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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位传递（第1页）

四、相位传递

1189年（宋宁宗淳熙十六年，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对于南宋和金朝都是不平凡的一年。

是年，金世宗病逝，由于他的儿子早于金世宗死去，帝位只得由其孙子完颜璟继任，是为金章宗。同年，宋孝宗也将皇位传给儿子赵惇即光宗，自己做起了太上皇。此时，宋金之间保持着和平关系。原来，早在《隆兴和议》签订之后，宋金双方重开榷场，发展边境贸易；又互派使者，庆祝重大节日；对于北宋时期被掳去的各类人员，金朝也都做出了较好的安排；金世宗还下令全国，有“妄言边关兵马者，徒二年”，[1]还多次缓解了有可能引起冲突的事件，表达了金朝对南宋的和解诚意。

金章宗继承金世宗对宋友好的做法，确定“内安民，外和好”为治国方针，重视农业生产，减轻赋税，注意金宋间的和平相处、友好交往，积极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自己还不断地学习唐宋的各种典籍与文化。北京著名的卢沟桥与钓鱼台就是金朝这一时期营造的重要建筑。

这一时期，宋光宗也主张废止武备与金通好。其间，由江西进士周必大、福建进士留正和浙江进士葛邲为相，他们都是一批三朝元老，以帝意为是。

但是，宋光宗是一个心身都不太健全的人，他在继承皇位前后，造成宫廷内部矛盾重重。在立太子问题上他与宋孝宗有矛盾，于是采取不上朝的办法与宋孝宗相对抗。宋孝宗死后他又拒不执丧，引起群臣不满。大臣们都想以“内禅”的办法，尊宋光宗为太上皇，立赵扩为帝，强迫宋光宗退位。只有左丞相留正借口有病，认为宰相不能辅赞恢复大计，就应辞去相位，表明自己不想卷入废掉光宗之事。

宗室大臣赵汝愚与赵彦逾等都积极谋划废立之事。赵汝愚是宋朝宗室，是乾道年间进士第一，以宗室入仕。有“事亲孝，事君忠，居官廉，忧国爱民，出于天性”的美名。只是他们感到力量单薄，决定请韩侂胄帮助，并争取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支持。韩侂胄，字节夫，相州安阳人（今河南安阳）。他与朝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的曾祖父是北宋名臣韩琦，母亲是太皇太后吴氏的妹妹，他的妻子是太皇太后的侄女，而他的侄女又是当朝的韩皇后。由于这种联系，使得他能随意出入宫廷，并得到后宫的支持。由于韩侂胄与两宫有着这种密切的联系，使他有机会参与宋光宗的“内禅”事件。

1194年（绍熙五年）七月初四，经过多次交流，这一计划得到太皇太后的支持，于是下诏说：“皇帝以疾，未能执丧。曾有御笔，自欲退闲。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为太上皇，皇后为太上皇后。”[2]就这样，嘉王赵扩在众人的扶持下，最终黄袍加身，取得了皇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宋宁宗。

