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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晋南北朝碑刻书法与鉴赏（第2页）

（六）《郑文公碑》

《郑文公碑》，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使持节督兖州诸军事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文公郑君之碑》，又称《郑羲碑》（图7-6），摩崖刻石，是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为其父郑羲所立。

郑昭道（455—516），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荥阳（今属河南省）人。官国子祭酒、光州刺史，后任秘书监，谥曰文恭。工书，善正书，作大字尤佳。

碑文内容是记述郑羲的生平事迹。郑羲为郑道昭之父，于孝文帝时官至中书令，位及二品，权势显赫，加上在当时被誉称“文为辞首，学实宗儒”，影响甚大。他死后归葬老家河南荥阳。其故吏程天赐等为纪念他的政绩而刻此碑。

《郑文公碑》分上下二碑，上碑在山东省平度市天柱山之阳，无碑额，20行，每行50字；下碑在山东省掖县云峰山之阴，51行，每行29字，上下碑的内容基本相同。下碑有“荥阳郑文公之碑”碑额七字。下碑比上碑书写略晚，字亦较大，剥泐较少，因而比上碑更为著名。

此碑传为郑道昭书写，碑刻大字楷书，是魏碑中圆笔的代表，其书法结字宽博舒展，笔力雄强圆劲，气势豪迈磅礴，通篇透露着“****乎君子、穆穆乎仁人”的大儒风范。此碑带有浓厚的篆隶笔意，集众体之长，有篆书的笔法，隶书的体势，行书的纵逸风姿，又有楷书的端庄。其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笔。方圆兼备，变化多端，为魏碑佳作之一。

图7-6《郑文公碑》

与北魏粗犷的碑志墓铭相比，《郑文公碑》显得雍容古厚，豪放拙朴。通篇章法气象更显恢宏斑斓、苍雄古朴之质，看似随意刻写平淡无奇，但却天趣自在，随意生发。全碑的行间字距基本匀整而无一处呆板，是中和型章法的典范之一。

包世臣云：“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15]并称之有“云鹤海鸥之态”[16]，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之一。

晚清叶昌炽《语石》称郑道昭为超过王羲之的“书中之圣”“其笔力之健，可以刲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唐初欧虞褚薛诸家，皆在笼罩之内，不独北朝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17]。

（七）《瘗鹤铭》

《瘗鹤铭》（图7-7），著名摩崖刻石，南朝时梁天监十三年（514）刻于江苏镇江焦山断崖石上，这是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

图7-7《瘗鹤铭》

清代康熙52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5方《瘗鹤铭》残石，共93字。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尚有很多缺失。其铭所书之人，历来就有争议，北宋黄伯思考证认为《瘗鹤铭》的作者是陶弘景。此碑文字虽少，但气势宏伟，神态飞动。其字体浑穆高古，点画灵动，字形开张，意态雍容，格调高雅，堪称逸品。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中说：“自拓本观之，瘗鹤铭水激沙，锋颖全秃，与张猛龙碑之点画方严，一若绝无似处者。自书体结构观之，两刻相重之字若鹤字、禽字、浮字、天字等等，即或偏旁微有不同，而体势毫无差异。”[18]其诗云：“江表巍然真逸铭，迢迢鲁郡得同声。浮天鹤响禽鱼乐，大化无方四海行。”[19]宋代黄庭坚《山谷题跋》云“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莫学痴冻蝇。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20]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云：“《瘗鹤铭》剥蚀已甚，然存字虽少，其举止历落，气体宏逸，令人味之不尽。”[21]

图7-8《元怀墓志》

也有持不同看法者，阮元便说：“且以南朝敕禁刻碑之事，是以碑碣绝少，惟帖是尚，字全变为真行草书，无复隶古遗意。即以焦山《瘗鹤铭》与莱州郑道昭《山门》字相校，体似相近，然妍态多而古法少矣。”[22]

客观的说，《瘗鹤铭》字法奇古，意趣苍茫，其舒展的结字，生涩苍劲的笔法，无愧于“大字之祖”的盛誉，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八）北魏《元怀墓志》

《元怀墓志》（图7-8），北魏熙平二年（517）八月刻，1925年河南洛阳张羊村出土，原石现藏开封市博物馆。墓志内容为楷书，共16行，每行20字。墓志纵81厘米，横80厘米，厚19厘米。

墓志是曹魏禁碑的产物，是埋藏于墓内的墓碑，常见的形制是正方形。墓志的鼎盛期便是北朝。北朝墓志数量庞大，风格多样，各具特色。《元怀墓志》字法严谨，刻工精致，因长期埋藏，出土较晚且未经风化，保存完好，字口如新。其整体风格平正工整，茂实刚劲。撇捺开张，遒劲有力；点画端正刚劲，方圆兼施；字形结构不仅有着魏碑体的明显特征，结体宽博，布局疏朗，同时也透露着唐人楷书的特点。此墓志属于成熟的墓志书法，可以作为学习魏碑书法的优秀范本。国家图书馆藏有原章钰旧藏拓本，上有章钰题签，钤“霜根”印。无撰书人姓名。墓志的主人元怀为北魏宗室，《魏书》卷二十二《孝文五王传》和《北史》卷十九《孝文六王传》都列有其名。

