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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奈之举（第3页）

由于皇帝贪图享受、怠于政事，使皇权不能有效地行使。那时，总得有人出来主政，这就是宰相，它为宰相大权独揽创造了条件。换言之，针对当时皇权状况，需要一个强硬的宰相来行使相权。无能、“不慧”造成了宋宁宗的悲哀，皇权难以实现，为史弥远成为南宋一朝的实际主宰创造了条件。由此可见当皇帝无能、政局不稳时，相权就会上升，权相就有可能大权独揽。采取独相的办法，让宰相仍在皇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来行使权力，致使相权得以伸展。史弥远以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拜右丞相当政，之后开始独相，集政权与军权于一身，同时把宰相兼枢密使的做法固定下来，从此成为定制，这就避免了将、相之间矛盾，减少了中央决策中的不必要争吵。所以，由宰相收夺将领的兵权，实际上是加强了皇帝的全权。人们明白“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的道理。由宰相具体掌控军、政、财三大权力，理顺了新的关系，也是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办法。关键是宰相要忠于皇帝、忠于朝廷，让当朝皇帝在不退位的前提下自已当太上皇。史弥远能够长期独相，是与宋朝宁宗皇帝的本意相一致的，皇权并没有因为独相而遭到削弱。从根本上说，中央集权制度依然存在，大权仍掌握在皇帝手中，并没有被宰相所取代，中央集权由此得到了加强，皇帝何乐而不为呢！有人以为加强相权是史弥远的罪过，长期独相是他无所顾忌的表现，是史弥远作为奸臣的罪状。笔者却以为，这是适合南宋时期宋宁宗与宰相之间君臣关系的最好形式、是正确处理朝廷内部矛盾的最好方法。难怪到了宋理宗前期，依然采取相同的办法——皇帝不闻政事，再次让史弥远独相多年，成为赵宋宗族的一个大管家。从历史资料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史弥远有“六辞不拜”、“八辞不拜”、“不许”的记录，说明史弥远并不准备长期处在相位，这也是史弥远的独相与秦桧有着本质的不同。

对此，王夫之看得很清楚，他只把史弥远定位在正直与贪婪、君子与小人、利私与利国之间，认为史弥远有正与反的两面性，并不像王莽那样取汉政权而代之，他既没有这种的想法，更没有这种做法，他仍忠于赵宋王朝，并不存在夺权的可能。在忠与奸问题上，王夫之认为“秦桧擅，而赵鼎、张浚不能遏；侂胄专，而赵汝愚、留正不能胜；似道横，而通国弗能诘”；史弥远与这些“君子之穷”不同，[15]他与秦桧等确实是有区别的。

有人认为史弥远“擅权用事”，使皇帝不能亲政，又“操弄威福，有废立之渐”，废除赵竑，拥立理宗，说明他有“罪”、是奸臣。这样的判断也有待商榷。

史弥远为什么要废除赵竑，拥立理宗？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对此，《宋史·后妃列传》中有两段很有意思记载：

后既诛侂胄，弥远日益贵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国嗣未定，养宗室子贵和，立为皇子，赐名竑。弥远为宰相，既信任于后，遂专国政，竑渐不能平。初，竑好琴，弥远买美人善琴者纳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动静。竑嬖之，一日，竑指舆地图示美人曰：此琼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弥远于此也。美人以告弥远。竑又书字于几曰：弥远当决配八千里。竑左右皆弥远心腹，走白弥远。弥远大惧，阴蓄异志，欲立他宗室子昀为皇子，遂阴与昀通。

又说：

十七年闰八月丁酉，帝大渐，弥远夜召昀入宫，后尚未知也。弥远遣后兄子谷及石发废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岂敢擅变？是夜，凡七往返，后终不听。谷等乃拜泣曰：内外军民皆已归心，苟不立之，祸变必生，则杨氏无噍类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弥远等召昀入，后拊其背曰：汝今为吾子矣！遂矫诏废竑为济王，立昀为皇子，即帝位，尊皇后为皇太后，同听政。

从上述两段资料可以得知，史弥远参与废、立是被逼的，是在宰相面临被废除、被流放甚至有生命危险时，被迫采取的紧急措施。历史上当皇权、相权失衡，相权威胁皇权时，为削弱相权、贬低相位，分割相权，皇帝会采取一套促成皇帝决策的调节机制，让“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实现国家重心由朝廷转向宫廷，来确保皇权。同样，当相权不保，宰相不可能坐以待毙，有时会采取抛弃原有皇子，甚至于国君，另立君位，建立新的朝廷，为自己在权力斗争中赢得一席之地，这些做法均属正常。