宋宁宗登上皇位后，赵汝愚与韩侂胄商讨策恩之功，赵汝愚说：我是宗室大臣，你是外戚，为皇室做点事是本份，怎么可以言功论赏呢！只有爪牙之臣，才讲赏赐。不同意韩侂胄参与中央大政。但未过多久，赵汝愚却自“定策功”，由枢密使、光禄大夫入相，升任为右丞相。按宋朝法律规定，宗室也是不能担任宰相的，因此赵汝愚表面上装作“力辞再三”，是在别人坚持“不许”的情况下被迫当任，开始执政的。这时，朱熹曾做过“劝进”，他以为对于韩侂胄应“当以厚赏酬劳而疏远之”，主张给他一些安抚，切“勿使预政”。赵汝愚以韩侂胄是外戚为由，只给了他一个汝州防御使的官职，没有满足韩侂胄的要求。与此同时，另外一位“定策”的主要参与者赵彦逾也未能获得足够的赏赐，这就产生了多种矛盾。而且，赵汝愚还以韩侂胄是武人出身为由拒不接见他，更加激怒了韩侂胄，使他“怨汝愚日深”。1195年（庆元元年）二月，韩侂胄就与赵彦逾相互呼应，并征求了京镗的意见，安排亲信李沐上疏皇帝，说：“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将不利于社稷”，而且，以赵汝愚“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甚至说他有谋反篡夺皇权的可能。这时，虽有不少大臣和太学生表彰赵汝愚“勋劳著于社稷，精忠贯于天地”，极力来支持赵汝愚，宋宁宗最后还是听信了韩侂胄等的谏言，于1195年（庆元一年）二月，将赵汝愚罢去相位，出判福州。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赵汝愚暴死于赴衡州的路上，享年56岁。时人称之为“天下闻而冤之”，临安街头还出现了“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赖有史长存”的悼念诗。[3]同时获罪的还有徐谊、朱熹、彭龟年、黄度、李祥、杨简、吕祖俭等人。

1196年（庆元二年）正月，韩侂胄由保安军节度使，加开府仪同三司，权力在丞相之上。之后，他成了宁宗朝中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专横宰相。

韩侂胄因立宁宗有功，又排除了各种干扰，最后控制了朝政。这时，韩侂胄听说金世宗早已驾崩，金朝在对蒙古连年用兵中，财匮物乏，国势日弱，便认为是恢复故土的良好时机。此时，宋金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依然存在，宋金之间的根本矛盾仍未解决，尤其是宋朝皇帝，对于自己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更是耿耿于怀。韩侂胄就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经常挑衅金朝，打算挑动开禧北伐，随时准备发动战争。他还想通过战争进一步来扩充自己的权位。

金章宗一直以来采取克制态度，尽量避免正面冲突，还指示使臣说“两国和好久矣，不宜争细故伤大体”，[4]强调以两国的友好为重。面对韩侂胄一再挑衅，误认为金朝是软弱可欺的态势，金章宗依然抱着容忍姿态，以“南北和好四十余载，民不知兵”的想法，“不忍先发”，[5]他的原则是“宋不犯我，我不犯宋”，[6]竭力避免战争的爆发。宋金之间若能长期继续此政，实现和平发展完全有可能。

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四月，韩侂胄不顾劝阻，一意孤行，派出两淮、京西、川陕三路大军不宣而战，开始北伐。这次开禧北伐之战与上次的宋金战争已经相距44年。战争初期，南宋军队连克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虹县（今安徽泗县）、新息（今河南息县）等地，宋军偶然小胜，让韩侂胄冲昏了头脑。他误以为收复失地指日可待，以为自己建立盖世功业的野心就要实现。之后，金军转入反攻，直抵长江北岸，韩侂胄孤立无援，面临全局惨败。

这时，朝廷中担任宰相的是韩侂胄和陈自强。陈自强是淳熙年间进士，因与韩侂胄关系密切，官位迅速上升。1203年官至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右丞相。他贪赃枉法，收受贿赂。为了讨好，直呼韩侂胄为“恩王”与“恩父”，极尽谄媚之能事。韩侂胄长期以来，权在丞相之上，1205年（开禧元年）自太师永兴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平原郡王拜平章军国事，正式入相，韩陈两人开始合作，并于1206年四月（开禧二年），二人特追秦桧王爵、降充银青光禄大夫、卫国公。1207年（开禧三年），韩侂胄被迫遣使求和，南宋危急。

史弥远奉杨皇后之命，按杨皇后的旨意，出来解决危机和难题，参与对于韩侂胄问题的处理。1207年（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七年）十一月三日，通过伏兵槌杀韩侂胄，扫除了宋金谈判的障碍。1208年（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三月，宋金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和解，签订《嘉定和议》或称《泰和和议》。有关详情见第四章。

