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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政策的历史轨迹（第1页）

（二）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政策的历史轨迹

1。1949年以前

中美两国建立联系，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中国广州贩取丝茶开始，到现在已有200多年历史。从1784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的50多年时间，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平等友好的。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北部工业革命的发展及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膨胀，美国加强了向太平洋和亚洲扩张的势头，其对中国的侵略也已开始。重要标志之一就是1844年强迫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以此为契机，美国当局对华意识形态渗透政策也已有所表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开始竭力贬低中国人民，甚至把中国人污蔑为“懒散的动物”。与此同时，他们把中国看作是亚洲“向西去的文明潮流”的“枢纽”，“是一个有指望的地方”，而“美国人具有特殊的责任去进行指导”[57]。

然而，这种指导又是什么呢？一是反对辛亥革命而支持袁世凯称帝。在美国看来，“共和政府绝对不适宜中国人。中国人只知道皇帝”[58]。二是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这是因为在美国看来，假手蒋介石不仅能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其他亚洲国家的市场。于是他们把矛头对准了他们认为是心腹之患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曾信心十足地说道，“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59]。结果是，在中国制造了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却最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2。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在7月20日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中，提出了鼓励和支持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斗争策略。他在信中说，“我们仍旧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局面无论可能怎样悲惨，无论中国庞大人口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可能残酷地处于为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的一个政党的剥削之下，中国悠久文明和民主个人主义终将再起来，中国终将推翻外来的羁绊。我认为我们应当鼓励在中国的一切发展，这些发展在现在或将来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而工作”。显然，艾奇逊在这里说的“帝国主义”，指的是苏联；“一个政党”，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艾奇逊的主旨就是运用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和个人主义价值观“鼓励”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以达到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搞垮人民政权的目的。这样，艾奇逊成了制订对华“和平演变”策略的始作俑者。20世纪50年代中期，面对社会主义在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巩固和发展，以及美国在侵朝战争中的失败，美国的某些人更进一步把“和平演变”作为对付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策略原则。1953年1月，准备走马上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公然提出对中国等人民民主国家的“解放问题”，鼓吹以意识形态作为手段促进这些国家的“解放”，并且说，“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压力、宣传的压力能产生效果的人，就是太无知了”[60]。

为了达到所谓“解放”中国的目的，杜勒斯等人可说是用尽心计。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认为，贸易和文化关系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样的关系。”“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同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能促进这种消逝，那么我们就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认为，现政权参加一些联合国的活动能够促进这种消逝，那我们就不反对它参加。”[61]但是，1958年8月11日，美国国务院还是发表了所谓不承认中国的备忘录。备忘录称，“美国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不是永久的，它有朝一日总会消失的。它（美国）想通过不给北平外交上承认的做法，来加速这种消失的过程”[62]。总之，通过各种手段根本改变中国社会制度成了美国当局的既定方针。

不过，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直推行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两国少有接触。这反倒使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一时难售其奸，而当时美国把目标重点放在了东欧。

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

1969年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上台执政。鉴于当时美国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苏联实力地位迅速上升，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力量的壮大，尼克松政府开始被迫对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于1969年7月提出了“尼克松主义”。其中，把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作为关键的一步，并于1972年2月实现了他的夙愿——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了《上海公报》，美国持续了20多年的对华“封锁”和“孤立”政策，终于成了历史的陈迹。中美关系跨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积极的步骤对中美双方都带来了益处。但是，这也使美国对华和平演变政策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后，美国加快了企图引导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步伐。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在美国朝野的一些反共人士看来，是他们施加意识形态影响，搞“和平演变”的极好时机。这一方面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和平环境中，现代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社会经济力量有了迅速的膨胀。社会和阶级矛盾得到了局部的调整和调节，因而资本主义世界在经济和科技上积累起了相对的优势。与此同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挫折。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但在一些反共、反社会主义者的眼中，这是他们实施“和平战略”，把社会主义拉向倒退的大好时机。1982年6月1日，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声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63]里根发表演说后，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一次所谓研讨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运动的会议。时任国务卿的舒尔茨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历史和世界观的根本所在，公开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国家内”的“和平转变”上[64]。美国一些人鼓吹要抓住机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并说什么“西方地理政治的利益在于鼓励中国的新政策”，“苏联经济将会完全卷入规模更大的世界经济，从而使自己陷入互相依赖的商业和财经关系网。这是非共产党世界国际政治的标志之一。”[65]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美国以推行人权外交等手段，开始了有计划的“和平演变”中国的行动。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于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进行了正式访问。就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时任总统的卡特提出了恢复外国在中国传教自由和中国移民自由等问题。1979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强调“维护并促进全体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

1979年8月，时任美国副总统的蒙代尔访华期间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声称他“代表卡特总统给中国人民带来一个信息，这是关于美国、关于它在世界上的目的，以及我们对中美关系所抱的希望的信息。……我们对人权、同情心和社会正义抱有根本的信念。美国的民主制度使这些价值观标准得以制度化”[66]，竭力推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只是当时由于美国出于对抗苏联的战略需要，中美两国关于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尚未公开化。

