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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第1页）

第一节中西古代史学概论04

雅典是在公元前404年战败投降的，但修昔底德却没有实现自己记载整个战争的目标。他的著作突然终止于公元前411年，连最后一句也是不完整的。但他本人肯定活到了战争结束，并且返回了故土，因为他在书中不只一处表明了这一点。前面提到他说自己被放逐了20年，如果自公元前423年算起，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正好20年。他还在书中提到铁米斯托克里在希波战争期间修造的雅典城墙的内部结构，特别指出“就是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得出，这个建筑是仓猝筑成的”。[188]这说明修昔底德目睹了战败后被拆毁的城墙残骸，也说明修昔底德并没有看到公元前393年的雅典东山再起、雅典将军科浓在原城墙基础上重筑的新墙。他在第5卷第3章中的自述更是他目睹了整个战争的确凿证据。他说：

这一个时期的历史也是原来写历史的那个雅典人修昔底德所著的，他是按事实发展程序，以夏冬相递嬗的编年体撰写，将这段历史一直写到斯巴达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雅典帝国毁灭，把长城和庇里犹斯占领时为止。那时战事已经延续了27年。[189]

这段话表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写到第八卷之前，多半出现过一段时间的中断，然后在作者再次动笔的时候，便感到需要重新加一个简短的前言式的说明。这段话也表明他原计划的篇幅远比现在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要长。第8卷的突然终止表明修昔底德可能猝死于公元前403或402年至公元前393年之间，同时也表明他直到去世，一直笔耕不辍。因此，从写作时间的长度看，如果以公元前431年作为开端，这部著作同战争进行的时间同步，断断续续至少写了27年。

修昔底德是一位既有闲暇和敏锐的历史感，又长于思考、善于文字表达的贵族文人，因此他如果简单地写这样一部著作，并不需要27年的漫长时间。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他27年磨一剑，产出的仅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由此可见他对这部书所下功夫之大，思考之深。他的著作之所以结构谨严，脉络清晰，内容和谐一体，在朴素和隽永中洋溢着深沉的历史和人生哲学的意味，时间和精力上的大量投入应当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写作说明了学术史上一个具有共性的问题，就是作品的内在质量一般是同劳动时间的长短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部好书，总是作者深思熟虑、精雕细刻的产物。而精雕细刻，特别是赋予作品以严密的体例、耐人寻味的内涵和精致的话语，就需要作者花费较多的思考时间和精力，所谓慢工出细活是也。同现代的情况一样，古希腊罗马人中也不乏非常多产的作家，比如续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的同胞色诺芬。但他们的史作质量和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位置却远不能与修昔底德相比，虽说原因不止一个，但在时间和精力上投入不够肯定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这种精品写作的方式对今天的史学著述仍然具有启示的意义。

关于修昔底德的死亡原因以及葬身之地，修昔底德的同代人没有留下任何消息或暗示。敬仰修昔底德的希腊人后来做过一些调查和说明，比如修昔底德身后500多年的传记家普鲁塔克曾在《客蒙传》中转述他听到的传说：

据说修昔底德死在色雷斯一处叫作斯卡普特许勒的地方，在那儿被人暗杀。他的尸体被运回阿提卡，在客蒙家族的墓碑中间有他的碑，紧挨着客蒙的姐姐埃尔皮尼克的墓。但修昔底德是哈利莫斯德莫的人，而米尔提太家族是属于拉基亚太德莫的。[190]

雅典历史上叫修昔底德的人很多，很难说普鲁塔克时代的希腊人看到的客蒙家族墓地中的修昔底德就是历史家修昔底德。所以，普鲁塔克的怀疑是有道理的。较之普鲁塔克稍晚的希腊地理家波桑尼阿斯（盛年在公元150左右）也曾提到修昔底德因遇刺身死，但增加了一个具体情节，即修昔底德是在得到特赦后的返国途中不幸身亡的。这一具体说法当然同样查无实据，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身处修昔底德死后500多年的波桑尼阿斯是如何发现这一信息的。目前只能将它归入后人想象或推测范畴中去，姑妄听之而已。总之，有关修昔底德，从生到死都是一个谜，而且恐怕永远都是一个谜。

