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晨光微熹,
“啥?大顺朝那位圣主爷的经历?”
手里啃着包子,喝着稀粥,跟前摆着一大摞文书的齐瑞良,满脸疑云瞅着祥子。
这位李兄平日里极少掺和庄里的俗务,今儿个特意寻过来,齐瑞良。。。
那声音极轻,却如针尖刺入耳膜,又似春风拂过心田。小禾猛地抬头,四野寂静,雪后初晴的夜空清澈得如同琉璃,星子低垂,仿佛伸手可摘。她屏息凝神,再听时,风已止,万籁俱寂。
但她知道,刚才那一声不是幻觉。
“嗯,我们在。”
不是回音,也不是模仿。那是回应??来自天地之间某种庞大而温柔的存在,对她说出的回应。
她缓缓站起身,走向屋外那第九十九株水晶芽。它静静立在融雪后的泥土中,叶片上的文字仍在微微发光,像呼吸般明灭。“沉默的代价,终将以千万种方式偿还。”她低声念着,指尖轻轻触碰叶面,一股暖流顺指而上,直抵心脏。
刹那间,记忆翻涌。
她看见自己十岁那年,在暴雨夜里蜷缩于柴房角落,父亲醉酒后砸碎碗碟的声音如雷贯耳。她捂住耳朵,却听见母亲低声说:“别怕,妈在。”那一刻,她没哭,因为她知道,有人在听她的恐惧。
她看见十五岁那年,同桌女孩因家贫辍学,临走前塞给她一张纸条:“我好想读完高中。”她握着纸条坐了一整晚,第二天把攒下的零花钱全塞进对方书包。女孩回头看了她一眼,眼里有泪光??那是被看见的感激。
她看见三年前,第一个走进心屋的女人跪在地上说:“我已经三个月没洗澡了,我觉得脏。”她没有递毛巾,没有劝慰,只是蹲下来,平视她的眼睛,说:“你愿意告诉我,为什么觉得脏吗?”女人终于开口,讲起童年被亲叔侵犯的秘密。说完后,她靠在墙角睡着了,像婴儿般安宁。
这些画面从未如此清晰地串联在一起。原来从那时起,她就在做一件事:让人知道??你不是一个人。
而如今,这股力量正在扩散,如同地下水脉悄然贯通干涸的河床。
第二天清晨,村小学的“情感课”正式开讲。教室里坐着三十个孩子,最小的六岁,最大的十二岁。黑板上画着一张脸,周围贴满了不同表情的卡片:开心、难过、愤怒、害怕、羞愧、孤独。
老师问:“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明明很难过,却不敢说出来?”
一只小手怯生生举起。
是那个曾写下“爸爸死了我很高兴”的男孩。他站起来,声音不大但坚定:“我以前觉得,说了也没人懂。后来我去心屋,姐姐听我说完,还给我倒了杯热水。那时候我才明白……原来难过是可以讲出来的。”
全班安静了几秒,接着,另一个女孩举手:“我妈妈天天打我弟弟,我都不敢说话。我说了,她就说我是多管闲事。”她低头抠着指甲,“但我其实很怕,怕他会死。”
第三个孩子说:“我梦见奶奶回来了,她说她不怪我那天没叫救护车……可是我知道,如果我当时喊了,她可能就不会走。”
话音未落,已有几个孩子哭了。
老师没有制止,只是轻轻地说:“今天我们不说‘要坚强’,我们只说‘我在听’。谁还想说,都可以。”
那一天,孩子们轮流说出藏在心底的秘密。有的关于暴力,有的关于死亡,有的关于自责与梦魇。没有评判,没有打断,只有倾听和一句简单的回应:“谢谢你告诉我。”
放学后,老师们聚在办公室整理笔记。一位年轻女教师红着眼眶说:“我们教数学、语文、科学,却从来没教他们怎么面对自己的心。现在我才明白,情绪不是毛病,而是信号。”
与此同时,乌兰察布书院的培训进入第三周。
来自叙利亚的助教阿米娜讲述了她在难民营工作的经历:“有个十二岁的男孩,整整一年不说一句话。直到有一天,我坐在他旁边画画,也不问他,就静静地画。三天后,他突然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他们都死了,只剩下我。’”
她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我没有安慰他,只是点点头,说:‘你一定很孤独吧?’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趴在我肩上哭了两个小时。”
台下一名志愿者低声问:“那你当时不怕吗?怕自己承受不了他的痛苦?”
阿米娜微笑:“怕。但我更怕的是,如果我不在那儿,他就真的没人可以说了。”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湖心,激起层层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