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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政策的历史轨迹（第2页）

由于上述情况，美国当局一些人对当时中国的发展方向确实做出了认为十分有利于他们的乐观估计。例如，美国《外交》季刊1997年3、4月合刊的一篇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一直“相信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变得像西方一样非意识形态（化）、实用主义，并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更加自由”[76]。由此可见美国当局当时的心态。

4。1989年“六四”前后

1989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布什继里根之后入主白宫。这时，正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恶性发展之时，更是东欧发生历史剧变的前夜。布什一上台，就风尘仆仆地开始了他的中国和东欧的波、匈两国之行。对于他这两次访问，用他自己和他的谋士的话说，是“就共产主义危机采取行动”的重大步骤，是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来加速“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的过程[77]。在谈到为什么上任才一个月就这么快地对中国进行访问时，布什说，“因为，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已建立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78]。他特别强调，“当今世界上‘正吹拂着一股清新的和风’。全世界正出现一个争取更大自由的运动，即人类创造的自由和经济机会的自由”，而“中国是最先感受到这股清新的和风的国家之一”。显然，在布什看来，中国应当是最有希望“和平演变”的国家之一。

因此，虽然当时从布什整个对外战略看，苏联仍然是被置于最核心的地位，但中国却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希望予以“演变”的国家。这当然有来自对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之错觉，也有对中国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出现美国所企望的转向的极大幻想。为此，他们在“六四”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活动。

在经济上，他们在向中国提供贷款和最惠国待遇的同时，力图通过发展美中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来影响中国的经济决策，诱导中国经济改革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煞费苦心地培植亲西方势力，特别是注重在领导层身上做文章。此外，还加强了对留美学生的“战略投资”，以改变“未来领导人”的政治立场和信念。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则大搞攻心战，通过各种文化、学术交流、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体向中国宣传资本主义模式及其制度的优越性，宣传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和“民主”“自由”“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更露骨的是，美国一些报刊和“美国之音”等利用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时机，大肆进行歪曲报道，煽动和支持学生上街游行，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4月16日，由在美国的“中国民联”部分人组成的“中国民主党”向北京一些大学生发出《告全国同胞书》，煽动学生“要求保守派官僚们下台”，“促使中共结束其专制统治”[79]，矛头直指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4月21日得到美国支持的国内一小撮反动分子甚至贴出“打倒共产党”“中华民国、国民党万岁”的标语。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等立即对中国出现的动乱表示支持。4月27日美国三大电视网都把这件事作为头条新闻加以报道。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公然散布说，希望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一种专断、残酷和不起作用的政治秩序——共产主义——的崩溃”。《华盛顿日报》说，“结束共产主义下的凄惨生活不是改革制度，而是彻底根除”[80]。布什多次表态，表示支持中国动乱分子的要求。

5月下旬，当北京一些大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聚集并成立临时指挥部时，美国当局和一些报纸更是欣喜若狂。5月2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北京起义——在人民新革命的背后》为题发表文章，宣传“（中国）政府遭到人们彻底的公开反抗”[81]。在美国当局的怂恿鼓励下，6月2日在北京多所高等院校反复出现公开主张组织武装，联合台湾国民党力量并取得国外支持进行反对共产党活动的传单——《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今中国时局可能性预测与分析》。[82]

从美国总统到传媒的所作所为，不难看出，美国处心积虑地想通过支持中国的动乱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一行动极大地鼓励了中国的自由化分子和颠覆分子。对于如此猖狂的进攻如果不加反击，甚至退让妥协，其后果不堪设想。

“六四”风波正是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爆发的。正如当时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的重要讲话所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83]。

“六四”反革命暴乱被粉碎的当天，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声明，攻击中国政府平息暴乱的行动，并宣布采取一系列所谓制裁中国的措施，还声称“共产党社会民主化过程决不会是顺利的”[84]，准备做长期斗争的打算。

“六四”事件发生后，在布什、贝克等高层人士的首肯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驻华使馆利用高技术装备，通过“地下铁道”组织了帮助被通缉的“民运”重要头目潜逃的“黄雀行动”。[85]布什政府带头在西方国家中实施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制裁。接着，美国国会又以保护人权、防止留学生回国受迫害为名，通过了一项关于中国留学生长期留居美国的“佩洛西法案”。1990年年初，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国别人权报告》，从此开始将中国列为其攻击的重点目标，攻击中国是“专制国家”，实行的是“极权统治”等。1990年3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第一次开始炮制有关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案。5月12日，布什签署公告，宣布5月13日为“全国支持自由和人权日”，对中国政府横加指责。1992年2月，苏联瓦解后仅两个月，当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就急不可耐地说，“苏联的崩溃产生了一个世纪才有一次的机会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86]。“和平演变”的目标更加对准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曾幻想中国会自动地走向资本主义并把中国视为“朋友”的美国，此时则把中国看成是危险的“敌人”。由此也更加增添了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内容与新特点。这些在1993年上台执政的克林顿政权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5。1993年以来