（2）修昔底德的史学思想与史学贡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主题虽然是一场战争，而且今天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规模十分有限的一场地方性的局部战争，交战双方都是希腊人，对阵时的最大兵力不超过10万人，大多数战役都是在两三千人之间展开的；但对于小国寡民时期的古希腊人来说，它们已是倾全国人力物力的巨大战争了，而且几乎所有希腊城邦都卷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无论战争的规模和战争的残酷性都是空前的。这场战争不是简单的输赢问题，它极大地改变了古希腊的历史，改变了希腊的政治格局，改变了希腊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加深了希腊人对人性的认知，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一场战争，甚至超出了古代的范围。正因为如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英国史家和历史哲学家汤因比首先联想到的就是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他认为修昔底德同他一样，为分崩离析、互相厮杀的大战所震撼。他据此得出结论：古典希腊的历史同现代西方的历史就经验而言，彼此之间具有共时性，二者的历史过程也是平行演进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191]他的历史哲学大作《历史研究》虽然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突生的灵感才动笔的，但与此有直接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史学界内部，由修昔底德开始的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研究始终没有结束，今天仍然是古希腊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讨论，对这部著作细节的考据与对整部著作的价值评估的工作也因此一直是古典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蕴含的大量历史信息则成为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来源。[192]

无论学术界的认识有多么大的差异，人们对修昔底德在西方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的认识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普遍认为修昔底德是古典史学最伟大、最杰出的史家之一，甚至是古典史学最伟大的史家。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体现了古典史学的最高成就。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此加以说明：

①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和批判实践

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的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序言中，他用相当大的篇幅论述自己的这一原则，其中有一段写道：

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但是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著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久远的。[193]

修昔底德的这段话至少有三点言同代史家未能言之处。

第一，他提出了非常严格的史料怀疑和批判的原则，亦即对史家收集到的一切史料都不能轻信，甚至对曾经亲自参与过某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词也不能轻易相信，因为消息提供者的主观倾向与个人的局限容易歪曲事情的真相。

在修昔底德之前，希腊已经有一些史家提出了史料批判的原则，但只是笼统提出而已，并没有对处理方法进行具体的制定。比如，希罗多德是修昔底德之前的史学家，他对传说史料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认识，在《历史》中两次指出他并不完全相信自己收集的传说材料。[194]希罗多德告诉读者自己只是一个客观的录入人，但并不等于相信他录下的人事。他告诫读者同样不要轻信，甚至不要完全相信他的整本书中的故事。这当然是极其可贵的史料批判精神，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客观写作原则。[195]由于秉持这样的精神和原则，他在书中的许多地方还对同一件事列举了他听来的两种以上的说法，并做出个人的判断。“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是他在《历史》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句话。然而，他仍然将他并不相信的史料作为自己的叙述史的素材，把这样做看作是自己的“职责”。这显然是早期希腊史学所特有的一种朴素、客观的处理方法。

到了修昔底德这里，希罗多德的处理方法通不过了。历史家不仅是所见所闻的记录者，而且还应是真实信息的提供者。而在史书中要提供真切的历史信息，就需要对收集到的史料进行一番调查核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提纯过程。在修昔底德看来，没有经过这样一个证实或证伪的检验过程，像希罗多德一样把听到、见到、读到的拿来就用，历史记载将是不可信的。

他在第1卷中特别就这一点展开了说明，指出：一般人都有轻信的弱点，容易接受并相信符合自己胃口的传说，容易对模糊不清的远古时代和直接经历过的当代历史产生错误的猜想。人们为什么容易轻信？他的解释是原因在于寻找真理需要花费人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就是说真理不是一块铸好的硬币，拿来就能用，人们必须为真理付出代价，而大多数人是不愿为此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所以他认为，那些很受人欢迎的诗人往往夸大他们所说事情的意义，最初的历史家即散文记事家则关心听众的反应要胜过对历史真相的注意，于是历史真实就被弃而不顾了。[196]所以，被大多数人轻信的诗歌和历史故事是不可信的，这里面也包括“历史之父”希罗多德。

修昔底德的这种认识并非没有道理。由于散文记事家处于希腊史学刚刚从神话传说中脱颖而出的时期，没有多少文字史料可以借用，也没有形成成熟的治史观念和历史表述形式，因此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散文记事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仿效民间的游吟诗人或说书匠，用大量的文艺手法、奇闻轶事来取悦听众，代价是牺牲了历史学的严肃性和准确性、主题的专一性。这是史学早期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幼年阶段，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方面，修昔底德由于严格的史料批判精神而对希罗多德等人做了过分的责备，因此需要专门为希罗多德做一点说明。

