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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魏晋南北朝代表书家（第1页）

二、魏晋南北朝代表书家书法鉴赏

（一）锺繇书法

锺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三国时期曹魏著名书法家、政治家，官至太傅，世称“钟太傅”。传锺繇学书十分用功，坐则画地，卧则画被，如厕至于忘归，近于痴迷。锺繇擅长隶书、楷书、行书三体，所书足可效法，是汉魏时期古今书体的集大成者。而诸体之中，尤以小楷书艺术成就最高，是魏晋小楷的奠基者。其成就与张芝并驾，世称“钟张”；与王羲之颉颃，并称“钟王”。后人评其隶行入神，八分入妙。

对锺繇书法，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有如下总结：“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刘）德昇，而胡书肥，钟书瘦。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体皆世人所善。”[31]此段话将锺繇的书法师承、书法特点、擅长的书体介绍得很具体。“铭石之书”一般是指书写碑文的隶书，汉魏以八分隶书铭刻碑石；“章程书”即正书，是当时书写奏章等官方正式场合使用的实用书写，张怀瓘《书断》所说“时人写篇章或写法令，亦谓章程书”[32]；“行押书”即行书，又称“相闻书”，是汉魏时期普遍用于书信尺牍的专门书体，如《宣和书谱》所云：“繇得以行书显，当时谓繇善押书者此也。”[33]这三种书体中，铭石书、行押书皆有明确的取法传承，只有楷书为锺繇始创。

锺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皆为宋以后的刻本。其中《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为锺繇传世名作，人称“四表”。这四件书作艺术性最高，都为小楷，另有一表《调元表》则出现较晚。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宣示表》与《贺捷表》。

《宣示表》（图7-12）是锺繇小楷中最负盛名的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现在所能见到的《宣示表》只有刻本，且刻本的依据也王羲之的临摹本，始见于宋《淳化阁帖》，共18行。据载，东晋王导东渡时将此表缝入衣带携走，传至逸少，逸少又将之传给王修，后被王修殉葬。

此帖书法高古质朴，温文尔雅。楷则与隶法并存，古趣盎然。其字体端正古雅，平整肃穆，结体略呈扁形，点画精劲温润，用笔刚柔兼备，质朴浑厚，雍容自然，已脱八分古意。从笔法到结体，都显出一种较为成熟的楷书体态和气息，充分表现了魏晋时代正走向成熟的楷书的艺术特征。此帖隶意少于《贺捷表》，严整多于《荐季直表》，与《力命表》相近。

图7-12锺繇《宣示表》

《贺捷表》又称《戎路表》《贺客捷表》（图7-13），内容为锺繇得悉孙、曹联军破获蜀将关羽的贺捷奏表。此表与20世纪以来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文书残纸上的楷书字迹极为相似，从而给锺繇书法的真实面貌以有力的旁证。此作品笔画瘦劲参差而多有异趣，结体微扁而姿态蹁跹，颇得势巧行密之趣，竖画短促而横画、撇捺皆起伏长出，通篇结体、用笔皆无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宣和书谱》评《贺捷表》云：“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34]恂非虚誉也。

图7-13《贺捷表》

总体来看，锺繇书法瘦劲、天然、古雅，历代论家好评如潮。唐朝的李嗣真以自然景象比拟钟书，称之如“寒涧庨豁，秋山嵯峨”[35]，道出了锺书瘦劲的意象特征。梁代书论家庾肩吾则将锺繇和张芝、王羲之的特点进行比较，曰：“张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锺天然第一，工夫次之”“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36]从中不难看出对锺书“天然”美感的赞誉。唐朝张怀瓘则以“雅”来匹配“古”，用“古雅”称道锺书，也为知者之言。所以，锺繇在中国书法史上虽然没有取得像王羲之那样崇高的地位，但他对于楷书风格的确立、发展、流变无疑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是创造性的作用。

