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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第1页）

第一节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5

除了色诺芬的史学作品之外，古典时代晚期的史作绝大多数未能完整流传下来，这里面有泰奥庞普斯（Theopompus，约公元前380—？年）的58卷本的《希腊史》（又称《腓力王传》）和埃弗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的30卷本的《历史》，均篇幅巨大，一度颇具影响。

泰奥庞普斯是开俄斯岛人，早年可能随父亲在雅典居住过一段时间，与埃弗鲁斯一道在雅典著名修辞家伊索克拉底门下就学。据说他后来从事历史撰述系由于他的老师的建议，因为他熟悉人事和地理，并且继承了丰厚的遗产。这至少表明在古希腊学界的一些人眼里，进入历史写作的基本条件是要具备财力和对社会、地理的领悟能力。泰奥庞普斯后来移居托勒密埃及，写作和去世年代均不详。从后人（狄奥多洛斯、雅典尼乌斯、普鲁塔克等）常常援引他的著述看，他作有《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择要》、《希腊史》和《致亚历山大的信》，这些著述目前只遗存了一些残片，但从中可以看出他视野开阔，喜欢奇闻轶事，反感雅典政治舞台上的蛊惑家。

埃弗鲁斯是小亚细亚殖民城邦库麦生人，其代表作《历史》是希腊第一部通史，自传说中的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返回南希腊开始，止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公元前341年）。全书最终由他的儿子德摩菲勒斯编辑完成，埃弗鲁斯写就29卷，其子加写一卷，即第30卷。每卷独立成篇，有单独的篇名和前言。同泰奥庞普斯的著作一样，埃弗鲁斯的著作曾被希腊罗马作家广泛征引，尤其是《历史集成》的作者、名史家狄奥多洛斯，表明其重要参考价值。但全书现已失传，仅遗留下来111条引文。根据现有史料判断，埃弗鲁斯的通史写作形式可以视为他对希腊史学编纂形式的一个重大贡献，援引他的著作最多的狄奥多洛斯的代表作恰好也属通史形态，看来有可能受到埃弗鲁斯的影响。

（三）希腊化时期与古罗马的史学

1。希腊化时期史学概况

马其顿国王腓力于公元前338年统一希腊半岛，其子亚历山大随后率希腊联军东侵，以摧枯拉朽之势灭掉波斯帝国，兵锋东至中亚，南抵印度河河口，建立起地域空前广阔的亚历山大帝国，从而开启了希腊化时代。所谓希腊化，是指古希腊文化向西亚、中亚、南亚、北非传播并与地方文化融合的文化交流过程。它持续三个多世纪，至公元前31年后起的罗马并吞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北非的托勒密王国止。此段时间随着希腊人视域的扩大，史作的选题范围也随之扩大，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传记、回忆录等形式，史家和史作数量可谓前所未有。但十分遗憾，希腊化时代的大量史作没有一部完整流传下来，且绝大多数仅有作者名与书名存世，出现了“集体记忆中断”的现象，致使后人无法准确评价这一漫长时段希腊史学的发展水平。个中原因不得而知。希腊化世界两大图书馆——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和帕加马图书馆的毁灭是最简单的解释，但也有难以圆说之处，因为希腊古典时代的作品同样经过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整理却能够大量传世，而希腊化时代的作品却基本散佚。这一现象似乎表明这是一种有计划地、按时代划分来加以保存和销毁的行为所致。

希腊化时代最著名的史家之一是西西里人提迈俄斯（Timaeus，约公元前350—前260年）。他出身显贵，父亲是西西里城邦托罗迈尼昂的僭主。曾客居雅典达50年之久，受到雅典学术文化的深刻熏染，写出史学巨著《历史》共38卷，编年范围上抵神话时代，下至公元前264年，即提迈俄斯所处的时代；空间范围广泛，可谓西地中海地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古代通史，包括西西里、迦太基、意大利、西班牙、利比亚、山南高卢以及后起的罗马的历史。由于《历史》内涵丰富多彩，史料翔实可靠，颇得后代史家赞赏，至少到了公元1世纪还有罗马人读到过这本书。但现在也只剩下了个别断简残篇。除《历史》外，提迈俄斯还写有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的传记，均已失传。

奥林托斯人卡里斯泰奈斯（es，约公元前360—前327年）是博学多闻、著作较多的史家。在他名下有10卷本《希腊史》、《弗西斯战争》和《波斯志》，其中《波斯志》尚有残存，涉及亚历山大远征波斯的情景描述。作者是亚里士多德的侄子，经叔父举荐随亚历山大东侵。但伴君如伴虎，卡里斯泰奈斯谏言不慎，触怒了亚历山大，结果招致杀身之祸，成为古希腊少有的惨遭横死的历史学家之一。

