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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古代中国与西方的历史概论02（第2页）

迈锡尼文明是公元前15世纪至前12世纪阿卡亚人于南希腊的迈锡尼、派罗斯（Pylos）等地建立的青铜文明，其中以迈锡尼为其主要代表。

迈锡尼遗址的发现者是德国人谢里曼（HeinrichS）。后来，英国和美国学者都对相邻地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发掘，使迈锡尼文明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反映迈锡尼文明的主要有贵族或国王的坟墓、坚固的城堡、地域分布较广的陶器以及不同于线形文字A在考古学上称之为线形文字B的文字。线形文字B已于1952年被英国建筑家兼古典学者文特里斯（Mitris）等释读成功。它的释读成功为我们进一步解开迈锡尼文明内部的秘密创造了条件。迈锡尼文明存在了3个世纪左右，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被来自希腊北部的另一部落多利亚人（Doria）所灭，迈锡尼文明中断。

毁灭迈锡尼文明的多利亚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比迈锡尼落后，希腊社会重新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历史上把多利亚人南下以后的时代称作“荷马时代”。它是希腊历史上的“黑暗时代”，相当于公元前11—前9世纪。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大大下滑，政治和经济生活都倒退到了原始的氏族部落阶段。

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半岛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变，人口不断增加，农业技术得到显著的改进，城市文明逐渐出现。大致说来，最早建立城市国家的有：科林斯、麦加拉、雅典、斯巴达、阿尔戈斯、奥林匹亚、底比斯、特尔斐、拉利萨以及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爱菲索、士麦拿等。根据希罗多德的说法：“当时整个希腊族非常弱小，而爱奥尼亚人在所有希腊人中，又是最弱、最不受重视的。除雅典以外，他们没有一座比较像样的城市。雅典人和其他地方的爱奥尼亚人都不喜欢被人称之为爱奥尼亚人。”[109]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不同类型的城市国家在希腊犹如雨后春笋。据估计，希腊人在半岛上建立的国家大约为600至700个，加上海外建立的国家总数就达1500多个。[110]它们密密麻麻、星罗棋布，点缀在辽阔的地中海上，形成了西方古典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当然，希腊世界的国家由于形成的途径和治理方式不同，所以，政治体制和政治生活也不一样。但无论是哪一种政治体制，哪一种生活方式，强大的公民集体始终是希腊早期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希腊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公民自治团体在法律之下分享权利和义务的一种政治形式。

