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四章 八旗制度考实02（第6页）

第一参领第一佐领。谨按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二旗鼓佐领。谨按此旗鼓佐领亦同上。

第三佐领。谨按此系管领亦系同上。

第四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自花色佐领内分出。谨按此佐领亦改管领。第四参领第二满洲佐领顺治间郑王分封时编立，其第五任管理名花善。

第二参领第一佐领。谨按此佐领亦改管领。

第二满洲佐领。谨按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三满洲佐领。谨按同上。

第四满洲佐领。谨按此佐领系雍正元年随理郡王允礽二子弘晳分封时编立，原志失载，今增入。雍正六年晋弘晳理亲王，乾隆四年革爵。

第二满洲佐领系雍正元年分立。

第三佐领系雍正九年分立。谨按此佐领改为管领。

第四佐领系雍正六年分立。

第四参领第一佐领。谨按此佐领系顺治年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

第二满洲佐领。谨按同上。

第三佐领。谨按此佐领后改管领。

第四管领。谨按续增第四管领系乾隆元年随奉恩辅国公永璥分府时编立。允礽二子弘晋之三子。

第五参领第一佐领。谨按此佐领系顺治年间贝勒商山分封时编立。商山，皇子表作尚善，舒尔哈齐八子费扬武之二子，顺治六年，由贝子封贝勒，十六年降贝子，康熙十一年复。

第二佐领系康熙四十七年自三探佐领内分出。谨按此佐领后改为第二管领。第二参领第二满洲佐领，顺治间，郑亲王分封时编立，初系三探管理，三探年老辞退，以七品典仪官姜汝亮管理。

第三佐领系雍正十三年编立。谨按此佐领后亦改为第三管领。

第四佐领系康熙三十九年自翁阿代佐领内分出。谨按此佐领亦改为管领，后因公弘晀允礽七子雍正十二年封，乾隆三十四年革。获罪，将包衣人等分给各王公门上，乾隆四十一年将此管领裁汰。第一参领第三佐领系管领，顺治间郑王分封时编立，第二任管领名翁郭代。

新增第三佐领。乾隆五十九年十七阿哥分封多罗贝勒时编立。高宗十七子永璘五十四年封贝勒，嘉庆四年晋庆郡王，二十五年晋庆亲王，谥僖。奕劻即其孙。

第六管领亦同上。

此旗原系阿敏所主，后归郑王济尔哈郎，故多有郑王遗迹。顺治年间，已将贝勒商山封入，雍正以后，多任意分封。

由以上所考得，八固山惟正红尚保存代善之系统，次则镶蓝旗亦留济尔哈郎遗迹，其余皆尽属后起之王公。盖自顺治八年后，已尽破太祖八固山分立之制。上三旗既永为自将，下五旗亦故主罕存，强宗各拥所属之弊，已扫除矣。然王公分封之旗，既入而为之主，体统尚尊。旗下臣于旗主，其戴朝廷，为间接之臣仆。旗员惟旗主之命是遵，故雍正诸王心存不服，尚能各树党羽，以抗朝廷，非诸王之能要结，在祖训家法有所禀承，旗员自视此为天经地义，不可违也。再通考其迁流如下：

《东华录·太宗录》首：“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朔，上既即位，欲诸贝勒共循礼义，行正道，交相儆戒。辛未，率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誓告天地曰：‘皇天后土，既佑相我皇考，肇立丕基，恢宏大业。今皇考上宾，我诸兄及诸弟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惟当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弟侄，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或因弟侄等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天地鉴谴。若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天地眷佑。’诸贝勒誓曰：‘我等兄弟子侄，询谋佥同，奉上嗣登大位，宗社式凭，臣民倚赖。如有心怀嫉妒，将不利于上者，当身被显戮！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人，善待子弟，而子弟不听父兄之训，有违善道者，天地谴责。如能守盟誓，尽忠良，天地保佑！我阿巴泰、德格类、济尔哈郎、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豪格等，若背父兄之训，而弗矢忠荩，天地谴责。若一心为国，不怀偏邪，天地眷佑。’誓毕，上率诸贝勒，向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拜，不以臣礼待之。各赐雕鞍马匹。”

