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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无奈之举（第2页）

第五，割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及商秦之半以畁金。

第六，燕京（今北京）以南、淮水以北流亡南方的人，若愿北归，南宋不得阻拦；而燕京以北逃匿于南方的人，则必须遣送归还。

第七，以口头表述为准，金朝同意将宋徽宗、郑后的梓宫，以及宋高宗之母韦氏等归还宋朝。

（2）《隆兴和约》内容较前有一定变化，如：皇帝称号由原来的君臣之国改为叔侄之国；改原来的诏表为国书，宋、金皇帝一律称为皇帝，文书都称国书；改称岁贡为岁币，银、绢也各减五万两；疆界以《绍兴和议》为基础，双方再割、再让一些州地；在遣返俘虏问题上也有变化。由此可见，宋朝地位较前有所提高，金世宗在保证所得前提下确实作了一些让步。

（3）《嘉定和议》的具体条款，有的依旧，如两国境界如前；双方遣返俘虏如前；有的稍有变化，如：称呼照前，只是由叔父改为称伯父；变化最大的有三点：一是宋每年交纳岁币银、绢较前增加十万两、匹，二是宋需交纳犒军银三百万两与金，三是惩办战争首谋之人，宋将韩侂胄与苏师旦的首级函送金人。

3。从影响看：

史弥远受遣责最多、最激烈的也在于此。其实，了解宋、金对正统的理解就能找到正确的定位。了解南宋皇帝的表现就能确定是谁的责任。

就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宋高宗上表说：

臣构言，今来画疆，以淮水中流为界，西有唐邓州，割属上国。自邓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为界属邓。四十里外并西南，尽属光化军，为敞邑沿边州城。既蒙恩造，许备藩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自壬戌年为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隧命亡氏，踣其国家。今臣既进誓表，伏望上国早降誓诏，庶使敞邑永为凭焉。[8]

1142年（宋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三月，金遣使册宋康王（高宗）为帝。[9]

这就是说，宋高宗是以臣子、藩方的名义向上国（金朝）承诺的，他感谢金主的恩典，表示今后世世子孙都能谨守臣节，认为所割疆域属上国所有，决不反悔。今日，以臣的名份进奉誓表，希望上国能早日下降誓诏，以保永久平安。

有人以为是史弥远让南宋遭受屈辱，事实上是早在宋高宗时就愿自受其辱：金国是上国，南宋是藩方；金朝是君主，南宋是臣下。谁是正统，谁是附属，定位一目了然。

有人对于金朝要求增加岁币银绢、交纳犒军银，以及惩办战争首谋之人并将他们的首级函送金人不理解。这正是西方史学家与中国传统史学观念的不同视点。《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说：在1207年下半年到1208年的和谈期间，金朝坚持要将韩侂胄作为主要的“战犯”，一再要求将他引渡。得知韩已被诛之后，他们又要求将韩的首级献给金作为赔罪的证物。换言之，金朝在《嘉定和议》中是以惩治“战犯”和战争赔偿的名义来处理宋金关系的。所谓“战犯”是指犯有战争罪行的人，他们认为韩侂胄破坏了原有的几十年和平局面；所谓“战争赔偿”是指战败国由于战争的原因，必须付给战胜国一定数量的实物或现金。按理说只有被侵略国家才有此权利。因为金朝认为“开禧北伐”是由韩侂胄挑起的，就把自己当成被侵略国家。

综上所述，宋金的这场战争以南宋答允金朝之请，函送韩侂胄首级换取所侵之地而结束。从此，南宋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对于南宋来说，《嘉定和议》比《隆兴和议》更为屈辱。宋宁宗在总结开禧用兵时说：“恢复岂非美事，但不量力尔。”[10]但是南宋受辱，责任不在史弥远，他只是皇帝指令的一个执行者。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宋高宗与韩侂胄。由此也可说明，宋金关系中定调与第一责任人应是宋高宗，此后很多问题来源于此。所以，史弥远临危受命时所遇到的问题，既不能归咎于当时的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宁宗的无能，也不能怪罪于史弥远本人玩忽职守，而是由于他们遇到了可怕的对手金军，以及南宋开国皇帝高宗种下的祸根。同样，南宋的灭亡，也不在于宋朝的软弱，而在于他们遇到了更为可怕的对手蒙古军队的攻击。同时还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不要折腾。这里，我们应该明确，不是所有主战者都是正确的。

假若对于双方来说都有好处的话，就是“这个和议又为宋金两国提供了20余年的和平相处的环境”。

4。从结果看：

宋朝向金屈从由来已久。尤其是不少人不能原谅史弥远向金献上韩侂胄头颅这一事实。这是由于他们并不了解历史的全过程，若从整体看，从长远看，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看，掌握了全部材料，就会了解史弥远主守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做法也是整个过程的延伸，是无可奈何的。

（1）从1123年宋与金签署第一个和约开始，就出现了这种不平等的苗头。这是宋金两国最早的和约。那时，刚刚建国才十年的金朝就要求与宋朝并称为平等国家，阿骨打被称作“大金大圣皇帝”，宋朝要把原给辽的岁币交纳给金。所以，这一和约的签订标志着金宋一个漫长的的不平等时期的开始。

（2）时隔两年，1125年秋天，金朝就因“张觉事件”而大举伐宋。所谓张觉事件，实际只是金朝发动战争的借口。张觉原是辽驻平州（今北京东部永平）的节度副使，后反金降宋，仍任原职，金朝就以他是叛徒为由，要求宋朝引渡，下令将其处死并把他的首级送至金朝。宋朝被逼只得同意照办，这一行动说明，当时宋朝政府已不具备庇护自己官吏的实力。