联系中国传统社会，子孙为争夺皇位，宰相“挟天子而令诸侯”，以及皇族以太上皇或太后以垂帘听政者的方式夺取权力，也是屡见不鲜，不足为怪的。皇亲国戚之间为抢班夺权而相互残杀，历代有之。曹操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只是因为他任宰相期间采取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手段，为建立魏国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史学界长期把他作为奸臣对待，至今戏剧舞台上仍让他以白脸奸臣面貌出现。但是，如今人们知道曹操是以“挟天子令诸侯”而闻名的功臣，而不是奸臣。唐太宗李世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兄、杀弟，通过喋血禁门的“玄武门之变”而夺得皇位，在家族斗争中获胜，成为永享英明的天可汗，因此而光彩夺目，名留千古于世；宋朝的老祖宗赵匡胤从七岁的小皇帝柴宗训的手上夺走了皇权，通过“陈桥兵变”皇袍加身，成为政权的开拓者；赵光义采取兄终弟及的办法，改变原有父子相承的继承法，接替了赵匡胤的皇位。难道这些都是合理的？他们都是奸人？谁都清楚，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只要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历史上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在南宋当时的条件下，史弥远作为宰相不可能也不想夺取皇位。但为了自卫，为了保护自己不被处死或“决配八千里”，采取废旧立新的办法，重新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人当君主是有可能的。而且，宋朝在立新君之前，为考验皇子，在两个皇子中进行考查与选择，也是常有的事。两宋时期发生过多次接班传位的问题，皇帝目测中的皇子有时不一定就是继大位的新君主。宋徽宗传钦宗是如此，宋徽宗退位时就发生过由其长子定王赵桓还是三子赵楷继位的问题，最后决定由赵桓继承，是为钦宗；宋高宗传位宋孝宗也如此，宋高宗退位时，也出现了是由恩平郡王赵璩还是普安郡王赵玮继位的问题，最后赵玮脱颖而出，由其继承皇位，是为孝宗；宋光宗也是通过吴后作主而确立传位于宁宗的。宋光宗退位时，也发生过由嘉王赵扩还是立吴兴郡王赵抦的问题，最后赵扩继承，是为宁宗。最后一次是宁宗传理宗，这时也发生了由其养子济国公赵竑或是成国公赵昀继承的问题，最后由宰相史弥远决定，经杨皇后同意才立理宗的。赵昀本是正宗的宗室子孙，本该有权继承皇位。他不可能是史弥远“阴谋”的产物。1220年时史弥远已56岁，如果为了寻找他自己的心仪之人，史弥远满可以从自己家的姻亲中去找，何必玩弄此种“花样”呢！如果为了控制皇帝，他更没有必要请人对其进行培训和教育，来保证皇帝的基本素质。值得重视的是，史弥远最后还是通过杨皇后的认可，使赵昀“汝今为吾子矣”，遂立为皇子，而即帝位的。既然有杨皇后出面，就应算是符合规矩、也算有正式手续的。从最后的效果看，宋理宗的即位较未登基就想整人、害人、杀人的王子、野心家要好多了。还是王夫之有高见，他认为史弥远虽有变易之心，“然且密属余天锡、郑清之以徐变”赵昀其德性。这较王莽与梁冀贪立童昏，目的是为了窃国，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理宗之静，固贤于竑之躁也”。[16]史弥远的这些做法为加强君主专制政体提供了服务，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制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些事实恰恰表明，史弥远是忠于赵姓一家的，是忠于赵宋王朝的大臣，而不是奸臣。

所以，《宋史》的态度很明朗。它分别将秦桧、韩侂胄与贾似道明确地列为“奸臣”一族，而将史弥远与其他几位宰相则放在列传之中。《宋史》并未以独相或诛杀韩侂胄作为标志，也不以主战、主和或主守来划分忠与奸，这种处理历史问题的态度是正确的。

为了更客观地反映与评价历史，特将各类文献资料和通史著作中有关史弥远的评述，作为附录放在本章最后，供读者参照。

[1]《四朝闻见录》戊集，《臣除雷孝友上言》。

[2]《四朝闻见录》乙集，《函韩首》。

[3]《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朝都是贼》。

[4]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见《中国文化史论丛》，总第87辑。

[5]《南村辍耕录》卷3，《正统辩》。

[6]陈学霖《中华帝国的正统观：女真-金朝（1115-1234年）的讨论》一书，转引自《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8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7]王祎：《正义忠公集》卷1《正统论》，清康熙间刻本

[8]陈邦瞻：《宋史记事本末》卷72。

[9]《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0]《宋史·韩侂胄传》

[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己巳”条。

[12]《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265～279页。

[13]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宁宗不慧》条。

[14]方回：《桐江集》卷7《郑清之所进圣语考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15]王夫之：《宋论》卷13《宁宗》。

[16]王夫之：《宋论》卷1《宁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