1981年里根上台后，美国政府逐渐把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冲突推向公开。1983年2月8日，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所谓各国“人权”情况报告，其中涉及中国时诬称中国的“政治结构继续在对个人权利和自由施加重大限制，尽管中国总趋势是向一个较为开放的社会演变”[67]。1983年4月4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美国移民和归化局已经同意让中国女网球运动员胡娜在美“避难”，其编造的理由是中共强迫她加入中国共产党，而里根总统宣称他“宁肯收养她也不会强迫她返回中国”[68]。中国政府认为这是美国当局“蓄意制造的一起严重政治事件”，向美国提出强烈抗议。4月7日，中国文化部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执行1982年和1983年中美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中尚未执行的全部项目。4月9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为美国决定给予胡娜政治庇护的行为进行辩解，宣称美国不能因有人反对就屈服，就这样一个问题向美国挑战是不适当的。[69]胡娜叛逃事件实际上是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第一次出现的正面交锋。

此外，美国在中国计划生育、西藏等问题上也露骨地干涉中国内政。

1984年5月9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援外法案修正案，禁止资助中国推行人口控制计划或资助在中国推行强迫堕胎的人口控制计划组织。1985年9月25日，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声明，以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支持中国的强制性堕胎和非自愿性绝育为由，决定扣留原准备向该组织提供的1000万美元的经费。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随即对美国歪曲我国人口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言人发表声明驳斥美国政府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攻击。

美国当局还把矛头对准中国社会制度并在西藏问题上制造事端。1987年6月18日，美众议院通过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修正案和关于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的修正案。前一修正案称，中国领导应当采取必要的步骤去建立一个更民主的社会，一个实行保护所有在那个国家生活的人基本人权和自由以及开放的政治体制的民主社会。力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后一修正案则称，美应当敦促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做出的进行建设性对话的努力采取相应的行动；美总统应当指示美官员更加关注西藏人民的忧虑，以同所有关心西藏侵犯人权的人密切合作，以便寻求美国政府和人民能为之效力的领域。这表明美国当局在公然为西藏分裂主义的达赖集团撑腰。美国当局这些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的愤怒抗议。6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国国会的行为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表示强烈愤慨和不满[70]。但是，美国当局仍我行我素。9月18日至28日，安排达赖访美。21日，达赖应邀在美众议院人权小组上发表讲话，称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10月6日，美参议院以98票对0票通过参议员佩尔和赫尔姆斯提出的一项关于所谓“西藏问题”修正案。修正案歪曲当时在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抗议所谓中国在西藏“侵犯人权”，声称美国“应该把对待西藏人民的态度作为它处理同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随后签署了这一修正案。

这一时期，美国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国人民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优越性。例如，1985年10月16日，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布什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称，“我们满怀热情地相信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私有制，这种制度使我国变富”[71]。

值得注意的是，到里根下台之前，美国当局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抱着一种乐观态度，似乎中国正沿着美国希望的路线向前发展。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舒尔茨1988年7月21日在夏威夷大学的演讲说明了这一点。舒尔茨在这篇题为《美国：太平洋国家》的演说中这样讲：“集体安全、解决地区性冲突、开放性市场以及民主的价值准则，这些40年来一直是促进民族发展、国家安全以及世界和亚太地区区域性稳定的强有力的方略。……今天，共产大国——先是中国，现在是苏联——似乎已开始认识到这些政策的力量。”“形势正依循我们的途径发展——迈向和平，迈向缓和紧张局势，迈向自由市场和民主的价值标准。”[72]

如果仔细品味一下舒尔茨上述讲话的内容，不难发现，他在竭力把美国打扮成一个一向爱好和平的天使的同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兜售美国式资本主义和价值观上，并且认为中国已先于苏联开始受到美国政策的吸引。这或许就是美国当局当时对其“和平演变”中国所取得成就的沾沾自喜的自白吧。

总体来看，从卡特到里根执政这12年间，美国对华的人权外交逐步转向了公开化并使斗争长期化。尽管美国在这一段的重点放到了苏联东欧，但对中国的政治影响和“和平演变”的考虑却一天也没有停止。他们甚至把中国看作是先于苏联接受美国政策影响的国家。

但是，发人深思的是，美国当局如此大张旗鼓地发动对共产主义的全球攻势并日益明显地威胁中国之时，竟然没有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两任领导人的政治活动实践中引起应有的认识和警惕，更没有采取任何相应的有力的对策。相反，他们看不清美国人权外交的帝国主义本质，在美国人权外交和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和政治势力面前，容忍甚至放任鼓励，这就在客观上迎合了“和平演变”战略的目标和要求。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就是因为“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73]。他后来进一步强调，这两任总书记“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74]。

这样，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确实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政治形势。一方面，里根发动的反共主义全球运动在大力推行；另一方面，是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势力的形成和扩大。在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几乎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基本观点上，都遭到诋毁和挑战；我们党和人民所珍视、引为骄傲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光荣历史和传统，都无例外地遭到凌辱和亵渎；我们用以完善、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所有革命口号，包括“改革”“开放”“思想解放”“观念更新”，也几乎无例外地被接过去加以歪曲，并把它们变成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口号。到最后，甚至连爱国主义都被当作“最后一道防线”加以抛弃。1988年，围绕电视片《河殇》掀起的那场大鼓噪，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咄咄逼人的攻势推向**。《河殇》以“历史总体反思”为标榜，实质上是对我们民族的历史、革命史，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总体否定。正如《河殇》这部电视片的“总顾问”金观涛所断言的，他们所要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的尝试及其失败，是20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75]。显然，他们的论调是和美国当局遥相呼应的。