（3）1127年初，金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律降为庶人，后分别被封为天水郡王和天水郡公；1128年又强迫他们为阿骨打穿孝行礼，表示赎罪。这些侮辱性活动说明金朝非常重视辈份，北宋也已无可奈何，只得照办。

（4）从称呼上看，从宋高宗开始，就称金为“上国”，自称为“鄙邑”，为“臣构”，将岁币称之为“贡”。而金则把宋看作是“侍从”，而不是一个有主权的政府。南宋的自我否定已达到了极点：俯首称臣。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按当时双方地位看，“金欲和则与之和，金欲地则与之地”。[11]这就是说，只要金人不答应，宋人怎样要求都是没有用的，只有金人满意了才能达成协议。

（5）1161年夏，金的最高统帅海陵王为了表明他将以正统的统治者来统治整个中国，便下令将辽朝的耶律氏和宋朝的赵氏家族中所有男子（当时约有130多人）全部杀死。更为可恶的是，他还以继母谏止他伐宋为名，杀害了他的继母、皇太后徒单氏和她的侍婢们。[12]

以上材料都可说明，宋朝自身地位决定它只能屈从于金的**威，南宋的宰相必须继承“老祖宗”遗留下的恶果，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在自己力量不及对方的前提下，不接受议和条件就等于自取灭亡。南宋政府只要不答应金朝这一条件，金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而南宋在战争中没有战胜的可能，结果会更惨。南宋当时的这一局面如同中国近代一样，弱国无外交、“胜者王侯，败者寇”、落后就会挨打，不平等条约不得不签，任何人参与都会是一个结果，形势逼迫史弥远只能满足金人的需要，别无他路。所以，这里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不能因此把签约者或同意签约者都称作是投降派和奸臣。

在“战”与“和”、忠”与“奸”的相关议题上，除有“诛杀”、“献头颅”等问题外，还有“独相”和“擅权”两件事。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件事？怎样由此来评定史弥远呢？

史弥远曾多年独相，独揽大权于一身，任相后步步高升，以致他的头衔越来越多，就此，有人更把史弥远与秦桧、韩诧胄、贾似道做了比较，认为南宋从1127年建立，至1279年灭亡，历时一百五十二年，期间宰相中任职时间较长的有：秦桧19年、贾似道16年。任职最长的是史弥远共计26年，其中独相为24年。由此认定史弥远与秦桧等三人在任职时间上有共同之处，而且较他们更长，因此认定他就是奸相。我们认为，不能以任职时间的长短或为相的方式同奸臣划等号。同样，也不能以是否是独相作为评判宰相的标准。

我们认为，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集权体制下存在的主要矛盾。两千多年以来，社会总的趋势是皇权越来越膨胀，相权越来越缩小。所以，人们已经习惯于国家一切权力均由君主一人裁决，宰相只能是“助理万机”中一员。在这一思维方式下，皇权必须绝对管控宰相。皇帝必须位居权力的顶峰，总揽一切大权。皇帝之下设中央决策机构，即宰相与枢密院、六部九卿具体行政，构成以皇帝为中心的严密统治。这就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都得听命于皇帝。为了加强皇权，历史上也曾有过削弱宰相权力的行动，但之后却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社会实践证明，皇权与相权是相互制约、相互消长，并不断调节的，强调任何一方，削弱另一方都会发生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南宋时期的独相制是在宋朝与金朝的并立战争中，由执掌权柄的宰相逐渐形成的。原来，宋朝的统治者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除收夺兵权外，还加强了对于相权的控制，甚至以缩短宰相的任期来管控，造成主强臣弱的态势。宰相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主管财政、谏议大夫有弹劾大臣的权力，以此来削弱宰相的权力。强化皇权、分割相权、削减兵权是有宋一代的基本策略。但是，这一格局不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尤其在宋金对立时期，军政之间矛盾很多，经常闹得不可开交，不利于将、相团结一致抵御外来的侵扰。因此，从宋真宗开始，在不动摇皇权作为最终的决策者地位的前提下，相权逐步开始加强。

到了宋宁宗时期，皇帝个人的状况决定他会采取一个更适合于自己的统治方法。宋宁宗是一个肌体不健全的人，是一个没有担任皇帝能力的皇帝。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宁宗不慧而讷于言，每北使入见，或阴以宦者代答。”[13]所谓宋宁宗“不慧”，就是他不聪明、愚蠢；所谓“讷于言”，就是说他“呆”、有话说不清、道不明，有时会见使者还需宦官为他代答。宋宁宗时期造成三十年独相的根本原因在此。韩侂胄能独相十四年，史弥远能独相十六年，权倾朝野，归根到底是由于皇帝的无能。宋宁宗的形象是由他的家族遗传因素决定的。他能接替皇位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宋光宗有精神疾病，无法打理政事。宋宁宗从小体弱多病，根据史料记载，宋宁宗外出，走到哪里，就有两块牌子作为先导，一块上书：“少饮酒，怕吐”；另一块写着：“少食生冷，怕肚痛”。皇帝仪仗队中出现如此“壮观”的情景也是历代少有。宁宗在位时由于庸碌无能，对于政事一问三不知。有人对此作过分析，认为：“宁宗在位三十年，未尝自处分一事，恭俭有余，明察不足。凡侂胄造御批、逐正人、禁伪学、开边隙，宁宗不察也。弥远与杨后、景献诛侂胄，函首送北，宁宗亦不知也。独有立济邸为皇子，出自宁宗独断。”[14]这就是说，他大事不会管，小事不想管，只是在立皇子问题上要“自己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