1993年1月起，美国民主党人，原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这是在美苏“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之后上台的第一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时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是，一方面，美国的长期对手苏联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世界却出现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由民族、宗教、领土等引起的地区冲突明显增多。令美国始料未及的是，中国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国际大背景下，在经历了“六四”风波之后，不仅没有垮台或发生演变，而且坚持改革开放，政局稳定，经济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健康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稳步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虽然更为迫切地想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向中国施加压力，逼迫中国“西化”和“分化”，只是又觉一时难以下手，更无法操之过急。但是“和平演变”中国的基本方针还是通过克林顿的主要助手和盘托出。1993年1月13日，被提名为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声称，对中国“我们的政策将是设法通过鼓励那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来促进中国从共产主义向民主的和平演变”[87]。

经过8个月的酝酿与研究，1993年9月，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所谓“扩展战略”。这可看作是美国新的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的形成。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安东尼·莱克9月21日在阐述这一战略时说，在冷战时期实行的针对全球威胁的遏制政策之后，“继之而起的战略必须是扩大世界上由实行经济的民主国家组成的自由大家庭”，而其中美国“要起领导作用”[88]。莱克说，“核心思想是民主与市场经济”。在谈到中国时，莱克表达了美国当局的利诱与威逼兼施的策略。一方面在保持与中国接触的前提下，拉中国走资本主义自由化道路；另一方面，又实际上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提高压迫和侵略行为的代价的国家”，应“给予惩罚”，还要“最大程度地缩小”中国等国对美构成威胁的“能力”等。[89]“扩展战略”之于中国乃是一种新型的“接触加遏制”的“和平演变”政策。

这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遏制”中国因素不断上升。自1995年8、9月起，“遏制”（ent）中国一词竟成了美国的一大热门话题。

美国《纽约时报》1995年8月15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正摆脱200年的软弱和耻辱。它终于掌握西方的技术和经济思想（这多少反映了他们对我国经济思想的片面理解——笔者）。许多中国人感到，他们终于能博得他们应受的尊敬和尊重。但是，中国不论朝哪个方向看，美国都在对它进行挑衅”[90]。日本《世界周报》也在1995年8月15日发表以《美中会迎来“新的冷战时代”吗？》为题的文章。文章揭露说，“对于以世界的领导者而自诩的美国来说，最大的课题是如何使中国成为不给美国及盟国带来‘危害’的国家”。《周报》援引时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埃佩尔的话说，“今后的10年将决定中国的性质”。他暗示，“今后的10年要努力把中国引导到理想的方向”。这种对美国来说的“理想方向”，就是“西化”与“和平演变”中国。

事实是，自1994年、1995年起，美国舆论越来越把中国当成一个对美国最具潜在威胁性的敌手。一位专栏作家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认为中国是继纳粹德国、日本、苏联、伊拉克之后的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五个敌人。美国要像对待以前四个敌国一样以军事和综合的手段把它打败。为此，美国当局和舆论界一门心思地从事“妖魔化”中国的活动。正如我国新华社记者李希光在1995年冬在结束对《华盛顿邮报》半年工作访问之前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美国等西方媒体用践踏人权、压榨和拐卖妇女、强迫流产节育、屠杀孤儿院的婴儿、出售犯人、走私军火、出售导弹、扩散核武器、武力威胁邻国、到处是便衣警察、半夜骚扰外国人、运动员服兴奋剂等大量的丑陋和恐怖信息，把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圈在一堵密不透风的‘石幕’内，一点看不到改革开放10多年来，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讲话以来中国经济腾飞、民主法制建设和人权的改善”。李希光写道：“美国报界素以敢于发表不同意见而自居，但最近一年来他们关于中国的报道读起来完全是一个声音，如此舆论一致，如此有组织性，真是罕见。美国报人对于来自中国的消息，已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是否编造或是高度夸大。他们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妖魔化中国。”[91]1996年9月30日美国开播了“自由亚洲电台”。该台台长把电台宗旨确定为“如同自由欧洲电台一样……将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说穿了，“亚洲自由电台”就是要在其对象国主要是中国扰乱人心，制造动乱。此外，在“妖魔化”中国的气氛中，美国国会在1997年度国防支出权限法案中首次把中国当作美国假想敌国而列入条款。[92]

随着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6月美国克林顿总统访华，处在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似乎出现了转机。自1997年10月以后，中美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频繁。美国政府更加重视同中国保持高层次、多领域的战略对话，并把“全面接触”政策推向前进。例如，寻求同中国建立定期的对话机制；重视同中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在中美关系发展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美国从维护其自身战略利益出发，担心“台独”势力可能引起台湾海峡新的危机，给自己带来被动，而重申要致力于“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之所以对对华政策做某些调整，其原因在于，美国当局在1997—1998年就美国21世纪国家安全所做的分析认为，至少在2015年前，世界上没有“可以向美提出军事挑战的势均力敌的对手”，中国要过15到20年才会具备在亚太地区投入强大军事力量的能力，此前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相反，美国面临着直接严重的“非对称性威胁”，即来自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电子黑客等非国家角色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别感到同中国在对付这类威胁中合作的重要性，因此有求于中国。

