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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贡师泰与玩斋集（第1页）

第二节贡师泰与《玩斋集》

贡奎次子贡师泰，无疑是宣城贡氏最值得重视的家族成员。他是家族中在元朝职任最高、影响最大、遗存著作也最多的著名学者。他幼承家学，又师从吴澄，入读国子学，受到诸多元代中晚期大家的影响，很早即以文学知名。师泰有杰出的政治才能，所至政绩卓著，但是由于元朝统治者对南士的排斥以及元末战乱，他仕途坎坷，难以发挥才智。师泰一生诗文创作繁富，生前即编有多部文集，虽元末明初多有散佚，仍在元朝历史和文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与影响。

一、生平与学术

贡师泰（1298～1362），字泰甫，号友迂、玩斋、戾契、喌喌等。他幼承庭训，颖悟过人，三岁能诵诗，祖父曾叹为“吾家书厨”。[1]仁宗延祐二年（1315），贡奎提举江西儒学，年未弱冠的师泰从行。时元代大儒吴澄适辞国子司业归居乡里，师泰受业其门，深得器重，曾中江西堂试第一。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也因此将师泰收入《草庐学案》，列为吴澄门人。延祐五年，贡奎入朝为翰林待制，师泰从至京师，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以大臣荐进入国子学。是时，柳贯、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相继为学官，师泰以“缙绅佳子弟岀入诸老先生间”，[2]“讲明论议，涵濡渐渍，所得者深，所蓄者大”。[3]此时，师泰已展露了出众的文学才华，以“能诗文”而“有时名”，[4]尝作《傩神赋》，袁桷“大加赏叹，谓他日必秉文衡”。[5]

据朱鐩《玩斋先生年谱》和《玩斋先生纪年录》，泰定元年（1324），贡师泰曾中江浙行省乡试。不过，刘中《户部尚书贡公历官事略》、揭汯《有元故礼部尚书秘书卿贡公神道碑铭》皆无记载；而且该年为会试之年，不当举行乡试，亦不见贡氏有参加会试的记录。直至泰定四年，师泰方在国子学以“积分及期，丁卯科李藻释褐榜登科，授从仕郎、泰和州判官”，以而立之年步入仕途。[6]释褐后，师泰并未离京赴任，两年后，又因父贡奎去世而丁艰。至顺三年（1332）服除，改徽州路歙县丞，仍未赴，江浙行省辟为掾史。然而，就职不过两年，顺帝元统二年（1334），在代表守旧蒙古贵族势力的权相伯颜主持下，中书省移文江浙、江西、湖广三行省，不得征辟本省士为掾属，已任者则要在三省之间对调，其他行省亦不得任用江南三省士人。对于这项旨在限制南士仕宦的不平等政策，贡师泰做出强烈反应。他上书丞相，指出“人材之生，无问南北，用材之道，何分远迩”，举唐、宋南方名臣陆贽、张九龄、范仲淹、欧阳修、周敦颐、朱熹等为例，特别是本朝世祖在中书省和御史台都曾任用南士，证明这一政策的荒谬，“不惟远弃历代之嘉猷，实乃近变世祖之良法”。[7]同时，他又毅然不从迁调，辞官不仕。至元三年（1337），贡师泰除翰林应奉文字、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首次入朝任职。但时隔不久，从兄师道亦入官翰林，师泰为避嫌辞任。迁奎章台典签，又以避父贡奎名讳辞官。遂南还宣城南湖，优游田里近七年，葺爱日亭，奉侍老母；置学田，养子弟之来学者；立义庄，赡宗族之无依者。至元末，又为母张氏服丧。由于两任不赴、二度服丧、三次辞官，所以在入仕第一阶段的十六年中，师泰虽曾五次受到任命，实际任职却不足三年，仕途极不顺畅，却也由此显示了贡氏重名节、有持守、不贪恋官职的高洁人品。