根据国家形成的途径，古希腊国家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国家是由氏族社会发展而来的，是氏族内部分化、矛盾的结果。这些国家一般是通过一系列改革来逐渐废除氏族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国家制度。雅典是这方面的典型。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地区，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爱奥尼亚人进入阿提卡，过着氏族部落制生活。到荷马时代，阿提卡一共有4个部落、12个胞族和90个氏族。各部落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自己掌管自己的事务，有时还会发生一些战争。像其他民族一样，雅典的早期，也有过国王，不过它的王政统治似乎到公元前683年就结束了。相传，在第十代国王提秀斯时，雅典曾进行了以雅典为中心的阿提卡地区的统一运动，即赛诺西辛（Synoecism）运动。[111]他废除了阿提卡各城镇的议事会和行政机构，设立了以雅典城为中心的中央议事会和行政机构，开始把阿提卡的各个氏族部落融合成一个民族。同时，按财产、地位和职业把阿提卡的居民分为贵族（Eupatriden）、农民（Geomoren）和手工业者（Demiurgen）三个等级，规定只有贵族才能担任官职。提秀斯改革是雅典氏族内部阶级分化的结果，而改革的结果又进一步促进了氏族内部两大阶级的对立。它是雅典国家开始萌芽的一个标志。雅典国家初步形成以后，掌握政权的氏族贵族残酷地压迫、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导致阿提卡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平息公元前6世纪初阿提卡爆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的社会斗争，梭伦（Solon）于公元前594年被授予最高权力——执政官。梭伦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颁布“解负令”，废除土地债务奴役。这一结果大大地阻止了贵族兼并小农地产的速度，从而使小农地产基本上保持了稳定的状况。与此同时，梭伦又剥夺了贵族对官职的垄断权，按收入将雅典人口分为4个等级，并以此规定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拥有公民大会的选举权。梭伦认为，他给予雅典民众的是适可而止，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据优势。[112]但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不过，梭伦的这次改革对于雅典的社会影响还是巨大的。“在新宪法内，出身不再被列为什么特权。阶级尚存在，但按贫富而分别。从此贵族的统治寿终正寝。如果他没有财富，贵族就一钱不值。人的尊贵由财富而非由出身决定。正像某位诗人所言：‘贫穷的贵族一钱不值’。”[113]在此后的30年里，随着雅典经济和贸易的发展，雅典经历了商业的快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加剧。公元前590年和公元前586年雅典连执政官都选不出来。公元前581年当选的一个执政官在其任期届满后，不肯离职，造成社会一度混乱，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庇西特拉图分别于公元前560年和公元前541年两度用武力夺取政权，实行僭主统治。在庇西特拉图当政的时期，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农的措施，其中著名的有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这一措施有力地保证了雅典小农经济的稳定，而小农经济的稳定又为雅典军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亚里士多德曾对庇西特拉图所施行的国政和目的作过详细的评述，他说：“庇西特拉图在宪法形式下温和地处理城邦事务，比僭主制更开明；他仁爱温厚，对过失者尤其宽大；他拨款借贷给贫民，以解决他们的产业之需，使他们能够依靠农耕生活。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他们逗留城市，而使之散居乡村；二是让他们有小康之产，安心于自己的私人事务，而无心也没有时间来留意公共事务。而且由于土地得以充分耕耘，他的收入也随之增加；因为他对各种产品征收什一税。”[114]庇西特拉图死后，其子继位，雅典政治又进入了较为混乱的时期。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当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梭伦改革的基础上又对雅典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1）把全阿提卡分为30个区，其中10个区在雅典城及其周围，10个区分布在沿海附近，另外10个区在内地。每三个不同的区合为一个地区部落，公民依地域参与当地事务的管理。新的10个地区部落的建立表明：以血缘为纽带的雅典氏族制已经走到了尽头。（2）建立了新的政府机构500人会议。500人会议由10个地区部落各选50人组成，为公民大会准备决议，并执行公民大会的决议。克里斯提尼改革肃清了氏族制残余，结束了雅典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完成了雅典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雅典国家的建立是雅典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但它的出现也确实推动了雅典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雅典阶级关系的变化。恩格斯在分析克里斯提尼改革后的雅典情况时，这样说道：“现在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赖以建立的阶级对立，已经不再是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对立，而是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了。”[115]由于雅典国家是“直接地主要地从氏族内部发展起来的阶级对立中产生的”，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

第二类国家起源于部族征服。这类国家既不像雅典那样直接从氏族社会内部产生，也不是在氏族社会形成的一个集团同氏族社会以外另一个集团的对立斗争中产生。它是作为征服相邻部族的广大地区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斯巴达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斯巴达人的祖先多利亚人从北部来到土地肥沃的欧罗塔斯河流域，以武力征服了土著居民，把他们变为斯巴达公民们的集体奴隶，称为“赫劳士（Helot）”。公元前8世纪后期，斯巴达人为了解决它的人口过剩和土地不足，又出兵西邻，征服了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为了预防和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斯巴达人逐步实现了内部的联合，建立起统一的政治权力和国家机构。斯巴达的国家机构由国王、长老会议、公民大会和监察官组成。国王有二人，分别由两个家族世袭。他们的权力主要在于宗教和军事方面。平时，国王的权力相当有限；战时，由一人率军作战。当监察官权力扩大以后，国王的权力更受到了监察官的限制。长老会议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成员为30人，其中包括国王二人以及年满60岁以上的贵族28人。这些贵族皆是身经百战的解甲之士，他们有长期的治国经验。斯巴达的所有国家事务都由长老会议讨论决定，然后，交公民大会通过。长老会议也是斯巴达的最高司法机关，一切民事案件、刑事案件都由它来审理。公民大会一般由年满30岁以上的斯巴达男性公民组成。这些公民必须世居斯巴达，外侨在斯巴达不得享有公民权。公民大会对长老会议的提议有表决权，而无讨论权。表决时以呼喊声来决定表决的结果，声高即表示通过。监察官共有5人，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一年一选，全由贵族充任。他们的职责是监督国王，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监督公民生活和镇压赫劳士的反抗。从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起，他们的权力有了明显的增加，取得了代替国王主持长老会议和公民大会的权力，同时也获得了负责司法执行的权力。斯巴达人把他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军事服役上面，对于政治运作一般不大重视。

这类国家由于内部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所以不可避免地把统一和强权作为重要的政治目标，也不可避免地对个性的自由与独立有所忽略。在政治体制上这类国家常常实行的是寡头制，有较为明显的专制与集权的倾向。