此外，美国安全观的内涵已经大为扩大，日益把别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及全球性问题同美国的安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把开拓出口市场机会的大小看作是美国经济安全领域安排轻重缓急次序的主要依据。由此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中长期前景特别看好的新兴市场，美国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而且，中国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在东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也已为世人所公认。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和对切身利益的权衡，美国当局不能不对1993年提出的“扩展战略”进行调整。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相对减少价值观因素的考虑以淡化对中国的敌意。这些，也是克林顿总统多次表示，为了美国的利益必须加深与中国的对话，孤立中国对美国没有好处的原因。[93]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中国，美国始终心存芥蒂。他们担心中国进入国际机制后会在其中自主发挥作用和制约美国。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现耶鲁大学教授杰弗里·加滕说，使中国全面地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既有吸引力也有缺陷；中国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能力可能不亚于它受这一制度管束的程度。[94]这样就形成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重性特点：既不公开以中国为敌人或作为中国近期的主要对手，又对中国抱有巨大戒心；既想把中国吸引进现有国际机制又试图以此为契机推行美国价值观与人权观，“和平演变”中国。这些，在美国克林顿总统1997年接待江泽民主席访美和1998年克林顿访华过程中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就拿美国总统克林顿1998年6月底7月初的对华访问而言，从酝酿到实现访华的全过程，就总有一些美国政界和新闻界人士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不断地以中国的所谓人权问题为由进行干扰破坏。还在1997年10月，美国政府就放出风来，除非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否则，克林顿总统不会接受访华邀请[95]。及至1998年，据美国报纸载，“在宣布克林顿总统将于6月底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美国国内就开始一场旨在破坏美中关系的运动”，而其主要借口之一又是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至于克林顿总统本人，在他启程来中国之前撰写的《我为什么去北京》的文章中，表示“在会见中国领导人时，我将继续在人权问题上做出努力，牢记这样一个目的：使情况发生变化”[96]。果然，自踏上中国土地那天起，他就大谈人权。在两国领导人会谈中谈，在与江泽民主席联合答中外记者问题时谈，在与北京大学学生见面等各种场合都谈。这既是受制于美国国内反对派的压力，也是其内心愿望的真实表达。他也确实“牢记这样一个目的：使情况发生变化”。难怪1998年6月29日当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并对师生发表讲话之后，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发问到，“您带着友好的微笑，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并来到北大校园，因此，您的光临使我们非常激动和荣幸，因为中国人民真正渴望中国和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友谊”。但是这位学生接着又说，“据我所知，在您离开美国之前，您说您访华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太重要了，接触胜过遏制”，“我想问您这句话是不是您为这次访问所做出的一种承诺，还是在您的微笑之后是不是还隐藏了其他什么话。您是不是有什么遏制中国的其他企图？”[97]克林顿赶紧矢口否认。但是，这里似乎用得着中国一句古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美国政界上至总统下至一些地方议员关于通过“接触”改变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克林顿自己说的“牢记这样一个目的：使情况发生变化”，也已经把此行的一个重要动机点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的学生发出那样的提问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香港《星岛日报》1998年6月30日在题为《北大学生的提问实在太精彩》的报道中说，“没料到这回北大学生的问题却如此尖锐，一次又一次戳中克林顿的痛处。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克林顿一直宣扬学生所追求的自由，又屡次勾起中国人民的‘六四’情结，到头来非但没有离间中国政府与学生的关系，反而挑起学生们更激动地敢于向美国说‘不’的情绪”。

1997年以来，美国一直信誓旦旦地要和中国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但是时隔不久，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竟然于5月7日冒天下之大不韪，派出美国B-2飞机，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20多人伤亡的惨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捍卫“人权”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却对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制造了一场空前的人道主义大灾难。事件发生后激起我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引起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声谴责，为美国始料所未及。美国当局用种种抵赖办法把这场蓄意的暴行说成是“误炸”。其实，这一恶性事件再次突出说明了对于美国当局来说，中国虽有某种战略上的重要性与共同利益，但美国骨子里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实质丝毫不会改变。

其实，为了搞垮社会主义的中国，他们正在不断积蓄“弹药”。他们恶毒攻击中国的政权性质、社会制度，在台湾问题、宗教问题、西藏问题、司法问题，所谓“不同政见者问题”、盗窃核机密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极尽诬蔑攻击中国之能事。他们在随时窥测方向，一旦认为时机成熟就会吹起“人权高于主权”的法螺，打着“为价值观而战”的旗号，对中国进行各种形式的破坏和攻击，达到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西化”“分化”中国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