至正四年（1344），贡师泰服阕，出任江浙行省绍兴总管府推官，进入仕途的第二阶段。绍兴路下辖二州六县，地大民众，狱讼号称繁剧。而推官一职，专详审理刑狱。师泰虽以儒者出任，却“诚以本之，恕以推之，刚断以济之，公正以持之”，所以能够判决疑狱，平反冤案，使得“庭无滞讼，狱无冤囚，豪强慹服，善良赖以为安”。[8]三年任满去官，士民挽留，省、台、宪府荐章交上。好友王袆为作《绍兴谳狱记》，详细记述其政绩。至正七年十一月，贺惟一（蒙古名太平）为中书左丞相，搜罗天下人才之有政誉者，贡师泰以治行为浙东西第一，得复召入朝为应奉翰林文字，参与修撰《后妃》《功臣》列传。九年，史事毕，迁宣文阁授经郎。五月，又扈从顺帝赴上京，兼经筵译文官，曾进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反复于义利之辨。十年，迁翰林待制，俄兼经筵参赞官。又南下代元帝祭祀天妃，自直沽至漳州，凡十七所。十一年，代祀事竣，未还，道拜国子司业，“诸生闻公之至，欣悦倍常”。[9]

至正十二年三月，元顺帝接受太师右丞相脱脱建议，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10]于是首用贡师泰为吏部郎中，未几，改拜监察御史，分巡上京，平反疑狱。《元史·贡师泰传》云：“自世祖以后，省、台之职，南人斥不用，及是，始复旧制，于是南士复得居省、台，自师泰始，时论以为得人。”十三年，江淮各地爆发反元起义，京师粮食不足。顺帝遣太师右丞相脱脱南征，下诏赦免起义百姓，促使归顺。师泰以吏部侍郎奉使宣喻，并携内帑钱和籴于湖州等路。他不经地方官吏散敛，听任百姓有储粟者自行陈籴，又增粮价210，且先付钱，后纳粟，未越月，即得粮六万余石，供给京师。杨维桢撰《吏部侍郎贡公平籴记》，记载其事。[11]改兵部侍郎，巡视整饬京师至上都十三处驿站。当时富者倚权势荫蔽，贫者无援日困。师泰不受请托，历究病原，验富贫，均徭役，使豪贵慑服，数十郡贫困驿户得以苏息。十四年，复出巡涿州、良乡等七驿，均平允当如前。转都水庸田使，再次和籴平江等路，得军储一万石，逾月而事集。

自至正四年任绍兴路推官，至十四年为都水庸田使，贡师泰仕途的第二阶段较为顺畅，成为元世祖之后首位出任中书省和御史台的南士。他也不负众望，虽迁转频繁，职任变化颇大，却能在审理刑狱、教育诸生、整顿驿站、和籴粮储诸方面都做出显著成绩，表现出卓异的政治才能。《贡公神道碑铭》曰，师泰“为政外严内宽，不苛不弛，有古良吏之风”，《元史》云其“于政事尤长，所至绩效辄暴著”，实非虚誉。

至正十五年正月，罢都水庸田使，贡师泰除江西湖东道肃政廉访副使，寻升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六月之任。十月，以礼部尚书召。十一月，又改任平江路总管。时因战乱，海运不通，京师粮食匮乏。元朝设立分海道防御运粮万户府于平江路，希望征集江南粮食，以供给京城。师泰改任平江路总管，或出于他在吏部侍郎、都水庸田使任上擅长和籴的考虑。然而，十三年五月在淮南起兵反元的张士诚，已经先后攻占泰州、高邮、泗州等地，进逼长江。长江南岸的平江路已岌岌可危。有人为师泰安危担忧，劝他“宜迟迟其行”，以观时势变化。师泰却以“上命也”而不从，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就任。[12]果然，十六年初，张士诚因淮东饥荒，遣军由通州渡过长江，入常熟，正月三十日即攻陷平江，又连陷湖州、松江、常州诸路，并改平江为隆平府，建都于此。贡师泰官属溃散，怀印与推官俞节欲赴水死义，遇渔人营救，遂隐居吴松江上一年多，寓钓台书院山长吴野（字景文）家，改易姓名为端木氏以避祸，并作《幽怀赋》以自见。这篇重要文献，直至明嘉靖七年（1528）宁国知府沈性重编贡师泰诗文集时，尚保存在贡氏裔孙贡钦处。遗憾的是，沈性因此赋“词意颇不类”，可能是对明朝廷有所违碍，未编入《玩斋集》，而是“归之钦，俾自录入家集”，[13]以致未能流传后世。否则，元末浙东的历史情景，贡氏当时的境遇心态，读者可以得到更为深切的理解。

