代书法的发展趋势,不管是个性张扬的王铎、傅山等人,还是清秀的董其昌书风,都对清初的书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末清初,文字学和金石考据学兴起,访碑导致大量碑刻的出土,使得书写碑版隶书成为了当时的一个热潮,这些为以后碑派书法的兴起拉开了序幕。这一时期浪漫书风的代表书家除了王铎以外,尚有傅山、宋曹、朱耷、归庄等人。清代中期书法最大的亮点在于碑派书法兴起和逐步走向繁荣。出现了一大批以金石文字作为主要创作书体的书家。但是这一时期碑派书法并没有完全占据主流,由于乾隆帝的崇赵,使得赵氏书风在当时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这段时期,创立“漆书”的金农等都创立了不朽的成就,此时的书坛,除了前碑派书家的崛起和他们积极探索和开拓之外,帖学一脉的发展也不容忽视,其中“浓墨宰相”刘墉和“淡墨探花”王文治等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代晚期书法,逐步发展为帖学一脉,成为书坛主流,道光以后,碑派书法已经逐步成为了主流,形成了碑派强盛,帖学一脉式微的书坛格局,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书法家有吴熙载、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人。

傅山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更名山,字青主,别号石道人、侨山等,名号甚多,入清后又名真山,号朱衣道人、观化翁,山西阳曲(今山西太原市郊)人。崇祯年间曾以一介布衣,发动诸生数十人上书为山西提学袁氏讼冤,勇挫阉宦权奸,后得以昭雪而名震朝野。明亡后,又与顾炎武等人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并曾被捕。在狱中“抗词不屈,绝粒九日,几死。(全祖望《阳曲傅青主先生事略》)。出狱后,归隐山林,靠行医生活。自幼颖悟,喜任侠,赋性刚直不阿。傅山通晓经史、诸子、释老之学,著有《霜红龛集》四十卷。长于书画,留世作品很多。同时他又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医学家,在哲学上他更是一位富有批判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启蒙先驱。“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艺术主张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深远。

图11-14

傅山作品受王铎书风影响甚大,所以经常有人将傅山作品与王铎作品相比较。《草书孟浩然诗卷》,从整体上看,缠绕连绵,笔墨流畅,自然生动,与王铎的严谨书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傅山作品能明显感到王铎的东西,但是历史评价王铎习书谨慎,每一笔每个字都是想好安排好再下笔,从而使得王铎的章法处理显得更加的完美,而傅山在这一点上和王铎很不相像,傅山写字信手拈来,自然而生,充分体现了他不媚人、不娇饰、真性情的书法艺术观。从结字上,看傅山的字体势雄逸,欹侧横生,用墨大胆,也体现了傅山一贯的笔法,即多用圆,少用直,这样就加速了书写的进度,飞旋而下,使书法有了一种不停的扭动。这件作品所不同的是,牵连之中还稍微有停顿,给人以喘息的机会,使人在欣赏过程中有一种轻松感。再欣赏傅山的其他作品可以发现,傅山的书法纵逸奇宕,字与字间不相连属,结字欹正相间,古拙雄健,笔意相连不断,这也是他书法风格的大的风貌。此卷草书,充分体现了傅山书法艺术之特色,对其书法美学思想也作了最好的诠释。此卷一向被视为傅山草书中的上乘佳作,代表了傅山中、晚期行草书的最高艺术水平。同时傅山的这件书法作品,也必须深刻体会傅山在书法艺术上的主张——“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在其作品中的体现。

朱耷

朱耷(1624或1626—1705),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他一生所用的别号甚多,有个山、个山驴、人屋、良月、道朗、破云樵者等,江西南昌人。他生于明天启六年,约卒于康熙四十四年。朱耷是明朝皇族江宁献王朱权的后裔,为第九世孙。朱耷的父亲擅长书画,在父亲的影响下,朱耷自幼就开始学习书画。他是清初画坛“四僧”之一,以“八大山人”名世。

图11-15朱耷《临古法帖》

明亡后,朱耷和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明朝宗室成员一样,开始了自己隐姓埋名的生活。为躲避清王朝的迫害,他遁入山中,削发为僧。顺治十八年(1661),南昌青云谱道院建成后,曾托身于此。康熙二十六年(1687)又离开青云谱,寄居南昌北兰寺中。在青云谱道院期间,他在书画方面的才华使其声明日益远播,许多文人名士都前来拜访,同时也受到了清朝政府中官僚权贵的骚扰。在内心中,朱耷对清朝的统治者以及他们的官僚十分厌恶,为了躲避他们的骚扰和迫害,他不得不一时佯装癫狂疯傻,一时佯装狂笑啼哭,这使得他在精神上极端痛苦。六十二岁以后,朱耷一直在南昌北兰寺中生活,以卖画为生,直至病逝。朱耷一生足迹未出江西,尽管如此,仍有许多全国各地的慕名者前来求画,故其书画作品流传很多。

朱耷长于水墨写意,这时宋元以来兴起的一种画法,发展到明清时代,出现了许多文人水墨画写意大师,朱耷为其划时代的人物,在水墨写意画中,又有专擅山水和专擅花鸟之分,朱耷则两者兼而擅之。

朱耷的书法长于行草,从其传世的作品看,早期独立的书法作品较少,主要是在画幅上的题款和题跋。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年轻时在书法学习上下过很大的功夫,对楷、行、篆、隶等各种书体都有涉猎。最初,八大山人受欧阳询的影响很深,稍后学董其昌的行草,又转入黄庭坚的夸张开阔等,多方探索,再追寻魏晋人书法的气质,终于参用篆书笔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中锋圆润,又婉约多姿且厚重浑成,富有晋人气度。他的书法的成就,主要是笔法的改变。行草书丰富的笔法,多变的结体及摇曳多姿的笔势,最能展现书家的才性。八大山人晚年的书法作品多为行草书,其行草书在其六十岁以前取法前人较多,如“二王”、孙过庭、颜真卿、黄庭坚、董其昌等。他对宋人黄庭坚草书的学习的成就在于摆脱了黄庭坚行笔振颤的特点,结字也更为丰富,或长或扁,取用了欧阳询书法中的许多结字元素。六十岁前后,他的书画落款改用“八大山人”,在以后的时间里,以立轴、册页、手卷、扇面等各种形式出现的独立书法作品大量增多,这表明朱耷在六十岁以后倾注在书法上的时间越来越多。七十岁左右,朱耷的书法风格已趋成熟。用笔上,把《石鼓文》的篆书笔法运用到行草书的创作当中,使得书法的线条圆厚平实、简洁而不简单,提按顿挫等书写技法被简略,这与稍早他的王铎书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书法线条更加自然质朴。在结体上,八大山人千方百计地利用汉字的书写特征,对结字进行了夸张的变形,形成外紧内松、尽力伸张的构架。每个字都力避平正,整篇作品又在跌宕起伏中寻求平衡稳妥,空灵中充满着活力。他的传世作品有《刘伶酒德颂卷》《行书轴》《申时行百字铭》《禹王碑文》等。

作为明朝宗室,面对家国覆亡的现实,朱耷的内心激**着癫狂、孤独和反叛,艺术取向也因此呈现复杂多变的动态追求,这种追求一方面是理想破灭的反抗情节,另一方面是他审美意识和艺术突破的迫切需要,他不仅大量取法前人的书法成果,更能摆脱前人的羁绊,因其行草书的独特面目而被称为“八大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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