1207年（开禧三年）十一月，罢去韩侂胄和陈自强相职。1207年十二月，钱象祖自参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国用使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入相。次年十月进为左相，南宋开始新一轮的宰相更替，开展新的统治。

史弥远由于得宠于杨皇后和宋宁宗得以高升，这也就成了他进入南宋宰相高位的关键，明州史氏家族再次获得发展的机会。

史弥远，字同叔，号小隐，宋朝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是南宋宰相史浩的第三个儿子。1164年（隆兴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史弥远诞生。那时史浩58岁，是第一次担任宋孝宗宰相之后。对此，宋孝宗风趣地对史浩说：“史太傅晚年有子，足慰老怀。”史弥远也是明州史氏家族第二个登上宰相位置的人，但他所走的道路与史浩略有不同。1179年（淳熙六年），15岁的史弥远补了承事郎，17岁时转为宣义郎，这两个都是寄禄官性质的官称，仅仅是表示品级和俸禄的一种官名，并不实际担任职务，但可作为往后升迁的依据。之后，由于在考核时他获得第一名，就被派到建康府粮料院、沿海制置司等处任职。1187年（淳熙十四年）他便举了进士，为其担任高官创造了条件。按照宋朝的规定，没有功名支撑的人很难获得高官位置。

1190年（绍熙元年），宋光宗让留正为独相，26岁的史弥远被授予大理司直学士，成了宋光宗的侍从，以备顾问。1191年（绍熙二年），迁太社令。1192年（绍熙三年），史弥远成为太常寺主簿，开始担任较高的领导职务。1194年，史弥远因奔父丧，为父守孝三年。

1196年（庆元二年），32岁的史弥远继续担任原来的大理司直学士职务。不久改为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其职责与太学、宗学相似，一般由儒臣担任。

宋朝规定，在京官员自侍从以下，每五日必有一员上殿面奏时政，并提出建议，称为轮对。史弥远曾请求朝廷应为廉洁之士升迁、推举、推荐，并为他们行赏；提出过浚沟洫、固堤防的主张；设想过实仓廪、均赋役、课农桑、禁末作，为水旱之备的计划；以及修葺城郭、整修器械、选拔将帅、训练士卒的办法；还提过储备粟谷、照明烽燧、为边鄙之防的具体措施。他以这些想法和治绩为人们所赏识。他在任内建议朝廷荐举贤能之人、表彰廉洁之士，以及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国防等中肯意见，受到当时丞相京镗的器重，使他有机会逐步上升。1198年（庆元四年），他被授予枢密院编修官，迁太常丞，又兼工部郎官。京镗就对他说：“君他日功名事业过镗远甚，愿以子孙为托。”史弥远听到京镗的赞语自然高兴万分，难以自制。

京镗是绍兴二十七年的进士，宋孝宗即位后，锐意要恢复北方领土，大臣们大都“迎合天子意，以为大功可旦暮致”，只要战争一起就能马到成功，一举成名。唯独京镗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天下事未有骤如意者，宜舒徐以图之”，主张循序渐进，不要急于求成。他的建议得到宋孝宗的采纳与表扬，并被升为监察御史，累迁右司郎官。宋孝宗又派京镗出使金国，以报谢金使为宋高宗吊丧。到达金朝后，金人让他听音乐，他以为治丧期间应拒绝收听音乐。金人强迫他必须听，京镗不为所动，他对金人说出“头可断乐不可听”的誓言，深得人们赞赏，宋孝宗对群臣说：士大夫平时都以节义自许，有谁能像京镗一样“临危不变”呀！后经右丞相周必大推荐其为工部侍郎。在四川任上，他能“首罢征敛，弛利以予民”，使得“蜀以大治”，接着召为刑部尚书。宋宁宗即位后，他升任为左丞相，当时韩侂胄权“势震天下”，京镗也“奉行侂胄风旨，一变其素守”，不为人们所理解。京镗欣赏史弥远的办事能力，史弥远受到京镗敢于直言的影响，京镗后期的做法，也引起史弥远对韩侂胄的不满，史弥远发现必须直接面对才能解决他与韩侂胄之间的矛盾，这就是造成史弥远“素与侂胄有隙”的重要原因。