《东华录》：“天聪五年十二月丙申，先是上即位，凡朝会行礼，代善、莽古尔泰并随上南面坐受，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礼部参政李伯龙奏：‘朝贺时，每有逾越班次，不辨官职大小，随意排列者，请酌定议制。’诸贝勒因言：‘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上曰：‘曩与并坐，今不与坐，恐他国闻之，不知彼过，反疑前后互异。’以可否仍令并坐，及李伯龙所奏，命代善与众共议。代善曰：‘我等奉上居大位，又与上并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外国蒙古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方为允协。’众皆曰善，并议定行礼。奏入，上是之。至是谕曰：‘元旦朝贺，首八旗诸贝勒行礼，次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行礼，次满洲、蒙古、汉官，率各旗官员行礼。官员行礼时，先总兵官固山额真，次副将，次参将、游击、摆牙喇纛额真、侍卫，又次备御，各分班序行礼。’”

此为太宗改定朝仪，不与从前平列之大贝勒仍讲均礼之始。先由汉人发端，而诸贝勒乃以本年莽古尔泰有御前持刃议罪事，以莽古尔泰不当并坐，迎合太宗之意。岂知太宗志在改革，转命代善议，而代善不得不并己之并坐议改。奏入，上乃是之，于是君臣之分定，八固山共治之法除矣。

太宗时革共治制为君主制，然于诸旗主之各臣其所属，犹立法保障之。

《八旗通志·典礼志》，王府庆贺仪：“崇德元年，定亲王生辰及元旦日，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郡王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二跪六叩头礼。贝勒生辰及元旦日，本府属员齐集称贺，行一跪三叩头礼。若该属官员无事不至府行庆贺者，治罪。”

据此，崇德元年之亲王皆为旗主，故皆有所谓该旗都统以下佐领以上官员，郡王即无之。因此可为太宗时之旗主加一考证。凡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即是旗主，亦即是天命间之和硕贝勒。自此以后，贝勒只有多罗之号，尤可见和硕亲王之即为和硕贝勒所蜕化也。考崇德元年封和硕亲王者凡六人，追封者一人：代善为和硕礼亲王，多尔衮为和硕睿亲王，多铎为和硕豫亲王，济尔哈郎为和硕郑亲王，豪格为和硕肃亲王，萨哈廉于是年正月死，不及封而追封为和硕颖亲王，以其子阿达礼袭为多罗颖郡王，岳托为和硕成亲王，至阿济格则为多罗武英郡王，直至顺治元年始封和硕英亲王。则于太宗时阿济格虽有太祖遗命，命为全旗之主，迄未实行，至籍没时仅有十三牛录，即系他旗中分受之少数，盖当在睿王之正白旗内分给，而豫王又分以七牛录，仍非全旗之主也。阿济格之为人，狂稚无理，不足重任，虽有遗命，靳之亦无能为。而太祖所云四小王，济尔哈郎、多尔衮、多铎三人自无疑义，又其一必为代善长子岳托，豪格乃太宗亲子，固不应径取阿济格所受遗命而代之，其同封和硕亲王，不过示将来可以代兴之意，即欲使主一旗，亦当在太宗自领旗分内给之。岳托封和硕亲王，必为旗主。阿济格于是年封郡王，即非旗主。再证以镶红旗之包衣，只见克勤郡王之遗迹。克勤郡王乃岳托由亲王降封，子孙遂以此世袭，列为八铁帽之一。萨哈廉之后，虽亦以顺承郡王世袭，然非太宗时旗主，故包衣遗迹，顺承王之包衣尽在正红旗内。两黄、正蓝为太宗自领，余五旗归一大王四小王。至此而主名定矣。

本旗旗员之尽臣道于其主，生辰元旦如此，昏丧等事可知。而《八旗通志》于昏丧礼惟详乾隆时之见行制，不及初制。惟于雍正朝《上谕八旗》，得有反证：

《上谕八旗》：“雍正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奉上谕：嗣后贝勒、贝子、公等，如遇家有丧事，将该属之文武大臣，着吏兵二部开列具奏，再令成服。其官员内有在紧要处行走者，着各该管大臣指名具奏，令其照常办事。特谕。”

此所云该属之文武大臣，需吏兵二部开列者，及旗下人见为文武大臣，非旗内之大臣。旗内大臣惟有都统、副都统，无所谓文武，亦无庸吏兵二部分开。至其他官员则并非大臣之列者，世宗皆不许旗主家任意令其成服。则旗下属人之不容专尽臣道，且有明谕。至本非属人，由朝命任为本旗之都统以下等官，更不待言。虽对贝勒、贝子而言，亲王、郡王或临于属人加尊，其不能臣朝廷之臣，不能与崇德元年之规定相合，亦可理推也。