至正十七年八月，张士诚归降元朝，贡师泰得以归印江浙行省。十月，行省丞相达识帖睦迩因平江失守并非师泰之过失，以便宜除两浙都转运盐使。师泰就职，即剔除积弊，使奸贪慑服，盐法流通，以资国用。次年八月，又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到署未阅月，即庶务毕举。不过，此二任皆非元朝直接除授，只是江浙丞相承制所任，故师泰虽尽力职守，却并不合其志趣。

至正十九年正月，为缓解京城粮食困境，廷议罢福建都转运盐使司，设置提举司，起贡师泰为户部尚书，分管以福建、广东盐易米，自海路漕运直沽。在元末各地战乱的情况下，要完成这样的使命是非常困难的。师泰本人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他还是毅然接受任命，一面上书中书省，申明：“闽中山多田少，以盐易米，故为便益。福建只恐盐有余而米不足，民将不堪，财竭力尽，人心离散。”提醒当政，此事只可权宜，不能久行；一面自杭州出发赴任。由于道路受阻，师泰在海宁滞留七个月，其年冬，留眷属于海宁，始经会稽、上虞、鄞县，浮海抵达福州。其时舆论多言不便，官仓存盐不满百引，福建郡县又多为起兵者割据，虽名义上禀命行省，而政令难以施行。在这种艰困的情况下，师泰“剪刈魁奸，搜剔宿蠹，分遣僚属，晓喻客商，严制以断私贩，分隅立局以便民食”，居然“逾月，得米五万余石，先漕京师”。[14]同时，他再次上书中书省，指出福建已经盗贼充斥，绝无商贾，而且境内素非产米之地，恳切地说明以闽盐易米漕运京师不利于行省治安。然而，元朝当时急需粮食，至于福建的民生与安定，已非当政所及。故二十年九月，元朝以笃列图代任户部尚书。师泰立即退出官邸，出居福州城西香严寺，谢绝有司俸廪，筑高风台、鸣凤亭，日与诸生讲明道德性命之要。二十一年九月，元朝以秘书卿召贡师泰还朝，并命福建行省还其所辞俸禄。又由于福建战乱，次年夏始离福州北上，七月抵达眷属寓居的浙江海宁，十月十日即因病去世。

由至正十五年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至二十二年病卒，贡师泰仕途的第三阶段历经坎坷。平江路总管将及一月，即城陷出逃，不得不避居吴松近两年。两浙都转运盐使与江浙行省参政二任，又皆出于行省便宜除授，不能真正施展才干。以户部尚书分漕闽广不足一年，又值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只能出于权宜，勉力而为，并不能做出根本的调整。所以，尽管师泰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却既不能得到朝廷的充分信任，更无力挽回元社将屋的颓势，年仅六十五，即以瘴疠卒于海宁寓所。门生朱鐩编纂《玩斋先生年谱》与《纪年录》，刘中作《贡公行状》，秘书少监揭汯撰《贡公神道碑铭》，记载师泰世系、历官、行事。明洪武初修《元史》，亦于卷187收录《贡师泰传》。