第三类是因为移民而产生的国家。米利都、叙拉古是其中的典型。顾名思义，这类国家建立于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人的移民浪潮之时。移民者每到新的居住地，为防御当地人的攻击和海盗劫掠，通常筑城而居，逐渐地城堡内的移民形成了其自身的社会与政治的共同体，建立起政府机构，国家随之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移民运动与公元前12世纪的部族大迁移不同，那是整个部族整个部族的集体迁移；它也和荷马时代后期的移民不同，那是自发的、个别的活动，而且数量也很少。而这一时期的移民运动是早期国家发展的产物，是保证公民集体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解决国家内部人口不断增多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对此，希腊人自己就有过认识。修昔底德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希腊其他地方的人，因为战争或骚乱而被驱逐的那些最有势力的人，逃入雅典，把雅典作为其稳定的避难所。他们变为公民，使雅典的人口迅速增长。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公民，最后，被迫将移民派往爱奥尼亚去了。”[116]马克思对此也曾作过认真的研究，并对这一现象有过深刻的分析。马克思说：“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的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117]母邦对于刚刚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常常给予很大的恩惠和帮助，“但却视殖民地为已解放的儿子，不要求直接的统治。殖民地自决政体，自定法律，自选官吏，而且以独立国资格向邻国宣战媾和，无需母市（邦）的承认或同意。”[118]

移民离开母邦迁居海外的原因很多，除了生产力不够发达无法养活公民以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有的是家乡被异族侵占，不甘于受奴役而远走他乡；有的是因国内竞争失败，或人口压力被迫出走；有的则是因为国内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自然灾害，等等。但不管什么原因，殖民国家都是从母邦独立出来的，是母邦在进入国家以后出现的现象。

应该说，公元前8—前6世纪的希腊国家的出现是与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在这期间，希腊制造了使用200名水手的三层桨船，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和冶炼场，产生了更为先进的农业耕作方法，建造了宏大的神庙和运动场。公元前776年，希腊人在奥林比亚（Olympia）的小树林中举行了第一次体育运动会。在公元前750年前后，希腊人又从腓尼基（Phoenicia）人那里学到了书写艺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元音字母。这些都促进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进一步分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119]而这一分工的不断加深又为轴心时代希腊文化的大踏步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希腊城邦国家的特征

城邦制度是希腊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古代希腊人的伟大的政治实践，是希腊人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西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城邦在希腊文中叫做波里斯（Πολιs，Po1is），在荷马史诗中是指堡垒（城堡）或卫城[120]，后演化为一种政治单位。在西方语言中，诸如政治的（Political）、政治学（Politics）、政体（Polity）等词均来源于城邦。一般认为，城邦是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国家组织形式，它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的管理机构有非常密切的承继关系。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管理机构，如军事首长、长老会议和人民大会在希腊城邦的各个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过。以公民大会为例，它不但出现于荷马史诗中，而且也出现于克里特和斯巴达，出现于雅典。当然，因时间和地点不同，公民大会的作用也有所区别。在荷马时期，普通民众仅仅是听众而已，在克里特和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权力也只限于对元老院事先讨论过的提案进行表决。[121]然而，在雅典等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每一个与会公民都有提案或修正议案以及支持或反对他人所提提案的权利。正如智者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所言：“如果他们（雅典人）所议论的主题是有关政治智慧的，政治智慧所遵循的原则总是正义和节制，那么他们会听取每个人的意见，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拥有这种美德，否则，城邦就无法存在。”[122]

小国寡民是早期国家最重要的外部特征。列宁说：“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所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地理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123]这与希腊早期城邦的情况完全吻合。