昔年京朝士大夫传言，松文清筠既为相，一日召对不至，询之，乃主家有丧事，文清方着白衣冠，在主家门前执打鼓之役。帝乃令抬入上三旗，免为主家所压抑。此说固不确，文清乃蒙古，非满洲，其生在嘉道间，为相在嘉庆十八年以后，已在雍正谕禁之后。此或雍正间之事，因有此事而有此谕，要皆为世宗革除八旗旧制之一端也。

太宗虽兼并他固山，乃求强而非以求富，八固山之负担，仍以八家为均分之准，则两黄旗未尝不作两家负担计也。满洲新兴之国，地广人稀，得人力即可垦地，聚人先资养赡，八家负担养赡之费。在天聪八年，正蓝尚未取得，而两黄久归自将，初不因自将之故而与六固山有殊，亦不因一人兼将两固山而不负两家之费也。

《东华录》：“天聪八年正月癸卯，众汉官赴户部贝勒德格类前，诉称：‘我等蒙圣恩，每备御帮丁八名，止免官粮，其余杂差，与各牛录下堡民三百五十丁，一例应付。我等一身，照官例赡养新人，较民例更重。所帮八丁，既与民例一体当差，本身又任部务，所有差徭，从何措办？徭役似觉重科，况生员外郎尚有帮丁，望上垂怜，将所帮八丁准照官例当差，余丁与民同例。’德格类以闻。上遣龙什、希福察讯差役重科之由，所诉皆虚，因前买妇女，配给新人，未曾发价，故云。诏户部即以价偿各备御，又谕礼部贝勒萨哈廉曰：‘此辈皆忘却辽东时所受苦累，为此诳言耳。若不申谕使之豁然，则将些少之费，动为口实矣。’于是萨哈廉奉上命传集众官谕曰：‘尔众汉宫所诉差徭繁重，可谓直言无隐，若非实不得已，岂肯前来陈诉。然朕意亦不可隐而不言，当从公论之。朕意以为尔等苦累，较前亦稍休息矣。何以言之？先是，尔等俱归并满洲大臣，所有马匹，尔等不得乘，而满洲官乘之；所有牲畜，尔等不得用，满洲官强与价而买之；凡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既为满官所属，虽有腴田，不得耕种，终岁勤劬，米谷仍不足食，每至鬻仆典衣以自给。是以尔等潜通明国，书信往来，几蹈赤族之祸。自杨文朋《八旗通志》作杨文明被讦事觉以来，朕始宥尔等之罪，将尔等拔出满洲大臣之家，另编为固山。从此尔等得乘所有之马，得用所畜之牲，妻子得免为奴，择腴地而耕之，当不似从前典衣鬻仆矣。’”

“尔等以小事来诉，无不听理，所控虽虚，亦不重处，是皆朕格外加恩甚于满洲者也。困苦之事，间或有之，然试取满洲之功，与尔等较之，孰难孰易？满洲竭力为国，有经百战者，有经四五十战者，尔等曾经几战乎？朕遇尔等稍有微劳，即因而擢用，加恩过于满洲，若与满洲一例较伤论功，以为升迁，尔今之为总兵者，未知当居何职？尔汉宫皆谓：‘满洲官员虽娴攻战，贪得苟安，不知忧国急公；我等战功虽不及满洲，忧国急公则过之。’及览尔等章奏，较前言有异矣。尔等另编固山之时，咸云：‘拯我等于陷溺之中，不受满洲大臣欺凌，虽肝脑涂地，不能仰答上恩于万一。’今览尔等所诉之词，前言顿忘。尔等诉称苦累甚于满洲，盍向熟谙差役者问之！若以满洲相较，轻则有之，甚则未也。古圣人有云：‘以家之财养贤，则取国而国可得；以国之财养贤，则取天下而天下可得。’此言皆尔等素所知也。国小民稀，朕及贝勒之家，各量所有均出之，以养上天畀我之民，此即古圣人所谓‘家财国财’之义也。既知此例，所输大凌河数人赡养之资，遂出怨言，尔等何其言行不相顾耶？朕谓尔等博知典故，虽非圣贤，必有通达事理者。自朕以及贝勒，尚散财无吝，使尔等果能达于事理，岂以随众输纳为苦耶？他国之主皆敛民间财赋，以供一己之用，有余方以养人；我国赋税，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乎？我国民力，朕与诸贝勒曾有所私役乎？取国赋糜用于家，役民力以修治宫室，不以国事为念，止图一己便安，尔等当谏之。朕为国家朝夕忧勤，荷天眷佑，殊方君长头目接踵来归，犹恐不能招致贤才，解衣衣之，推食食之。凡赏赉归附之人，皆八家均出，何曾多取一物于尔等乎？礼部亦有汉官，试往问之，八家每年出羊若干，貂裘野兽酒米筵宴若干，明告于尔。当国中年岁荒歉，八家均出米粟，赈济贫民，朕与诸贝勒又散给各固山满洲、蒙古、汉人赡养之，尔等岂不知乎？朕与八固山贝勒，于新附之蒙古、汉人、瓦尔喀、虎尔哈、卦尔察，以及旧满洲、汉人、蒙古等，凡贫穷者，给与妻室奴仆，庄田牛马，衣食赡养，何可胜数。此皆尔等所明知者。尔等果忧国急公，其间纵有愚昧无知，自言其苦者，尔等犹当劝谕，乃反因此些小之费，遂出怨言，所谓急公过于满洲者，徒虚语也。”