麦散纳人狄凯尔库斯（Dicaerchus，约公元前326—前296年）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希腊化期间著有一部社会文化史范畴的著作《希腊生活》，解释人类文化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如人类起初倚靠采集果实为生，后来发明的武器，开始狩猎并役使动物。随后人类又发明了农耕与犁铧，出现不同职业。社会也随着这种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起初没有战争、动乱，人们生活在自在无忧当中，随后发生利益纷争，社会动乱。其描述社会进化的思路同赫希俄德的基本一致，反映古希腊人可贵的历史发展变化的思想，宏阔的历史观察能力。这是西方历史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的胚胎和萌芽。狄凯尔库斯还是希腊名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传记体史书的作者。但这些传记也同他的其他著作一样几乎完全散失。但传主的选择起码表明希腊化时代的传记家不仅注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注意到杰出的文化人。

公元前3世纪巴比伦人贝罗苏（Berossus）用希腊文和希腊纂史风格写出《巴比伦尼亚史》，从自然史说起，到亚历山大时代。这是西亚第一部由西亚人自己所写的史书，同时也显示希腊化的直接影响。

大约在公元前241年，托勒密埃及的祭司，埃及本土人马涅陀（Maho，生卒年份不详）奉托勒密二世的指示，用希腊文撰写了《埃及史》一部共3卷，编年从远古到公元前323年。书中制订了迄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的古埃及史分期，包括从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以次共30个循序渐进的王朝的名录以及473位国王，其中114个国王有名字，多数经现代埃及学家的考证，证明确有其人。

此前的古希腊人对印度次大陆只知道一些皮毛，现在由塞琉古王国的希腊人麦加斯泰奈斯（Megasthenes，约公元前350—前290年）的著作《印度志》做了填补。作者被托勒密国王委派到摩揭陀担任使臣，在该国首都华氏城驻节约十余年（约公元前302—前291年），写出一部4卷本的《印度志》，影响甚广，可惜现有散失，仅在古代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有只言片语传世。

希腊化时代是传记体史作兴盛的时代，古代作家提到一大批传记作家，如奥奈希克拉泰斯（Oes）、阿纳克西曼尼斯（Anaximenes）、克雷塔尔库斯（Cleitarchus）、杜里斯（Duris）、尼姆菲斯（Nymphis）、尤番图斯（Euphantus）等。由于史料匮乏，我们无从评判此时传记写作的形式和内容，但可以据此推断，传记体已经成为希腊历史学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构成了希腊史书写作的基本类型之一。

希腊化时代是希腊政治体制向君主专制过渡的时代。个人权力的集中意味着国家的各种资源的支配权集中到君主个人手中，因此自色诺芬等人开始的史作为亲者颂、亲者讳的非客观倾向逐渐在希腊化时代成为写作风气。

公元前146年，罗马毁灭希腊著名城邦科林斯，标志希腊彻底沦入罗马统治之下。公元前31年，希腊化的埃及托勒密王朝随着末代女王克莱奥帕特拉之死而灭亡，埃及成为罗马行省，希腊史学的命运从此与罗马史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2。波利比乌斯

罗马统治在地中海地区确立前后，其知识分子经过与希腊史学传统的直接接触，逐渐产生了追溯罗马人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进而成为区域性大国的历史反思冲动，于公元前3世纪末或2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批罗马史家。但由于此前的罗马人忙于自保和外侵，没有多少闲暇进行思想文化建设，拉丁文的词汇与表达形式还很粗陋，因此最初的罗马史家，如皮克托（QuintusFabiusPictor）和阿利曼图斯（LuciusAlimentus）在写作《罗马史》时，都使用古希腊文和古希腊史作的表现方式。这是初学者很难逾越的模仿阶段（公元前3世纪初—前2世纪上半叶）。所以，这一时期最优秀的史家依然是古希腊人波利比乌斯就不足为奇了。

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是南希腊麦加洛波利斯人，自幼聪颖好学，又生在重视子女教育的显贵家庭，父亲曾担任地区性城邦联盟——阿哈伊亚联盟的主要领导人，因此早期教育良好，长大成人时已经熟读经史，博学多闻，并在从政的航路上一帆风顺。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期间（公元前171年）被委以同盟军的骑兵长官，系同盟的第二号人物。战败后身份一落千丈，作为人质被罗马军押往罗马，受拘于元老小斯奇庇奥家内，成为他的被保护人长达16年。此间他曾跟随主人远征迦太基，到过西班牙，是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目击者和见证人，直接经历了罗马统一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剧变，并且处于剧变的中心。这就使他具有了书斋里的史家不可比拟的历史实践经验，有可能更真切地记载和回忆那些值得记载的重大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他的代表作是给他带来巨大史学荣誉的《通史》[223]，另有业已失传的《论战术》、《罗曼提亚战争史》等著述。《通史》计有40卷，现存仅前5卷及余卷的少量片断。其中，第1、2两卷为全书序言，同时概括介绍公元前264—前220年的政治、军事史。第3—29卷记写公元前220—168年的历史，重点描述第二次布匿战争。第30—39卷是至公元前146年的历史，含第三次布匿战争。其中第34卷是全书地理环境的背景说明。最后一卷是全书概要和编年总结。