在希腊，典型的城邦通常以某一城市或城堡为中心，逐渐联合附近数公里的若干乡村，山、河、海洋是它与其他城邦相分隔的主要自然界线。城邦是当地居民的共同体，在血缘、语言、传统习俗和宗教仪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当然，也有不存在城墙的城邦，如斯巴达等。据Starr估计：一般的典型城邦的面积在50—100平方千米之间，公民人数在625—1250人之间，能够提供战士的人数为225—625之间。[124]总人口超过数千人，达到数万人的并不多。中希腊的弗西斯面积1650平方千米，有22个城邦，平均每个城邦占地70—75平方千米。在阿提卡半岛东南部的基俄斯小岛面积不足150平方千米，上面建有4个小邦。科斯岛上也有4个城邦。科林斯有880平方千米，其东邻的麦加拉也与之差不多。斯巴达在征服美塞尼亚后领土达8400平方千米，雅典约2550平方千米，都属特大型城邦。在几个较大城邦中，叙拉古有公民3万—5万人，科林斯不超过5万人，阿尔戈斯和底比斯估计也在这个水平上。斯巴达和雅典要大一些，斯巴达可以养活9000名战士，雅典在希波战争时也约当如此。[125]公民是城邦的基础，适中的公民更是城邦存在的前提。柏拉图提出理想的城邦应该有5040名公民，[126]而亚里士多德也主张：城邦不宜过大，人口不宜过多，疆域更应适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最主要的配备自然是公民。对于城邦来说：公民的数量非常重要。他指出：“凡以政治修明著称于世的城邦都对其人口有所限制”，因为城邦人数过多，“就难以制定秩序”。[12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10个人的城邦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不能自给；10万人的城邦是荒唐的，因为它不能适当地治理。城邦理想的人数是成年男子在平时能听到一名传令官的喊声，战时能听到一名将军的声音为度。“城邦如万物——动物、植物、无生物……——也有其自己适中的限度”。“一个城邦如果人数过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邦，因为它可能难于拥有一个真正的立宪政体。谁能成为这么多人的将军？除声音洪亮的传令官，谁又能够为其传替消息？”“一个城邦最适度的规模是其人数最多时足以自给自足，且人人生活在可以相互看到的地域之内。”[128]希波达马斯（Hippodamas）在规划皮里优斯（Piraeus）时说，当地理想的公民人数是一万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希波达马斯的想法显然是当时希腊现实的反映。

公民和士兵的结合是城邦赖以存在的军事基础。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保卫城邦的独立和安全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132]公民们平时农作、训练，战时打仗，作战时所需的马匹、甲胄、武器、粮食等都由自己解决。城邦按照公民财产的多少、尽军事义务的多寡来决定他们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当然，军制和战术的变化也对城邦的政体形式产生重要的影响。例如，当军队以骑兵为主力时，政治上往往是贵族制或寡头制，因为能养得起马的只能是少数贵族。当重装步兵成为城邦战争依靠的主力时，贵族制开始向温和民主制过渡。因为参加重装步兵的成员都是比较富裕的公民，是农夫。而当海军成为城邦主要军事力量的时候，下层平民在政治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常常导致平民政体的建立。对此，就是当时人都有过深刻的分析。有一位生活于公元前470年左右的作者曾这样说道：“不错，在雅典穷人和普通人应比贵族和富人享有更多的权力，因为正是普通人操纵着舰队并给城市带来权力；他们提供了舵手、水手长、下级军官、哨兵和修理船只的工匠；使城市强大的正是这些人，重装步兵、贵族和有身份的公民是远远比不上他们的。”[133]很显然，公民兵制是与城邦落后的税收制度和公民间相对的平等观相一致的。

当然，城邦中公民内部的相对平等，并不意味着城邦内部没有不平等的现象。不过，这种不平等是建立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的。城邦政治家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缩小公民之间的这些不平等，从而维护相对稳定的公民团体，因为它是城邦政治的基础；其次，使每一个公民依公民身份而分享某种平等的权利，再按每个公民不同的经济地位（承担义务的能力）来分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尽多少义务，就享有多少权利，依义务定权利，这是希腊城邦一条重要的规则。

城邦虽然有许多共同性，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政治体制上看，各邦之间或某邦各时间段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斯巴达是贵族寡头政体；雅典则经历过王制、僭主制和民主制政体。而就城邦的政治结构而言，则更是变化万千。例如斯巴达虽然有两个国王，但他们并不是国家的最高首脑。他们既要受监察官的监督，还要受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掣肘。雅典的政治结构则更为复杂，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公民法庭、元老院，还有执政官、十将军委员会，各个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职权，而且机构之间相互制约。城邦政治体制的多元性一方面表明希腊政治发达；另一方面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学的诞生，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在考察和研究城邦现实的基础上写就的。

封闭性和排他性是城邦的重要特征。城邦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不仅仅妇女、儿童和奴隶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而且还有被释奴隶或者从希腊其他城邦移民来的自由人及其子女都被视为外人。在古代希腊，授予外人以公民权的情况十分罕见，除非是处于特殊时期。[135]正因为如此，所以，即使是民主派也不希望打破传统的男性公民共同体。恩格斯对此有过很好的阐述，他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的不平等的作用比任何平等要大得多。如果认为希腊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被保护民、罗马的公民和罗马的臣民（该词是在广义上使用的），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在古代人看来必定是发了疯。”[136]城邦精神的整体主义是城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所谓整体主义，就是在对待个人与城邦之间的关系上，城邦第一位，个人第二位，个人只有融合于城邦，为城邦而献身，才真正实现了其价值。希腊人把城邦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公民集体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在这方面说得很清楚：“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脱离了身体的手足同石制的手足无异，这些手足无从发挥其手足的实用，只在含糊的名义上大家仍旧称之为手足而已。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织部分），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满足其需要）。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137]把城邦共同体看得比个体重要是希腊城邦中公民们的一种独特的政治心态。在希腊人看来，有了城邦，公民个人的一切都有了，城邦的毁灭，也就意味着公民权利的丧失，甚至有沦为外邦人或奴隶之虞。城邦繁荣、强大，就意味着公民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因此，希腊城邦中的公民都把城邦的整体利益视为神圣，公民的集体意志视为法律。苏格拉底式的献身，就是城邦整体主义精神的模范遵从。