（九）北魏《元晖墓志》

图7-9《元晖墓志》

北魏《元晖墓志》（图7-9），刻于北魏神龟二年（519），1924年由于右任先生从洛阳购得，现藏西安碑林。元晖字景袭，魏昭成帝六世孙，《魏书》有传。此墓志为正方形，每边长75厘米，厚15厘米。

该志同为北魏墓志中的精品，楷法遒美庄重，斜画紧结，书写极为娴熟自如，清雅超脱。由于《元晖墓志》书刻于北魏晚期，已基本摆脱了早期墓志书法剑拔弩张的弊病，充满了平和之气。其章法整齐秀美，超然脱俗，字势遒劲刚毅，神态飞动，其点画灵动多变，笔画粗细对比强烈，天然成趣，同为墓志书法的最佳范本之一。

（十）《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年）立，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为典型的北碑书体。此碑无书写者姓名，有额有阴，碑阳24行，每行46字，碑阴刻立碑官吏名计10列。碑额为正书，3行12字，方笔大字“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方峻劲挺，气势非凡。碑文记颂魏鲁郡太守张猛龙兴办学校功绩。前人评价此碑为欧、虞之祖，也有“魏碑第一”的称誉。

图7-10《张猛龙碑》

《张猛龙碑》为北魏刻石精品，其书法开隋唐楷书之先河，此碑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可谓方圆兼备，刚健有力，遒劲雄峻，变化细腻。其结体以纵取势，略呈欹侧之态，中宫紧收，四面开张，呈放射状。结体严谨，字形趋长，横画坚实，方起方落；笔势呈左低右高、左紧右松状。笔画虽属横平竖直，但不乏变化，是成熟的魏体楷书，具有典型的北魏刻石楷书的审美特征。历代名家对此碑可谓推崇备至。包世臣称：“正书《张猛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23]

康有为将《张猛龙碑》列为精品上，并称：“《张猛龙碑》如周公制礼，事事皆美善”[24]“后世称碑之盛者，莫若有唐，名家杰出，诸体并立。然自吾观之，未若魏世也。唐人最讲结构，然向背往来伸缩之法，唐世之碑，孰能比《杨翚》《贾思伯》《张猛龙》也！其笔气浑厚，意态跳宕；长短大小，各因其体；分行布白，自妙其致；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藏奇崛于方平之內；皆极精采。作字工夫，斯为第一，可谓人巧极而天工错矣。”[25]启功先生作诗称：“清颂碑流异代芳，真书天骨最开张。小人何处通温清，一字千金泪数行”[26]“数行古刻有余师，焦尾奇音续色丝。始识彝斋心独苦，兰亭出水补粘时。”[27]

然此碑与唐楷相比，终究不是完全成熟的楷书。欧体《九成宫碑》的祖师被公认为是《张猛龙碑》，但其笔画精致，结构精紧，已经是楷书发展的极致。相比而言，《张猛龙碑》则还是浑金璞玉，未经雕琢，粗糙之处是极为明显的。但这是从实用角度讲，恰恰是《张猛龙碑》的这种不成熟，在艺术上成就了此碑，这如同一个童心未泯的孩童，其不成熟的天性正是其天真可爱之处，为成人所远远不及。

（十一）《张黑女墓志》

图7-11《张黑女墓志》

《张黑女墓志》全称《魏故南阳太守张玄墓志》，亦称《张玄墓志》，刻于北魏普泰三年（533）十月，出土地无考，原石又早已亡佚，现存拓片为清何绍基旧藏拓本，弥足珍贵。

张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名讳，故清人通称《张黑女墓志》。此墓志为楷书，共20行，每行20字，计367字。

此志是极度成熟的北朝墓志书法，也是北魏书法中飘逸典雅风格的精品。其书法的点画、结构都十分规范，但是却有一种俊逸优美的奇趣深深地蕴藏于字里行间。其书法峻利疏朗，精美遒古，结构扁方，内紧外松，波磔处明显地带有隶书笔意。其用笔则中锋与侧锋兼用，方圆并施，用笔多变。其点画则轻重伸缩自然并用，刚柔相济，生动飘逸，亦可谓丰富多变。结体则取横势，尚未摆脱隶意，而点画则基本是成熟的楷法，尤其与南朝的小楷风格接近，其成熟程度由此可知。此墓志虽属正书，但行笔却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不愧是北魏书法的精品。

《张黑女墓志》清人评价极高，康有为称：“结构精绝，变化无端，”[28]又称：“《张黑女碑》雄强无匹，然颇带质拙，出于汉《子游残碑》。”[29]何绍基评为：“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沈曾植评其：“笔意风气，略与《刘玉》《皇甫鳞》相近，溯其渊源，盖中岳北岳二《灵庙碑》之苗裔。”[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