（二）陆机《平复帖》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为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之子。吴亡后入晋，官为太子洗马、著作郎。后事成都王颖，拜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他是西晋太康、元康间声名最著的文学家，有“太康之英”的美誉。同时，陆机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的《平复帖》是中国古代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宣和书谱》即有“虽能章草，以才长见掩耳”[37]之评。

《平复帖》（图7-14），手札墨迹，麻纸本，墨色微绿，应是用松烟墨书写。9行86字，纵23。7厘米，横20。6厘米。

图7-14陆机《平复帖》

其体近章草，字形奇古，较难辨识。启功先生所释为多数人所公认，现综合释读如下：

“彦先羸瘵，恐难平复，往属初病，虑不止此，此已为庆。承使隹（惟）男，幸为复失前忧耳。吴子杨往初来主，吾不能尽。临西复来，威仪详跱。举动成观，自躯体之美也。思识口量之迈前，执（势）所恒有，宜□称之。夏伯荣寇乱之际，闻问不悉。”

上有宋徽宗赵佶泥金题签和“宣和”“政和”二印。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容是陆机问候友人的平常手札，距今一千七百多年，纸面损伤，有些字已模糊不清，分辨为难。但此帖是书法史上现存最早、最可靠的古代名家墨迹，且毫无争议，其文物价值与艺术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

《平复帖》是草书演变过程中的典型作品，是章草至今草的过渡期作品。最大的特点是犹存隶意，但又没有隶书那样波磔分明，字体介与章草、今草之间。此帖寥寥数行，字字珠玑，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点画苍劲有力，朴实雄厚，秃笔枯锋，拙中见巧。其横画多弧曲而短促，俯仰生姿；纵势笔画多向左下方弧曲斜引；字形偏长，呈左高右低的欹侧之势，整篇文字潇洒率意，妙趣天成，格调高雅，神采清新。《平复帖》以其独特的书体风格，带给人一种异样的美感体验。启功《论书绝句》中称“翠墨黟然发古光，金题锦帙照琳琅。十年遍校流沙简，平复无惭署墨皇”。[38]将此帖称作“墨皇”，其价值可知。

所以，《平复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对研究文字和书法变迁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也是魏晋时期最具借鉴价值的法书之一。

（三）王珣《伯远帖》

王珣（350—401），字元琳，小字法护。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属东晋豪门王氏一族，与王羲之同宗，为晋元帝丞相王导之孙，中书令王洽之子。他博学多识，稳健多谋，尤以文章、词赋为当时所重。其书法之名在当时并非显赫，唐张怀瓘《书估》对王珣书法的评价是“可敌右军草书三分之一”。[39]并列为第四等。然而这位在当时仅三四流的书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东晋时代唯一的文人书真迹——《伯远帖》，该帖是东晋王氏家族存世的唯一真迹，一直被书法家、收藏家、鉴赏家视为稀世瑰宝。

《伯远帖》（图7-15），白麻纸本，行书，5行共47字，纵25。1厘米，横17。2厘米，是王珣问候亲友疾病的一通信札。原文为：“珣顿首顿首，伯远胜业情期群从之宝。自以羸患，志在优游。始获此出意不剋申。分別如昨永为畴古。远隔岭峤，不相瞻临。”