由于丞相京镗的提拔，1200年（庆元六年），史弥远改为宗正丞，逐级上升。1204年（嘉泰四年），提举浙西常平。1205年（开禧元年），被授以司封郎官，开始参与管理封爵、赠官、宗室诸亲承袭之事，兼国史编修、检讨、秘书少监，起居郎等职，开始与中央机关，乃至当朝丞相有工作接触。1206年（开禧二年），兼资善堂直讲，这是为皇室成员说书、赞读、讲读的地方，一般由儒臣担任。他同时兼任刑部侍郎，掌管刑法、狱讼、赦宥、叙复等事务，俨然成为中央大员。

1208年（嘉定元年）史弥远自知枢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登上宰相位置，与钱象祖合作。1209年（嘉定二年）五月起，史弥远复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由此走上独相之路。

史弥远在南宋宁宗、理宗两朝前后任相二十六年，有四件大事与他相关：

其一是参与“嘉定和议”。

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南宋危在旦夕，如何采取应对之策，是对南宋政府的考验。面对金朝咄咄逼人的架势，史弥远以其“沉静有谋，能断大事”[7]的个性，无可奈何地处置了韩侂胄，答应了金人的全部条件，1208年（嘉定元年）三月，宋金签订了“嘉定和议”，重新开始友好交往，为宋金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时机。

其二是严惩贪腐。

史弥远在韩侂胄扔下的烂摊子基础上开始执政。众所周知，自1164年至1206年，即宋孝宗隆兴二年至宋宁宗开禧二年，南宋王朝度过了四十三年比较安宁的岁月。但从开禧北伐后，南宋王朝的财政状况由逐渐好转向骤然滑坡发展。换言之，“在南宋立国至开禧北伐以前，财政从无到有，从危到安，逐渐好转。大约在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南宋财政达到最佳阶段。到宁宗开禧元年时，财政收支尚可勉强维持平衡。可是，开禧北伐开始后，财政就难以支撑了。开禧北伐对国家财政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自此以后，南宋财政每况愈下。即使在嘉定和议之后，财政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8]这就说明，史弥远刚执政时面临着众多困难，经济问题是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还有政治、军事、外交以及自然灾害等问题。

宋朝中叶以后，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急遽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官吏利用特权、通过经商，暴富的机会增多，贪图享乐、奢侈荒**之风兴起。此风由来已久，北宋年间，赵普因参与陈桥兵变有功，官至宰相，以此致富；石守信在宋太祖时，被劝释去兵权，为子孙积累了大量田宅、现金，后又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民多受其苦；不少武将也都会利用部下来盈利。文官中也有人从事商业活动致富，如苏东坡、二程都有此经历；直至南宋大将张浚，也曾派人进行海外贸易，获利惊人，成为武官中的首富。宋朝官吏们经商现象很普遍，经营项目巨多，无所不有，个别官吏甚至开始贩卖人口。南宋的官吏们有的侵吞国有财产，有的强占强夺，有的贪墨受贿，权钱交易、贪污公款成风。

开禧以来，韩侂胄时官场风气更加败坏，为了使大批官僚能接受商贾的贿赂，还规定了他们有享受免除税务的权利，以致造成“沿江场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沿江诸郡因此凋敝日甚”。[9]

按照宋朝祖宗之法的规定，凡贪得满5贯就要处以死刑，也可以处以磔刑，即实行分裂肢体的酷刑。针对贪腐、奢侈荒**之风流行，史弥远独相时期，就开始采取严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史弥远还采取措施解决自然灾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