贡师泰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两方面：其一，他两度担任学官，热衷士子的教育和举用。至正九年为宣文阁授经郎，负责训育功臣子孙，师泰师道甚严，受到三宫赏赍。至正十一年任国子司业，“在监一年，深厌时望”，[15]还捐献自己的俸禄，并节约浮费，积累赀材，增“广学舍六十间以及诸生宿处”。[16]即使转任他职，师泰于政事之暇亦不忘开门授徒，直至辞世。《神道碑铭》称其“笃淳温厚，乐易可亲，所至之地，学者云集，虽在官次，教亦不倦，前后受业于门者，凡数百人”。《元史》亦赞之“尤喜接引后进，士之贤，不问识不识，即加推毂，以故士誉翕然咸归之”。师泰还多次出任科举考官。至正四年为江浙行省乡试考试官，“得士最盛”。十三年参考大都乡试，“门弟授业者益众”。[17]二十二年主考福建行省乡试，“榜中再举、三举之士过半，尤为士论所归”。[18]此外，据《神道碑铭》，师泰还曾担任国子学公试和会试考官。至正十九年，江浙行省移请主考乡试，师泰因出任户部尚书将督漕闽广而弗就。但他看到由于战乱道路不通，乡试举人赴京参加次年春季会试不便，即建议行省将乡试时间由八月提前到四月，以便贡士可以在五月趁海道风汛入京，受到行省丞相赞可，并转奏朝廷。其后，各省皆仿例施行。

其二，贡师泰著作颇丰，有经学注释，亦有多部诗文集。师泰出身世家，夙承家学，又曾从游吴澄，入读国子学，受到袁桷、柳贯、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元中晚期大家影响。在经学上，其父贡奎以礼学为主，生前多次担任礼官，预定典礼，晚年曾“粹撷诸礼书为一家言，未就而卒”。[19]师泰早年主治何经，史文阙载。但据《年谱》，他在国子学时已“改治《诗经》”，著作亦有《诗补注》20卷。[20]可惜，这部《诗经》注释未见刊刻流传。不过，贡奎之学虽“于经子史传无所不治”，[21]实以文学名家。师泰也并不以经学闻世，而是以诗文创作为主要成就。贡氏自入国学，即以能诗文著称，“平生所为诗文”众多，“亡虑数千百篇”，生前即编有《友迂集》《玩斋集》等多部诗文集。虽经元末战乱，“图书散失”，“文稿存者十亡一二”，[22]仍具有重要价值。贡氏诗文集的元代诸家序，如王袆、钱用壬、杨维桢等，多从元代诗文的发展，探讨其成就与地位。评价其文章“严密清丽，闲深典实”，足以成一家之言；[23]诗则格律高雅，清虚简远，得于自然，继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元四大家之后，“可谓挺然晚秀”，[24]充分肯定了贡师泰在元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二、师泰诗文的元代编集

至元三年，贡师泰首次入朝为应奉翰林文字，时青阳余阙亦任职京师，两人以天性迂阔而结为好友。至正八年，师泰再次入朝任翰林应奉，余阙适为翰林待制。阔别十年后再度相逢，余阙惊叹师泰“别后所为诗文甚富，且大进益”，遂以“友迂”为宗旨作序。[26]师泰亦取友迂名轩。门生豫章涂贞，为编《友迂轩文集》，收录师泰此期诗文。至正十四年，师泰任都水庸田使者至吴和籴，寓居平江的临海学者陈基见到这部《友迂集》，亦为之作序。

至正十一年，贡师泰拜任国子司业，僦屋京师仁寿坊之北委巷之中，“室中唯砖床木榻几研，揭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于壁，虚其中之方，以示环中之妙，而《河图》《洛书》、周子《太极》诸图，悉列而陈之。经籍之外，无他长物”。新安程文“以君之好读《易》也，请名曰玩斋”，并作《玩斋记》以述之。师泰亦自号“玩斋生”。[27]门生会稽何升，编其诗文为《玩斋集》，有至正十五年翰林侍讲黄溍、金华王袆、监察御史危素三序，其中危素序今已不存。