当然，希腊城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先前强大的城邦，有变得默默无闻的；而往昔弱小的，又有变得强大的。斯巴达和雅典都是后来居上才发展起来的。不过，希腊城邦实力的不断变化，霸权的不断更替虽然打破了地区的局部平衡，但并没有动摇城邦的内部结构，这或许是希腊城邦的最大魅力。

（二）希腊古典社会的盛衰与马其顿帝国

1。希腊古典社会的盛衰

公元前5—前4世纪前叶是希腊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时代希腊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希腊社会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希腊的大量成就也都产生于这一时间段。

公元前8—前6世纪以后，希腊各地基本上完成了由部落向国家的过渡。据不完全统计，在希腊有国家300个左右，这些小国寡民的国家分布于希腊半岛、爱琴海以及下亚细亚等地区。然而，刚刚进入文明状态的希腊小国很快又遭遇了波斯人的强大进攻。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动用海、陆两方面大军向希腊挺进，正式挑起了与希腊人的战争。大流士给出征将军下达的最初命令，就是“征服和奴役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并把这些奴隶带到他的面前来”。[140]年轻的希腊面临着自从进入国家以来第一个严峻的考验。

面对波斯强敌的入侵，面对失去自身独立和自由的威胁，希腊人众志成城，奋起抗战。无论是马拉松还是温泉关或是萨拉米斯，英勇的希腊人都创造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波斯大军终于在团结的希腊人面前失败了。公元前449年，波斯被迫签订和约，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承认小亚西海岸希腊城市的独立。[141]希波战争正式结束。

希波战争遏止了波斯帝国的向西扩张，削弱了波斯帝国的实力，加速了波斯帝国衰落的历程。更重要的是，希波战争保卫了希腊人的独立，延续了希腊文明的发展。正如柏拉图所说：“如果没有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共同起来抵挡迫在眉睫的奴役，我们也许可以断定：希腊各城邦早已混杂在一起了，希腊人与野蛮人混杂，其处境与眼下生活在波斯专制统治下的那些民族一样，被分解或者可怜地杂聚在一起了。”[142]正因为希腊人的胜利，才使希波战争以后，希腊很快地进入了古典社会的繁荣期。由于雅典和斯巴达在希波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战后的希腊史基本上是以它们两个国家尤其是以雅典为中心而展开的。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相反地，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我们看到，法律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为所有的人都提供了平等的公正；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致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我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这些法律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是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民主政治为雅典的文化繁荣创造了极好的条件，正是在生活安逸、思想相对自由的氛围下，雅典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和中心，出现了众多名垂史册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留下了许多流芳百世的杰作，为人类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对外事务方面，希波战争以后，雅典继续推行向爱琴海发展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加强其对提洛同盟的控制。提洛同盟（DelianLeague）成立于公元前478年，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反抗波斯的侵略，“劫掠波斯王国的领土，以报复他们过去所受的损失”。[145]因加盟各邦集会的地点和同盟金库设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上，故名。最初入盟的城邦有30余个，后来越来越多，最多时超过250个。包括爱琴海的大部分岛屿以及爱琴海沿岸、黑海沿岸和连接爱琴海和黑海海峡地区的大部分希腊城邦。入盟各邦或出战舰或出钱，开始每年缴款的数额为460他连特，后扩大到600他连特。公元前454年，提洛同盟的金库以及5000他连特存款被雅典移至雅典。提洛同盟的金库实际上变成了雅典国库的一部分。公元前449年，希波战争结束，雅典人拒绝入盟邦要求解散同盟的请求。至此，雅典人已经彻底地控制了同盟者。此后，雅典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到公元前431年，雅典年财政收入已达1000他连特。其中50%以上来自同盟的贡赋。假如没有这一笔贡金，伯里克利时代是不可能出现雅典城邦内部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的情况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伯里克利曾多次在演说中说，同盟国“所缴纳的金钱就是雅典的力量”。[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