以往的史家多埋首于具体历史的重构和对具体事件因果关系的解释，并不或很少反省和总结学科的理论问题。但波利比乌斯却不满足于对史学客体的单一撰述，力求在这类史学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解答有关史学课题与本体的一般理论认识问题，如历史的性质、目的、功能和价值、认识的可能性、方式方法等较为抽象的问题，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史识。他是古代罕见的对史学进行深入理论思考的思想家。

波利比乌斯较前人更多地论述到史学的本质和目的问题。他所以对此十分重视，是因为随着君主专制的确立，文化领域出现媚上媚俗的浮夸、矫饰的文风，一些希腊史家迎合一般读者对感官刺激的需要，热衷于描述战争的残忍，忽略对原因的探寻，混淆历史与戏剧的区别。波利比乌斯有针对性地对此加以批评。他指出：

历史和悲剧的目的并不是相同的，毋宁说是截然对立的……历史要求以人们的言行活动的真实记录，对富有求知欲的人提供亘古不变的教训和指南。对悲剧作家来说，主要是通过类似真实的虚构形象给观众造成一种幻觉；而对于历史家而言，主要是以真实的报导使求知心强的人得到好处。[224]

在这里，波利比乌斯实际对历史学科的两个基本命题给以了自己的解答：本质——对人们过去活动的真实记录和解释；任务——实现真实的记载和为需要人提供经验教训和行动的指南。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波利比乌斯的解答对希腊史学不能说是全新的，之前的史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类似认识。[225]但波利比乌斯比他的前人更自觉地强调它们，更透彻地阐释它们。

就第一个命题来说，他特别强调求真和原因解释对历史的决定意义，把求真视为历史的质的规定性。他指出：

在历史作品中，真实应当是凌驾一切的。正如活着的人或动物若失去双目就会成为废物，历史若失去真实就会变成无稽之谈。[226]

因此，他坚决维护史学的纯洁性，批评历史叙述模仿刻意渲染、空洞无物的修辞学的做法，坚决反对史著以奇闻轶事、以戏剧式的动人文句取悦读者的倾向。他认为艺术风格应处于从属和服务的地位，一切以加强真实叙述的效果为转移，不能为艺术而艺术。历史不是颂词，二者之间的差别如同实地和剧场布景的差别一样大，唯一区别历史与它在古代的姊妹学科悲剧和修辞学之处就是真实。

他剖析部分前辈史家明知历史的本质却仍然有意歪曲史实的原因在于：首先，这些人希望自己的作品更具有吸引力；次因是由于历史学家个人的主观好恶；再次因是史家缺少史料或无知。[227]

波利比乌斯不仅强调真实地再现过去，而且更加注意真实地解释原因。他把原因解释视为史学的基本任务之一，这种认识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紧密相关：

按照我们的看法，历史最必需的成分是叙述事件和情状的后果，特别是它们的原因。[228]

历史的特殊功能首先是发现人们实际上说了什么话，不管它们是什么话。接下来则是弄清引起成功或失败的言行的原因。仅仅谈论事实会使我们感兴趣，但再辅以原因的时候，历史研究就变得富有成果了。因为相似的形势会在精神上移情到我们的时代，赋予我们将要发生什么事件的各种不祥预感，使我们能在一定时期里采取预防措施，在另外的场合通过复现从前的条件使我们更有信心地面对威胁我们的各种困难。而一个漠视说过的话和事情发生的实际原因并代之以杜撰的讲话与离题的演说的作家，则破坏了历史的这一特点。[229]

在波利比乌斯看来，历史的根本特征就是真实。历史之所以需要真实，是因为现实的需求，绝对的借鉴参照意义。真实在波利比乌斯眼里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即再现真实的过去以及解释原因的真实。为了获得头一个层面的真实，也就是他所说的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他制定出史料的不同类型以及收集不同类型史料的基本方法。换句话说，他坚定地相信已经一次性过去的过去可以从史家通过各种努力收集到的史料或证据中得到再现。

波利比乌斯认为，最可靠的史料是历史家本人直接观察和直接经验。他援引赫拉克里特的话说视觉比听觉更真实，因为眼睛比起耳朵来说是更精确的见证。[230]这即是说当事人、目击者提供的一手史料才是最有价值的史料。他本人具备了目击者的充分条件，是罗马东征西伐、并吞地中海世界的见证人。

但是，即使如波利比乌斯这样当事人和目击者记写同时代的事，也不能保证他能够身临其笔下的每一个事件。波利比乌斯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局限。他还提出并身体力行了求证史实的其他方法。他认为实地旅行考察是获取史料的另一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