希罗多德《历史》体现的史学形态是一种准范式的前学科形态，即尚未形成像修昔底德等史家所具有的那种明晰的关于史学必须求真的规定、史料的限定性以及成型的体例、体裁和表述形式。由于希罗多德等人的作品缺乏一定之规，所以与后期古希腊罗马的史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别。这也是在希罗多德之后没有见到希罗多德的模仿者的原因。

但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散文记事家毕竟为希腊史学制定了一些准范式，为常规性的古典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比如正是希罗多德确定了史学的基本任务是记载重大历史事件、揭示重大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正是希罗多德为后世缔造出结构虽松散但具有基本主题的叙述史体裁和记事本末的体例。也正是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为后人提供了如何有效收集与处理史料的最初范例，以及初步的史料批判精神与人本史观，为古典史学家的著作提供了有关早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来源。由于修昔底德未能把希罗多德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笼统地用一把常规史学的尺子严格衡量前人的工作，于是他的一定程度的误判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希罗多德《历史》的史料确如修昔底德所说，主要出自口头传说。但较晚的修昔底德忽略了一个史实，就是希罗多德等记事家所处时代乃是希腊史学诞生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记忆刚从脑记口传上升到文字记载不久，社会积累的文字史料极为有限。从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无非是屈指可数的三部长诗、若干抒情诗、城邦名年官和体育赛会胜者的名录、一些重大自然和社会事件（地震、日食之类）的编年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志于著史的记事家不用传说用什么？因此初期的记事家们不得不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展开调查，搜求各种民间传说，以便编写各地、各民族和各邦的历史。这是一种纯粹的开创性工作，在古代交通信息、长途旅行的装备、采访和记录工具等条件极端落后的状况下，像赫卡泰乌斯、希罗多德那样在地中海周边地区甚至远及美索不达米亚展开个人对个人的调查问询，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需要克服许多书斋里的史家难以想象的困难，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金钱和勇气，需要高度的历史责任感，甚至需要有一种坚定的治史信仰。

这种类似现代社会学家收集资料的方法，是新生史家们赖以成书的主要方法。正因为如此，对于古希腊早期史家来说，经过问询得来的口碑史料就是“历史”。[197]因此，利用大量传说史料不仅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且应视为他们的重大成就和贡献。从现代史料学的认识角度出发，任何史料都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历史的真实信息，就看研究者如何分离和处理。因此传说同样具有历史真实的成分，即使是荒诞不经的传说，也是一定时期内的人们所思所想的真实体现，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历史观念。

譬如，《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雅典政治家梭伦与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的会见和对话，宛如具有现场记录或录音的现代新闻报道，显然经过了传说者的加工，带有虚构成分。但我们不能因为是传说就否认梭伦同克洛伊索斯存在会面的可能性。当时吕底亚是希腊各国最强大、最富有的邻邦，国王克洛伊索斯又奉行礼贤下士、附庸风雅的政策，所以希腊贤人相继到撒尔迪斯做客，[198]梭伦这样的名士成为克洛伊索斯的座上宾是完全有可能的。希罗多德在这里记载了一件可能的事以及与此事相关的具体情节，即使其中某些直接引语纯系传说者的“演义”或经过希罗多德本人的加工，但事件存在的可能性始终是难以否定的，希罗多德时代的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诠释，以及通过这种诠释所表达出的公元前5世纪中叶古希腊人推崇的幸福观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些诠释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转达的其他更为离奇的传说一样，[199]均属于那个时代人们观念的真实记录。

传说的内容在这里便可能具有两个层面的真实：体现传说者真实的思想和体现传说中人事的真实。其中前一种真实是确定的，但往往被研究者所忽略。后一种真实则是有条件的，一定程度上的：可能人是真的，事是假的；或者事是真的，人是假的；或者人和事均有真有假；或者人和事都是真的或都是假的。研究者对传说真实在这个层面的可能往往持怀疑态度，也应当持怀疑态度。

事实上，如果没有希罗多德的大量记录，有关地中海周边地区及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南亚次大陆各民族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史、政治与政治思想史、经济史的信息，就不可能流传下来。因为前希罗多德时代为数不多的历史、地理和民俗方面的著作，早在古典时代就显然失传了。所以，现代人应该感谢希罗多德。如果没有《历史》以及《圣经》提供的线索，近东考古就不会这样富有成果，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的破译就会非常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希罗多德记载的有关拉美西斯和大流士的传说，就没有商坡良和罗林逊等人的破译，因此也就没有埃及学和亚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