“尔等曾奏云：‘一切当照官职功次而行之。’我国若从明国之例，按官给俸，则有不能。至所获财物，原照官职功次，加以赏赉；所获土地，亦照官职功次，给以壮丁。先是，分拨辽东人民时，满、汉一等功臣占丁百名，其余俱照功以次给散。如尔等照官职功次之言果出于诚心，则满、汉官员之奴仆，俱宜多寡相均。尔汉官或有千丁者，或有八九百丁者，余亦不下百丁，满官曾有千丁者乎？果尔计功，论理满洲一品大臣，应得千丁。自分拨人丁以来，八九年间，尔汉官人丁多有溢额者。若谓新生幼稚耶？何其长养之速；若谓他国所获耶？尔汉官又未尝另行出征，此如许人丁，不知从何处增添也。尔等之过，朕知而不究，其贝勒满洲大臣，以尔等私隐人丁，孰不怀怨？若不任尔等多得，而有较满洲更加苦累之心，岂不将满洲汉官户下人丁，和盘计算，照官职功次再为分拨乎？倘如此分拨，尔千丁者，不识应得几人也。尔众官在明国时，家下人丁若干，今有若干，何不深思之！满、汉官民虽有新旧，皆我臣庶，岂有厚薄之分？今既如此，尔等亦同满洲，三丁抽一为兵，凡出征行猎，一切差徭，俱一例分毫不缺，尔等以为何如乎？试取朕言与尔等所言，从公忖量，有欲言者，不必疑虑，切直言之可也。且满洲之偏苦于汉人者，不但三丁抽一也，如每年牛录出守台人八名、淘铁人三名、铁匠六名、银匠五名、牧马人四名、固山下听事役二名，凡每牛录下当差者十有四家。又每年耕种以给新附之人。每牛录又出妇人三口。又耀州烧盐，畋猎取肉，供应朝鲜使臣驿马，修筑边境四城，巡视边墙，守贝勒门。又每牛录派兵一名，防守句骊河《通志》作巨流河，注即句骊河，每牛录设哨马二匹，遇有倒毙，则均摊买补。征瓦尔哈时，每牛录各喂马二三匹从征。又派摆牙喇兵十名，兵丁二三名，往来驰使，差回又令喂养所乘马匹。遇有各国投诚人来，拨给满洲见住屯堡房屋，令满洲展界移居。又分给粮谷，令其舂米纳酒，每年猎取兽肉，分给新附之人。发帑金于朝鲜，贸易布匹，仍令满洲负载，运送边城。又有窖冰之役，每年迎接新附之虎尔哈，于教场看守貂鼠猞猁狲等皮，兼运送新米。朝鲜、蒙古使至沈阳，摆牙喇章京各出人一名，逐日运给水草；夏月至，更有运给水草之役。又每年采参，负往朝鲜货卖（此当即是皮岛通商），每固山以一户驻英格地方，巡缉盗踪，又以一户驻沈阳渡口，看守船只。此皆满洲偏苦之处，若不向尔等详切言之，尔等亦未必深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