图7-15王珣《伯远帖》

此帖在清代乾隆时再入内府，为乾隆所藏，并与唐摹本右军《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米芾临本并称为“三希”。清亡后，一度流落民间。1951年，政府以35万港元的高价收归国有，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伯远帖》是被称作晋韵的晋代典型的行书样式，且是没有争议的晋代真迹，其珍贵程度可以想见。此帖行笔自然流畅，遒劲古淡，为行书早期典范之作，用笔刚健沉着近于羲之，开张遒逸近于献之，开头“珣顿首顿首”五字墨浓力沉而呈横阔之势，字形由大变小，用笔也由凝重变得轻松，顺势承接下文，也为全篇奠定了遒迈雄强的基调。接下来，节奏渐趋平缓，变化也渐渐增多。从结体来看，此帖左右结构的字或左右分张，或穿插避让，上下结构的字，“远”“胜”“从”“优”“获”“隔”“峤”等字的右半部分均以满密排叠的方法处理，横竖点画连接处或方折顿挫或轻提婉转，均有清晰的规律性。此帖通篇用笔精熟，疏朗飘逸，展示了作者扎实的功力和纯熟的技巧。启功《论书绝句》尝考证此帖云：“余尝于日光之下，映而观之，其墨色浓淡，纯出自然。一笔中自具浓淡处无论已，即后笔过搭前笔处，笔顺天成，毫锋重叠，了无迟疑钝滞之机。使童稚经眼，亦可见其出于挥写者焉。”[40]另外，此帖墨色清润，纸质细密光洁，毛笔弹性极佳，可谓笔纸精良。其书风平和而洒脱，轻巧而沉着，飘逸多姿，一任自然，非晋人不能为。

王羲之书法无真迹传世，其真正面貌让今人争论不休，而《伯远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可靠的旁证，从中可以领略出二王书法的风神。启功《论书绝句》“王帖惟余伯远真，非摹是写最精神。临窗映日分明见，转折毫芒墨若新”[41]客观准确地道出了此帖的价值。

《伯远帖》为我们提供了直入晋室，书追二王的途径，它的笔法、结体和王羲之的很多法帖相近，而又表现出瘦硬、开张的自家风貌，可谓晋代书法的绝响。

（四）王羲之书法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琅玡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生于西晋太安二年，卒于东晋升平五年，享年59岁。初任秘书郎，后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等，世称“王右军”。后因与扬州刺史王述不和，辞官定居会稽山阴（今绍兴），被后人尊为“书圣”。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父王旷，字世宏，西晋末年任丹阳太守，熟悉江南情况，永嘉之乱后，他是晋室南渡的首倡者。伯父王导历事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出将入相，官至太傅。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由父王旷、叔父王廙启蒙。七岁善书，十二岁从父亲枕中窃读前代《笔论》，顿悟笔法，书法大进。王旷善行、隶书；王廙擅长书画，王羲之从小就受到王氏世家深厚的书学熏陶。

王羲之书法的学习过程可从其自述中有所了解：“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42]由卫夫人启蒙，然后取法诸家，直接学习古人遗迹，最终臻于大成。张怀瓘曾在《书断》中指出：“（王羲之）剖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损益钟君之隶，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至研精体势，则无所不工。”[43]王羲之对张芝草书“剖析”“折衷”，对锺繇隶书“损益”“运用”，对这两位大家都能“研精体势”，增损古法，一变汉、魏质朴书风，创妍美流变之体。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王羲之能自拔于流俗，不断超越他人，超越自我。王羲之书法的提高，伴随着他人生境界的提高和生命价值的完善。陶弘景曾言：“逸少自吴兴以前，诸书犹为未称。凡厥好迹，皆是向会稽时、永和十许年中者。”[44]虞龢也说：“羲之书，在始末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45]

与两汉、西晋相比，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的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技法完美、颇具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王羲之以后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不学习王羲之的。

王羲之书法均以双钩临摹和刻帖形式传世，真、草、行各体书法造诣均极精深，代表作品有小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初月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兰亭集序》等。其中，真伪尚有争议的《兰亭集序》经诸多宣扬，声名最著，被称作“天下第一行书”。

此外，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形成中国文化史上颇为壮观的王氏书法家族。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七子王献之成就最高，与其父并称“二王”。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尽管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已经牢固确立，但真正理解认识王羲之，认识他在中国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上，尽善尽美的艺术作品从来也没有出现过，将来也不会出现。王羲之的书法因其年龄所限，并没有达到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人书俱老，因此，对王羲之的尊崇与坚守是应该的，但固守则不是正常的，清代的碑学浪潮正是推动书法艺术多元发展的有益探索，值得当代书法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