至正九年贡师泰任宣文阁授经郎时，邯郸赵贽“始至京师，以诸生礼见，得执笔墨承事左右”，于师泰著作曾“饫观而熟味焉”。十五年六月，师泰就任闽海道肃政廉访使，赵贽又随从南行，“暇日辄窃录其歌诗数百篇，藏诸箧笥。门生乃穆泰、阳綗、桂郁、郑贯等，请刻梓以传”，贽遂于十一月序以传之。与以往各集不同，赵贽编序的《玩斋诗集》，只是贡氏的诗歌选集，而非特定时期的作品集，“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纪载，则具有全集在焉”。[28]所谓“全集”，当指《友迂》《玩斋》等以往编辑的贡氏诗文集。

至正十七年八月，张士诚归降元朝，十月，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以便宜除贡师泰两浙转运盐使，次年八月，复升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二任皆非贡氏之志。十八年程文《东轩集序》云：“先生脱吴门之难，栖迟海上者三年，益得肆其问学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已为两浙运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则抑遏隐忍，以就笔砚之末，载其道于书”，遂成《东轩》《备万轩》二集。“故其陈义之高，属辞之密，深厚尔雅，又非前日《友迂》《玩斋》之比矣！”[29]东轩在杭州路学，是师泰任两浙转运盐使时的寓所。备万斋位于杭州新门外，原是徐氏旧宅，师泰为浙省参政时佣居于此，虽木床瓦灶，四壁空无长物，却大书“备万”题颜，且自撰《备万斋记》述其寓旨。[30]

至正十五年，贡师泰曾任福建闽海道肃政廉访使。十九年正月，又以户部尚书监督漕运，次年初抵达福州，同年九月罢尚书后，又移居城西香严寺，筑高风台、鸣凤亭以娱情，教授诸生为务，直至二十二年七月以秘书卿返回海宁。凡二度居闽，将近三年。《闽南集》《三山稿》，即是师泰晚年居留福建时的诗文集。三山是福州之别称，以州城中有九仙、闽山、越王三山而得名。

至正十五年，何升、赵贽曾分别编辑《玩斋集》与《玩斋诗集》。不过，前者是师泰任国子司业前后的诗文结集，后者只是诗歌选集。而至正十九年、二十一年编定的《玩斋诗集》和《玩斋文集》，则打破以往对各时期诗文的分别结集，将劫后遗存的贡氏诗文重新汇录整理，按诗文体裁统一合编。这是师泰生前，对其一生诗文创作的全面总结，次年十月，贡氏即卒于海宁寓舍。

三、《玩斋集》的版本源流

据刘中《户部尚书贡公历官事略》，师泰“《玩斋诗集》《友迂斋文集》《螾窍集》《备万轩集》《东轩集》《三山稿》，皆次第刊行于世”，即元代编纂的贡氏诗文集，曾有刊刻流行。不过，这些刊本均未能保存至今，刊刻情况也少有记载。后世流传的贡师泰集，并非元代诸编，而是源自明天顺七年沈性重新辑录的《贡礼部玩斋集》。

1。明天顺七年沈性重编本

沈性字士彝、克徇，号砥轩，绍兴会稽（浙江绍兴）人，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进士。据沈性《重刊贡礼部玩斋集序》，性幼时，其父裕庵曾手抄贡师泰《友迂集》教之，壮年师从豫章罗孟维，又得读《东轩集》，每以不获睹全集为恨。英宗天顺元年（1457），沈性就任宁国知府，属县宣城恰为师泰桑梓，遂从贡氏裔孙贡武、贡钦得所藏《玩斋稿》并《年谱》，然已“首尾脱落，仅得诗文若干首，余无存者”。沈性“于是博求之，大家世族卷轴之所题识，名山胜地碑版之所传刻，又得诗文若干首。合前二集，汇而萃之，各以类从，列为十有二卷”，“为诗、赋、序、记、传、说、箴、铭、赞、颂、问、辨、题跋、碑、铭、志、表、杂著，共六百五十三首。又有《序文》《年谱》，别自为一卷”，“总题之曰《贡礼部玩斋集》”，[34]于天顺七年（1463）刻之宣城学宫，并作序文说明编刻缘起。在《玩斋集》刊刻过程中，贡钦又从敝箧中搜得师泰遗稿，诗文共81首。沈性仍为校定编录为《拾遗》1卷，刊附《玩斋集》正集之末，复作《后识》一篇，附于该卷之后，记述《拾遗》的编刊与内容。

由此可知，沈性本《贡礼部玩斋集》，只是《友迂》《东轩》二集与晚年编录的《玩斋集》残稿，以及明代重新辑录诗文的重编，远不是贡师泰诗文的全部。经过元末战乱的残损，和明初近一百年的流失，贡氏诗文已经有了大量散佚。尽管如此，沈性本仍是现今传世的《玩斋集》各种刊本、抄本的祖本，对师泰诗文的保存流传起到重要的作用。沈性本《玩斋集》清代尚有流行，常熟张丰玉即有藏本，张金吾爱日精庐曾借以补抄宋宾王手校清抄本的脱文。但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天顺刊本国内各图书馆均未见收藏，海外亦不见著录，疑已不存。

2。明嘉靖十四年徐万璧补版重印本

明嘉靖十四年（1535），建安人李默出任宁国府同知，编纂《宁国府志》，庠生贡安国典司纂辑，而安国亦为贡氏后裔。[35]其时，《贡礼部玩斋集》锓梓已将近八十年，刊“板逸者十之三四”，“存者中亦多模糊蠹蚀，艰为全书”。[36]李默遂商议于宁国府丞西蜀徐万璧，据贡安国家藏《贡礼部玩斋集》全本，将原刊版修补重印，各卷之首标注“宛陵贡师泰著，会稽沈性编”，徐万璧、李默各作跋语附于全书之末，说明嘉靖本的情况，并考订作者生平。

徐万璧嘉靖补版重印本，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卷1、8、9配清抄本）及日本静嘉堂文库各有藏本。按沈性序与《拾遗》跋语，天顺本《玩斋集》12卷，收录师泰各体诗文，又有《序文》《年谱》，别为1卷，编定后又补《拾遗》1卷，似乎全书14卷。然今检嘉靖补刊本，则正集诗文仅10卷，即卷1赋、五言古诗，卷2七言古诗，卷3五言律诗，卷4七言律诗，卷5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排律，卷6序，卷7记，卷8传、说、问、戒、铭、赞、题跋、偈、祭文，卷9碑，卷10墓志铭、墓表；《序文》《年谱》置于卷首，《拾遗》附于正集之后，凡12卷。沈性本今虽不可见，然徐万璧本是据沈性本原版重印，只是对已经漫漶毁损的刊版加以修版补刻，并非重编、重刊，徐万璧、李默跋文中亦无说明，则二者的卷帙似不应有差。可见，沈序所云《玩斋集》12卷，即是包括卷首、正集和《拾遗》的全部卷帙而言。

沈性本与徐万璧本，在收录贡师泰诗文篇目方面并无区别。沈性序、跋云，《玩斋集》正集诗文653首，《拾遗》诗文81首。今核徐万璧本，正集收录诗370题462首，文198首，共660首，比沈序所云多7首。《拾遗》收录诗49题71首，文10首，共81首，与沈跋正合。不过，徐万璧本的目录比正文脱漏诗文篇目7首，而徐本目录又源自沈本目录，则沈性序篇数少于徐本实际收录的7首，或即由目录与正集的差异产生，而非徐本比沈本增补了7篇，否则，徐万璧或李默的跋文中，应该有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